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派法官：法官也能成為流行文化偶像？

圖：電影《司法女王》講述美國現任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的故事

法官也能成為流行文化偶像？沒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現任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就是那麼受歡迎。去年美國甚至拍了兩部關於她的電影，今年三月都在香港上映。首先放映的是傳記片《On the Basis of Sex》，香港將其譯為《司法女王》。這個譯名令人聯想到特權和封建制度，但其實金斯伯格畢生爭取的是平權和民主。她的平權理論扭轉了最高法院百年來對性別議題的態度。她的理論有何獨特之處？這還得從她的個人經歷說起。

上世紀中的美國處於一個轉折時期，那些曾經「只限男性」的領域逐漸出現女性的身影。一九五○年，哈佛法學院終於向女性敞開了校門。在丈夫馬丁的支持下，金斯伯格於一九五六年考入哈佛法學院，與比她高一班的丈夫成為校友。她入學那年，五百多名學生裏只有九位女生，但這個新氣象已經令院長感到不安。他在迎新晚宴上要求她們逐個解釋：「這個本應屬於男人的位置，為什麼被你佔了？」

馬丁畢業後在紐約找到了工作。當時馬丁剛完成癌症療程，隨時都有復發的可能。為了支持丈夫的律師夢，金斯伯格離開了哈佛，帶着年幼的女兒跟他一起搬到了紐約。不過，她並沒有放棄學業，而是轉到了哥倫比亞法學院，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然而，她面試了十三家律師行都被拒絕了。身為女性和一位母親，她推不動律師行的大門。

在一名哥倫比亞法學院教授的「威脅」下，金斯伯格終於找到一份工作。那名教授向地區法院的法官放下狠話：「如果你不給她一個機會，以後就別想我推薦學生做你的法官助理。」金斯伯格在地區法院工作了三年，直到另一位教授推薦她去羅格斯大學的法學院任教。

那是一九六三年，美國當時只有三家法學院聘任兩名以上的女教師，而羅格斯大學就是其中一家。來到這個開明的學院後，金斯伯格才發現自己的工資比男同事少。院長解釋說：「學院的資源就這麼點兒，你的丈夫又有一份不錯的工作，所以你的工資比他們低也是合理的。」在院長的心目中，養家是男人的責任，妻子靠着丈夫就行了，因此她的收入少點也無妨。

金斯伯格加入羅格斯大學的那年，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講《我有一個夢》。黑人民權運動激勵了第二波女權運動，更多的女性開始挑戰那些歧視婦女的法律。她們認為這種法律違反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因而要求法院將其廢除。

其實，女性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向法院提出類似的訴求，但均以失敗告終。無望的抗爭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歷代的最高法院法官認為，法律對女性的種種限制是對她們的保護，而非束縛。外面的世界那麼複雜，她們還是待在家裏安全。

外界的性別歧視被金斯伯格和馬丁擋在家門之外。在家裏，兩口子是平等的。他們一起承擔做飯、家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更一起分享其中的樂趣。在馬丁身上，她看到男性對參與家庭生活的渴望。

社會和家庭的兩性氛圍截然相反，這使金斯伯格發展出一個獨特的性別平權理論。當時，大部分的理論都側重於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將女性視為性別歧視中唯一的受害者。這些理論強調女權，將男性放在女性的對立面。

然而，金斯伯格的理論卻將男性和女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她認為，性別歧視源自「男主外，女主內」的固有觀念。刻板的性別角色將女性束縛在家，將男性束縛在職場。有事業心的女性得不到平等的機會，顧家的男性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男性不是女性的對立面，而是跟女性一樣都是性別角色定型的受害者。這個充滿包容性的理論將男性拉進了女性的陣營。

金斯伯格的理論相對溫和，依然尊重傳統的性別分工。她沒有否定「男主外，女主內」這個普遍的現實情況，也沒有鼓吹女性多出去工作或男性多承擔家務。她的主張很簡單：兩性均有選擇事業和家庭的權利，而法律應該包容及尊重人們的選擇。

這個溫和的平權理論會被最高法院接受嗎？當時最高法院的九位法官全是男性，很難理解女性的困境，因此金斯伯格決定調整戰略。她從男性當事人入手，通過指出性別歧視法對男性的不公，揭露以性別為本的法律是多麼的不合理。《司法女王》就是圍繞這麼一個案子。那是金斯伯格夫婦唯一聯手處理的案件，所以很適合電影劇情的發展。不過，金斯伯格認為最能代表自己理念的案件是她一九七五年為史提芬．維森費爾德起訴美國衛生教育及福利部部長的案子（Weinberger v. Wiesenfeld）。

史提芬和他的妻子寶娜是一對非傳統夫妻。寶娜是一名教師，她的收入是史提芬的三至五倍，所以家裏的經濟支柱是寶娜，而非史提芬。不幸的是，寶娜生下兒子後因難產過世。為了撫養兒子，史提芬決定放棄全職工作直到孩子上學為止。他於是代表自己和兒子申請遺屬撫恤金，但政府拒絕了史提芬的申請。原來，根據當時的法律，寡婦能獲得撫恤金，但鰥夫不能，這等於是逼史提芬在兒子和生計之間做出選擇。法律為什麼區別對待兩性？

法律的偏見源自立法者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養家餬口只是父親的責任，而生兒育女只是母親的責任。失去父親的家庭就失去經濟來源，撫恤金就是為了填補這個缺口。對立法者來說，妻子不可能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丈夫也不會願意做家庭主夫，但史提芬和寶娜偏偏就是這麼一對夫妻。他們的非傳統生活模式掉進了立法者的認知黑洞。

寶娜和史提芬都是性別角色定型的受害者。寶娜與其他男教師一樣繳納社會福利金，但她的性別卻令家人無法獲得同等的保障。史提芬跟單親媽媽一樣需要經濟補助以照顧孩子，卻因為他的性別得不到同等的援助。就像金斯伯格所說：「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導致法律漠視寶娜的工作對家庭的貢獻，以及史提芬的陪伴對兒子的重要性。」

幸好金斯伯格的平權理論贏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法官們一致裁定有關條例違憲，部分判詞更猶如出自金斯伯格之口：「雖然數據顯示家庭的經濟支柱多數為男性，但這不是法律輕視職場女性的依據。」

金斯伯格代理的一系列案件奠定了男女平權的理論基礎。她的貢獻促使卡特總統於一九八○年任命她為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一九九三年，當克林頓總統提名她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時，她在參議院獲得九十六比三的壓倒性勝利。反觀去年特朗普總統提名的大法官卡瓦諾，他僅以五十比四十八的成績低空飛過。金斯伯格充滿包容性的平權理論團結了兩個性別和兩個政黨。

金斯伯格今年八十六歲，已經在最高法院任職超過二十五年。隨着年齡的增長，她的粉絲卻越來越年輕。近年來，她的頭像被八○後和九○後的粉絲印在T恤上，她甚至還被修成超級英雄的模樣。這些行為看似玩兒鬧，其實是美國青年對社會日趨分化的反抗。他們對金斯伯格的崇敬，是對她提倡的包容性社會的憧憬。

【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