科學數據完全可以支撐國家信息產業或者大數據產業

當中國科學家的論文頻頻登上　《自然》《科學》《細胞》等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當中國的SCI論文發表數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你可曾想到，這同時意味著大量一手、原始的科學數據也流到了國外?

目前，在生命科學領域，世界上有三大數據中心，分別位於美國、歐洲和日本。過去30年，中國學者為這三大中心貢獻了30%以上的基因組數據，其中大部分與中國人群有關。

“根據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慣例，一篇論文所有的原始數據都必須上傳到權威的專業數據庫。”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醫學大數據中心副主任張國慶告訴記者，因為同行重複實驗、雜志編輯審核論文，都需要調用原始實驗數據。

地面遙感、天文觀測、基因組、醫學病例樣本……利用這些科學數據所包含的豐富信息，數據中心可以深度加工出各種知識產品，並提供給工業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所長蔣華良曾多次提議，應注重科學數據的保護和利用，當我國科研水平不斷提升，科學數據的產出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高，這一問題的迫切性也就日益突出。

與此同時，我國的大科學裝置、高水平實驗平台也越來越多。這些平台上產生、彙聚的科學數據也蔚為壯觀。“過去，中國天文學家愁的是拿不到一手的科學數據，要做研究只能利用國外開放出來的，甚至購買別人的數據。這些數據不少已經被過濾、咀嚼過。”中科院上海天文台趙建海高級工程師說，他負責領導的國際合作團隊研發出世界頂級底片掃描儀，並負責圖像大數據的推進，“現在我們可以獲得第一手數據，應該加以妥善利用，從中做出引領性的科學成果。”但這首先需要對科學數據有良好的收集、加工、流通等全過程的管理制度。

《科學數據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2018年1月經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近日由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辦法》旨在進一步加強和規范科學數據管理，保障科學數據安全，提高開放共享水平，更好地為國家科技創新、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提供支撐。

“有政策出台，我們很高興，在我國科技創新中，科學數據的管理太需要加強了!”張國慶說，《管理辦法》突出了科學數據共享利用“以開放為常態、不開放為例外”的理念，同時也強調了數據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等。

“原始數據就好像貨物，如果雜亂堆放在倉庫裏，很難發揮作用，形成一個個‘數據孤島’，甚至保管都會成為沉重負擔。”他介紹，對於生物醫學領域而言，好的數據中心會將數據進行加工，首先是確保數據的安全;第二是設計合理的制度，使數據中心發揮更好的彙聚科學數據的作用，比如幫助醫生整理手頭的臨床數據，並促成科研各方的協同合作;第三則是給各種數據以客觀的質量評價。

“我們也熱切地盼望具有實際操作性的細則盡快出台。”張國慶說，他們正在建設的生物醫學大數據中心就是要讓生命科學、臨床、環境等各類數據交彙在一起，加以分析、檢索、利用。據悉，上海發起的首個國際大科學計劃———人類表型組計劃，就將科學數據處理的任務交給了生物醫學大數據中心。

這是我國第一次在國家層面出台科學數據管理辦法。當前，為什么要加強科學數據管理?對提升國家科技創新水平發揮什么作用?如何保障科學數據安全、提高開放共享水平?科技部有關負責人和專家作了解讀。

“科學數據是國家科技創新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性戰略資源，是信息時代傳播速度最快、影響面最寬、開發利用潛力最大的科技資源。”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司長葉玉江介紹。

大數據時代，科技創新越來越依賴於科學數據綜合分析。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大科學、定量化研究特點，科技創新越來越依賴於大量、系統、高可信度的科學數據，對科學數據的綜合分析，本身就是科技創新的一種方式。一些科研團隊中也出現了專門從事科學數據管理和應用的人員，負責科學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等。海量科學數據對生命科學、天文學、空間科學、地球科學、物理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科研活動更是帶來了沖擊性的影響，科學研究方法發生了重要的變革。

據介紹，近年來，隨著我國科技投入不斷增長，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科學數據呈現出“井噴式”增長，而且質量大幅提高。但面對當前科技創新對科學數據管理的需求，尤其是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科學數據的管理與應用仍然存在明顯不足，是我國科技工作“短板中的短板”。

“特別是有許多高價值的科學數據並未在國內得到充分的共享和使用就流向國外，應該說我國在科學數據開發利用、開放共享和安全保護等方面還有很大改進空間。”葉玉江介紹，歐美等發達國家先後在國家層面制定了明確的政策以推動科學數據管理與開放共享，並且已支持形成了一批國家級的科學數據中心或高水平數據庫，利用它們持續彙聚和整合本國乃至全球科學數據資源，並向社會進行開放共享。

當前我國正處於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建設科技強國的關鍵時期，加強和規范科學數據管理是加強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和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因此，在國家層面發布加強和規范科學數據管理的政策制度，推動科學數據開放共享，對於服務科技創新、提升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和發展共享經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辦法》的重要亮點就是突出了科學數據共享利用。按照“開放為常態、不開放為例外”共享理念，明確為公益事業無償服務的政策導向，充分發揮科學數據的重要作用。

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台中心副主任王瑞丹介紹，近年來，我國在加強科學數據管理和開放共享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科技部、財政部先後在基礎科學、農業、林業、海洋、氣象、地震、地球系統科學、人口與健康8個領域支持建成了國家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台，初步形成了一批資源優勢明顯的科學數據中心。在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資源環境領域、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等科技計劃項目管理中，將科學數據彙交納入項目管理流程，實現了一批數據的彙交整合與開放共享。

《辦法》要求科技計劃項目產生的科學數據進行強制性彙交，並通過科學數據中心進行規范管理和長期保存。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孫九林院士表示，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產生了大量的科學數據，多個部門已將科學數據彙交作為科研項目管理的重要內容。《辦法》中對利用政府預算資金資助的各級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項目所形成的科學數據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求由項目牽頭單位彙交到相關科學數據中心。

針對科學數據利用率不高的問題，《辦法》提出了三項措施：一是實行清單管理制度，由主管部門組織編制科學數據資源目錄。二是鼓勵科研人員整理形成產權清晰、完整准確、共享價值高的科學數據。三是在數據共享過程中，原則上對公益性事業及公益性科學研究無償提供，確需收費的應按照規定程序和不盈利原則制定合理的收費標准;對商業活動利用數據的通過協商約定。

《辦法》還提出加強國家科學數據中心培育和建設，明確提出要加強統籌布局，在條件好、資源優勢明顯的科學數據中心基礎上，優化整合形成國家科學數據中心。

對於關注度較高的科學數據的安全問題，葉玉江表示，《辦法》始終把確保數據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對涉及國家安全和秘密的科學數據如何把握好開放與保密的關係，作了原則性、政策性的規定。“科學數據管理必須要以安全可控為前提，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依法確定科學數據安全等級及開放條件，嚴格做好科學數據保密工作，建立數據共享和對外交流的安全審查機制。”

《辦法》明確規定，對涉及國家秘密、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科學數據，不得對外開放共享;確需對外開放的，要對利用目的、用戶資質、保密條件等進行審查，並嚴格控制知悉范圍。

同時，《辦法》對主管部門和法人單位的職責做了明確規定，強化了法人單位的主體責任。明確主管部門和法人單位依法確定科學數據的密級及開放條件。針對部分科學數據流出國外的問題，《辦法》規定主管部門、法人單位要建立相應的管理制度，確保在國外發表學術論文的作者將支撐論文觀點的科學數據彙交到所在單位統一管理。

《辦法》還加強了知識產權保護。對科學數據使用者的行為進行了規范，體現對科學數據知識產權的尊重。對科學數據生產者也做出了約束，如出現數據造假等行為，將受到相應懲罰。

近年來，我國科學數據呈現井噴式增長。大數據時代的科學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定量化特點，創新越來越依賴於大量、系統、高可信度的數據。此外，海量數據還引發了科學研究方法論的變革，基於數據的分析和利用，正影響著生命科學、天文學、空間科學、地球科學、物理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方式。科學數據的基礎支撐價值，讓它日益成為傳播最快、影響面最廣、潛力最大的科技資源“富礦”。

作為基礎性戰略資源，科研活動離不開數據，要提升數據使用價值，開放與共享尤為重要。但長期以來，我國在科學數據的開發利用、開放共享和安全保護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很多高價值的科學數據在國內沒有得到充分的共享和使用。近年來我國也探索推動基礎科學、農業、林業、氣象等領域的科學數據開放共享，但整體缺乏頂層設計和驅動機制，統籌管理相對薄弱，科技領域往往更容易形成“數據孤島”和“數據煙囪”。

科學數據的價值在於使用，“各自為戰”弊端不少。比如，一位科學家告訴筆者，他參加某次學術會議時，得知同領域的另一個研究單位也在做著同樣的工作，其中有不少還是“重複性勞動”。又如，在數據采集方面，不少科研院所、高校和國家的有關部門都建有野外台站，彼此間的數據卻“老死不相往來”。一方面重複投資和建設突出，浪費了國家的資源;另一方面有的科研人員缺少儀器設備，又得不到豐富可靠的數據支持，“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數據共享應用是國際通行經驗。比如美國，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建立數據自由方面的法規，90年代開始提出數據開放共享的概念，建了9個國家級數據中心。在我國，20世紀90年代很多科學家呼籲數據共享。1994年開始，中國科學院就有一批老先生給國家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實現數據共享。1999年，科技部基礎司提出了科技基礎性工作的專項，其中就有加強科學數據資源建設。

2000年，中國氣象局在國內率先實現部門內部數據共享。到2001年，國家開始搞試點，建設了8個數據中心。後來，經過財政部和科技部的專家遴選，選出了6個國家層面的數據中心，當時叫數據平台。

國家項目產生的科學數據要求進行彙交是從2008年開始的。當時為什么要這么做?因為國家已經意識到，國家投資大量經費產生的數據資源沒有能夠在國內得到充分利用，有的數據甚至流向了國外。

到了2010年，國家要求“十一五”國家投資的項目要彙交數據。2014年，科技部要求國家基礎性工作專項產生的數據要進行彙交，因為發現數據彙交的工作很重要。現在，根據《辦法》要求，國家財政經費投資產生的項目數據資源都要進行彙交，開放共享，在項目驗收時就應該進行數據彙交，如果數據不彙交就不能進行驗收。

可以說，《辦法》的出台經曆了長期醞釀，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因為科學數據太重要了。科學數據資源是國家重要的財富，也是生產力，必須把科學數據流動起來，共享應用。數據彙交的理念，過去在科技界已經形成了共識，現在用《辦法》把它規定下來。

現在是大數據時代，數據是很重要的資源，但這個資源必須共享應用才能變成財富，比如社會大數據、政府管理的大數據、互聯網的大數據。《辦法》主要瞄准科學研究、科技創新的數據資源，因為科學數據完全可以支撐國家信息產業或者大數據產業，而且數據資源越用越有價值。當然，前提是共享。

作為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科學數據非常有意義，數據資源共享後如何進行整合、應用，值得各領域的科學家進一步加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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