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佑的“教父”稱謂是最純粹的，他就是華語樂壇“教父”

由羅大佑攜手動力火車、田馥甄、張宇、彭佳慧、a-lin黃麗玲、李泉等實力歌手獻上的“假如我是羅大佑”北京演唱會日前在工人體育場激情開唱。這是羅大佑縱橫華語歌壇近40年來的首次個人作品音樂會，《之乎者也》、《愛的箴言》、《光陰的故事》、《戀曲1990》、《童年》等一首首經典作品穿越時空，帶著記憶中的溫情，為北京初秋的寒冷天氣添加了絲絲暖意。

羅大佑將此次演唱會視為他音樂生涯的一次總結，因此演唱會的環節編排也是獨具匠心，六組嘉賓藝人分別代表“精神”、“力量”、“溫暖”、“希望”、“愛”與“批判”這六大元素，依次登台獻唱羅大佑在不同階段的代表作。

在華語樂壇，能夠被冠之以教父之名的音樂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通常來講也只有羅大佑、李宗盛、崔健、陶喆等寥寥幾人。在為數不多的幾個“教父”中，李宗盛常常被冠以情歌的前綴，崔健同樣在“教父”之前，離不開搖滾這個相伴始終的標簽，而陶喆則因為推廣R&B音樂在功，被稱為華語R&B“教父”。這其中，唯有羅大佑的“教父”稱謂是最純粹的，他就是華語樂壇“教父”，沒有任何的前綴和補充說明。

因為時代的關系，現在鮮有作品問世，也相對比較少在綜藝節目中露面的羅大佑，已經不被更新一代的歌迷所熟悉，要不是“縱貫線”時期短時間的複出，他的名字可能在新生代歌迷裏，將會變得更陌生。但翻開華語樂壇的曆史，羅大佑達到的成就可不是一星半點，他的華語樂壇“教父”之名，更絕非浪得虛名，至於他到底優秀在哪裏，這一切還得從頭說起。

即使在同時期，羅大佑也有著非常另類的出身。

在羅大佑入行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正是台灣流行音樂洗牌的一個轉型期，以劉家昌為代表的老一代電影歌曲創作者，漸漸被更年輕的“現代民歌運動”取代。而隨著像馬兆駿、童安格、李宗盛等大量民歌手逐漸進入行業，也開啟了台灣流行樂壇的一個盛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時已經成為一線歌手的劉文正，就借助了這股台灣現代民歌的清風，順利成為八十年代初台灣樂壇的天王。

而羅大佑卻並非“現代民歌運動”的一分子，這也讓他的存在顯得相當獨特。雖然早期入行時曾為劉文正創作《閃亮的日子》，為鄧麗君創作《愛的箴言》，以及為張艾嘉創作《光陰的故事》和《童年》，也有著校園民歌的特質，但羅大佑在骨子裏卻是一個有著搖滾血統的歌者。

正是因為這種和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性格，導致在當時台灣地區嚴格的唱片審查體制下，羅大佑個人的作品無法被順利通過，也讓當時台灣主流的唱片公司，沒有一家願意接手。這就讓早期已經積攢了一些作品的羅大佑，不得已只能在東南亞地區發行了自己的首張專輯。直到後起之秀的“滾石唱片”願意出版發行後，羅大佑才正式推出自己的第一張個人專輯《之乎者也》，也就是那張被後來評為台灣百佳唱片首位的唱片。

《之乎者也》和之後的《未來的主人翁》，其實算是同一時期的作品，而這兩張專輯也開創了華語樂壇的很多個第一。首先，在一個以鄧麗君、劉文正為審美標准的時代，羅大佑是第一個戴著墨鏡出現在封面的男歌手，而且還蓄著直達肩部的長發，這在當時這個時代，都是叛逆、反傳統的行為。

另一方面，羅大佑也開啟了一個批判歌曲的新時代。雖然在羅大佑之前，華人世界就有很多玩搖滾的人，但通常還是以單純模仿西洋曲風，甚至貓王那樣的造型為主。而羅大佑卻將中文的精髓，移植到了音樂之中，創造了真正的中文批判搖滾。像《之乎者也》專輯裏的《鹿港小鎮》中那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直到今天還是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文明沖突時，經常被人引用的句子。

而《現象七十二變》在當時更是創下了歌詞字數最多的紀錄，“眼看著高樓蓋得越來越高，我們的人情味卻越來越薄;朋友之間越來越有禮貌，只因為大家見面越來越少……就像彩色的電視變得更加花俏，能辨別黑白的人越來越少”這些形象、淺顯的歌詞，不僅入木三分、而且朗朗上口。至於《未來的主人翁》裏，羅大佑所唱的“我們不要一個被科學遊戲汙染的天空，我們不要被你們發明變成電腦兒童”，則更像是一則寓言，至今聽到都讓人覺得毛骨悚然。這或許也得益於羅大佑出自醫學世家，後來又棄醫從樂，所以即使在批判的過程中，歌詞都猶如手術刀般精准卻又充滿理性。

在羅大佑之前，華人流行音樂多的是風花雪月，即使是當時年輕的民歌手們，同樣也是將愛情當成永恒的主題。而羅大佑則是以一個批判者的角度，以文學的方式，賦予了作品以一種針砭時弊的效果。在當時流行的如《恰似你的溫柔》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羅大佑的作品就如同他的聲音一樣刺耳，卻成為了時代的先鋒。

羅大佑可以說是一個“既可以打開門來罵娘，又可以關起門來憂傷”的歌手。比如李宗盛，其創作的軌跡主要還是以情歌為主，兼或寫一些小人物和人生的主題。而崔健的歌曲，即使是一些民謠風格的作品，都常常顯得非常重口味，還會被很多人引伸到其它層面。但羅大佑則不同，他甚至可以說結合了李宗盛和崔健的兩種極端，既細膩又粗獷、既柔軟又剛硬、既流行也搖滾。

雖然在人文的層面，羅大佑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肯定是《之乎者也》、《鹿港小鎮》、《愛人同志》、《未來的主人翁》、《皇後大道東》、《盲聾》和《亞細亞的孤兒》等等作品，但羅大佑的出類拔萃，或者說之所以人們在“教父”的前面不加任何修飾詞，就在於他在作品傳播度上的全滲透性，真正做到俗就能成為街曲，雅又能成為文化的傳奇。

比如在流行歌曲的層面，羅大佑就為潘越雲、鄧麗君、張學友、周華健等歌手，寫過《野百合也有春天》、《癡癡的等》、《穿過你的黑發的我的手》、《家II》和《愛的箴言》等作品。而在電影音樂領域，羅大佑為《衣錦還鄉》創作的《船歌》(齊豫)，為電影《又見阿郎》創作的《戀曲1990》和《你的樣子》，為電影《滾滾紅塵》(電視劇版

電影版)(和陳淑樺合唱)創作的同名主題曲，為電視劇《雪山飛狐》創作片尾曲《追夢人》(鳳飛飛)，同樣也在華人世界流傳甚廣，至今還在各種選秀節目裏被翻唱。

而作為一名來自“現代民歌運動”時代的歌手，羅大佑也不乏很多優秀的民謠作品，比如早年給劉文正創作的《閃亮的日子》，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根據徐志摩譯作《當我死去時》改編的《歌》，亦是一首簡潔中充滿人文力量的歌曲。同樣根據餘光中詩歌《鄉愁四韻》譜寫而成的同名歌曲，更是用一種近似古樂吟唱的方式，非常好地表現出一種家國、尋根的主題。更為重要的是，羅大佑在校園民謠的創作中，也把這種載體上升到一個人文的高度，像《童年》甚至已經在華人世界的校園裏傳唱至今，而《光陰的故事》甚至還深刻影響了高曉松的創作，後者早期的《同桌的你》就受到了這首歌曲的影響。羅大佑也間接完成了對中國內地校園民謠的影響。

如果這幾項還是很多音樂人能夠做到的，那么在大歌方面，就很少有音樂人達到羅大佑的高度，因為即使像李宗盛、崔健這樣痛仰擁有“教父”頭銜音樂人，也沒能寫出過真正大合唱的歌曲，李宗盛最有名的《真心英雄》和《最近比較煩》，也都是小組作戰式歌曲。而羅大佑則寫出過《明天會更好》這首華人世界傳播最廣的大合唱曲目，另一首作品《東方之珠》，雖然在流傳的過程中被誤讀，但同樣是很多晚會上都適宜的合唱曲。從這個高度上來講，羅大佑確實在華語語壇，迄今無人能及。

做兩岸三地的市場，一直以來都是很多公司的一個目標。尤其是在香港樂壇鼎盛時，香港唱片公司甚至不惜犧牲本港藝人在國語表達上的夾生，而采取為粵語歌重填國語詞的方式，以大肆拓展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的市場，事實上很多歌手都成功了，其中就包括九十年代商業奇跡的香港“四大天王”，以及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的陳奕迅。

但這種兩岸三地的拓展，更大程度還是基於商業。而羅大佑則不同，羅大佑是真正從文化的角度，將當地方言和音樂結合後，以一種文化與音樂同步的方式，將自己的音樂做到兩岸三地化。

關於台灣地區的歌曲不用再說，《鹿港小鎮》、《亞細亞的孤兒》、《之乎者也》等作品，也記錄下每個時代台灣的世情百態。而1991年在香港設立“音樂工廠”廠牌後，羅大佑並不像一般音樂人下海那樣，急於找一些有市場潛質的歌手簽約，雖然他在當時，也確實簽下了娃娃和後來大紅大紫的王菲(後來因為理念不和而解約)，在美國進行秘密的培訓。但羅大佑更感興趣的，依然是文化上的撞擊和呈現。

比如在“音樂工廠”成立後的首張專輯《皇後大道東》裏，羅大佑就用音樂呈現了當時處於回歸前期香港市井的圖景，這一點甚至是當時歌舞升平的香港主流樂壇，自己都沒有去做的，除了像“達明一派”等少數音樂人，涉及到這個和港人息息相關的主題之外，反倒是羅大佑以一個外鄉人的身份，在這個主題視角上，做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除了簽下因為“達明一派”而單飛的黃耀明，並邀請梅豔芳演唱《似是故人來》這樣的作品之外，羅大佑自己也用粵語演唱了半首《皇後大道東》(另半首是如今TVB簽約演員蔣志光所唱)。但更重要的是，羅大佑在音樂對於香港文化的解讀，則更多還是基於當時的新銳詞人林夕，雖然當時的林夕已經展露頭角，但羅大佑則給了林夕更大的創作舞台，像《皇後大道東》這樣的作品，甚至是後來的林夕都沒有機會寫了。

同年，羅大佑也以這樣的方式，重新殺回台灣，並以一張台語專輯《原鄉》，試圖以一種更接地氣的角度，用音樂詮釋和解讀台灣的曆史和今天。羅大佑和林強在專輯裏演唱的、和《皇後大道東》同曲的《大家免著驚》，或許因為台語的原因，傳播沒有那么廣泛，甚至很多人都沒聽過，但這卻是另一首台語版的《鹿港小鎮》，在未來的某天，甚至可以兼具曆史紀錄的功能。

同時用普通話、粵語和台語演繹，並且用三種語言直刺當地的文化，迄今為止華語樂壇出現過幾個，我們可以數數，這大概也是羅大佑之所以被稱為華語樂壇“教父”的原因，確實他在兩岸三地都在音樂裏教會我們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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