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在技術上使得新就業形態成為可能

記者從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獲悉：截至3月16日，我國各類市場主體總量超過了1億戶，其中企業超過3100萬戶。

近年來，隨著商事制度改革不斷深入，市場准入門檻大幅降低，涉企證照大幅精簡，登記注冊便利化改革取得突出成效，人民群眾投資創業熱情得到極大激發，市場主體數量呈現“井噴式”增長。

據統計，五年來，我國各類市場主體總量增加70%以上。為打造經濟新引擎、催生發展新動力夯實了微觀基礎。新增市場主體活躍度持續提升，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對擴大就業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張茅表示，2018年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將在全國推開“證照分離”改革。著力推動“照後減證”，各類審批事項能減則減、能合則合。進一步理清“證”“照”關係，區分“證”“照”功能。大幅壓縮企業開辦時間。對標國際營商環境先進水平，在北上廣深等城市率先實現企業開辦時間達到8.5天。持續推進市場主體從准入到退出的全流程便利化。繼續全面規范“多證合一”改革、深入推進企業登記全程電子化、強化電子營業執照的管理和應用、加快推進企業名稱登記管理改革、穩妥推進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佈《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顯示，2017年我國提供共享經濟服務的人數約為7000萬，比上年增加1000萬人;共享經濟平台企業員工數約716萬，比上年增加131萬，佔當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9.7%。這意味著城鎮每100個新增就業人員中，就有約10人是共享經濟企業新雇用員工。

“‘互聯網+’帶來新就業形態，這體現了我國新時代用工與擇業的新變化與新趨勢。”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黃茂興代表說，當前，“互聯網+”環境下的新就業形態呈現出去雇主化、平台化的趨勢。這種就業模式的特點是雇用關係靈活化、工作內容碎片化、工作方式彈性化、工作安排去組織化、創業機會互聯網化。互聯網不僅催生了一些就業新需求，還提升了一些就業群體的就業質量，優化了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效率。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委員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動力正在由投資、出口轉向創新創業、消費帶動。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互聯網+”帶動了大數據、雲計算和平台經濟、分享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眾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創新創業發展迅速，產生眾多創業組織和小微企業，帶動大量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的發展，顯示出巨大發展活力與潛力。在他看來，“互聯網+”帶動的新就業形態大致分為以下幾類：商業銷售類，如阿里巴巴;科技服務類，如豬八戒網;出行服務類，如滴滴打車;生活服務類，如58同城。

據莫榮介紹，“互聯網+”就業的一大特點是就業形式多元化。工作內容、工作崗位、工作形式、雇傭形式靈活多變，工作層次涵蓋高中低端，新職業不斷湧現，眾包就業、網絡就業、創業就業等新形態出現。另一個特點是全職就業兼職化，許多有正式工作的人群利用空閑時間兼職兼業，工作和職業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如網約車司機。

寧波大學校長沈滿洪代表介紹，靈活就業、創新創業正在成為大學生的新就業方式，體現“四個新”：一是領域新，包括網商、電商、分享經濟、社群經濟等;二是方式新，大學生與雇主的聯系不是通過傳統的“單位制”，而是互聯網平台;三是手段新，大學生通過互聯網創業不再依托傳統的招聘會、就業市場，而是大數據技術和移動互聯技術;四是觀念新，靈活就業、多重身份兼職成為就業新觀念，不再追求“鐵飯碗”。

“互聯網+”為什么會促進新就業形態的發展?莫榮說，因為它提供了一個供求平台，通過大數據手段使供應方和需求方迅速對接，減少了中間環節、提高了效率，新型就業市場和生態形成了。

沈滿洪認為，“互聯網+”催生新就業形態，一方面得益於我國政府把“互聯網+”上升到國家戰略;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上，具有明顯的優勢。

黃茂興說，互聯網通過技術的創新和理念的變革，不僅帶來了多樣化的新產業形態，也讓“平台+個人”的新型靈活用工模式逐漸興起，促成了各類新就業形態不斷湧現。首先，“互聯網+”對於新知識和新技術的需求，造就了知識密集型員工的新需求，要求新知識、新技術的崗位取代原有的崗位。其次，“互聯網+”對新技術和新發明的應用，使越來越多的傳統崗位面臨被新技術所替代，制造業、服務業的新增就業人數都是圍繞互聯網的發展而產生的。第三，新知識、新技術的應用也催生了許多新的創業機會。

“互聯網是強大的‘連接器’和‘聚合平台’，能極大地提高供給側的效率，極大地滿足多樣化的消費需求。”貴州白山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霍濤代表說，互聯網在技術上使得新就業形態成為可能，並將促進新就業形態進一步發展。

在360集團董事長兼CEO周鴻禕委員看來，“互聯網+”催生了網絡安全行業的就業新形態。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網絡安全產業的發展，網絡安全行業人才缺口很大。他說：“網絡安全領域最重要的不是硬件，也不是軟件，而是人才。為盡快彌補網絡安全人才缺口，應大力支持網絡安全企業設立相關教育培訓機構，開展網絡安全學科聯合建設。此外還應把網絡安全納入職業技能鑒定體系，並規范網絡安全就業環境，為網絡安全人才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

“處在一個多樣化需求、多元化選擇、個性化供給的時代，以後的就業形態不是按照‘新’‘舊’來劃分，而是將以充分釋放創新力為核心，形式多樣、互相融合。”霍濤說，新就業形態的出現和興起，離不開科技的支撐，建議進一步加強產學研用的協同，大膽嘗試，催生出更多新的就業形態。此外，用人單位應主動適應新就業形態的變化，嘗試允許員工具有多重工作身份。

莫榮指出，“互聯網+”就業形態目前仍存在短板。一是社會保險對非標准就業勞動者的保護有所不足。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體系的比例還不高，缺少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當面臨失業和工傷傷害時承受能力不足。二是非標准就業形態與傳統勞動關係有較大區別，用工關係模糊，缺少相應勞動法律保護。三是給勞動保障監管服務帶來了挑戰，相關部門執法和消費者維權都有難度。

“要推動‘互聯網+’就業的發展，必須完善勞動法，更多研究在非標准就業形式下如何既保障勞動者權益，又滿足企業用工需求。我國當前採取的政策措施比較好，更多是‘讓子彈飛一會兒’，先觀察，而不是馬上運用傳統管理手段。摸清規律後再立法，才能解決好當下存在的問題。”莫榮說。

黃茂興建議，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完善行業、企業和消費者多方參與的互聯網治理機制，優化市場競爭，實施差別化和適度監管。此外，還應加快推進適應新形勢的教育改革，加強對失業人員的“互聯網+”再就業培訓、引導，保障就業結構平穩轉型。

沈滿洪說：“構建適應新就業形態特征的大學生創業就業體系，學校要以更加包容的心態，鼓勵大學生參與互聯網+就業，突破不利於創造新崗位、不適應新形態的藩籬桎梏;還要主動對接新就業形態、新產業、新經濟的發展需要，調整學科專業結構，推動高校創新創業實踐體系與新就業形態互融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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