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春天》值得被市場溫柔以待

我是在FIRST電影館看完的《四個春天》，它是我過去一年裏第二部給到五星滿分的電影。

在放映的105分鐘裏，所有人都以導演陸慶屹的視角，陪伴這個來自貴州獨山的可愛家庭走過了從2013年到2016年的四個春天：父親陸運坤，母親李桂賢，壹個沈默寡言，壹個活潑熱鬧，但都好奇心旺盛。他們都經歷過艱苦的日子，但又對生活保有極大的熱情。兩人有三個孩子，姐姐陸慶偉、哥哥陸慶松和專註拍攝的陸慶屹，每到春節三人都會盡量回到家鄉和他們團聚。

在電影的前半部分，觀眾不止一次地被這對父母的可愛所打動。陸運坤是中學退休教師，李桂賢是家庭婦女，但他們的老年生活並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留守老人那樣孤獨淒慘。事實上，在中國的代際關係中，上壹輩能夠擁有如此獨立的生活狀態和富足的精神世界，是極其難得的。

父親陸運坤和母親李桂賢

他們會在春節來臨時自己起火熏臘肉，在天井下準備食材，滿心歡喜地壹起準備晚餐。也會在開春的時節壹起去登山遠足，興致來了還會唱起山歌，在午後休息時發出贊嘆“好安逸哦”。頭發花白的父親會拉二胡、會彈鋼琴、會自己坐在電腦前剪輯視頻，也會因為燕子在屋檐下築巢而開心得像個孩子。母親不僅喜歡唱歌、跳舞，就連學習怎樣使用微信語音，也會開心得笑到前俯後仰。他們是那樣可愛，以至於妳對這樣的生活有了向往。

第二個春天時，姐姐陸慶偉病逝，這也成為整部影片的情緒轉折點。葬禮上沒有哭天搶地的呼喊，悲傷的情緒被這家人最大限度地藏在了心底，他們安靜地為姐姐陸慶偉辦完喪事，並把遺照供在了她原來的房間裏。

也是從這壹年開始，母親變得略顯沈默，偶爾在鏡頭前的絮刀也變成了對自己和老伴兒未來可能面對的生死的思考。在陸慶屹2015年12月11日上傳的豆瓣照片中，他寫道：剛才看到我媽伏在桌子上睡著了，右手握筆，肘下衣袖壓著信紙的壹角，是她寫的日記。我輕輕抽出來看了看，其中寫道：“今年5月初，我出外經過壹個墳場，必經之路，從碑文看到幾個熟悉的人亡故了，真讓人傷感，難怪很久沒見到他們了。”——看到這句，心中震動無以復加。

生活還在繼續，直到第四個春天，兩位老人的活力才又逐漸回來，院子裏逐漸又變得熱鬧，只是在飯桌上還會給姐姐陸慶偉留壹副碗筷。在影片的最後，兩位老人來到女兒的墓前除草、拜祭，他們還輕輕地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如果說前影片半部分我們在這對老人身上看到的是在平淡瑣碎的生活中發現、創造美好的能力，影片後半部分則是這個家庭面臨苦難、不可抗力時表現出來的堅韌和樂觀：在影片後半部分，穿插了不少這個家庭老舊的家庭錄像，妳會發現這家人壹直都在記錄和發現生活中的美好。而導演作為家庭的壹員，在姐姐的葬禮上幾乎暈倒，但成片後卻並沒有刻意渲染悲傷，而是把這個全中國千萬家庭都會面臨的情緒，完整、真實的通過鏡頭記錄了下來。

紀錄片強調“真實是壹種力量”，但《四個春天》是為數不多的能用這種力量擊中我的電影。目前，該片貓眼評分為9.0分，淘票票評分為9.1分，豆瓣評分也達到了8.9的高分，在可看性和文藝性上均表現不俗——不論是從內容本身，還是評論和評分上，這都是壹部值得被市場溫柔以待的電影。

不過，低票房是國內所有紀錄片面臨的問題，2018年上映的14部紀錄片電影中，有12部票房未過千萬。根據貓眼專業版的數據，《四個春天》首日排片僅2.1%，首日票房（含點映）僅有150萬出頭，截至目前總票房為554萬元。但所幸的是，由於口碑的的持續影響，《四個春天》的預測票房已經由最初的500萬上漲至現在的1200多萬。

父親晾曬臘腸

早在去年7月底的FIRST影展上，《四個春天》就受到各方矚目，回到北京後陸慶屹曾向我們講述過自己人生前45年的經歷：踢過足球，做過酒吧駐唱，在礦山待過半年，還開過廣告公司。35歲那年，他買了壹臺尼康相機，此後以攝影為業。

2016年春節，《四個春天》的素材已經拍攝完成，陸慶屹想要自己剪輯但還完全沒有把握。壹次他參加家鄉的同學聚會，在KTV門口抽煙時，兩個上廁所回來的同學問他為什麽郁郁寡歡，陸慶屹說自己在想未來。“他們說想什麽想，我們還有什麽未來。我說，妳們沒有我有。他倆對著瞅，壹下就被刺痛了。”

陸慶屹告訴他們，自己想做中國最好的導演。壹個人說，慶屹妳還是先考慮做獨山最好的導演吧。那是壹個關鍵時刻。陸慶屹覺得，自己人生的前40年雖不能說是荒廢，但總像是在做壹種無目標的努力。那天晚上，他下定決心要做導演，“即使成不了也要去做”。

此後，他遇到了資助他脫產剪片子的豆瓣網友胡壹紅，在剪片子的壹年半中資助了他十幾萬元。在剪完第壹版後，壹位藝術家朋友又幫他聯系了尤倫斯藝術中心作為小規模放映場地。也正是因為那壹時期的放映，讓百川影業的創始人趙珣找到他，希望幫他完成電影的後期制作，並推向影院。“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這壹生總能碰上對我特別好的人。”陸慶屹感嘆說。

父親陸運坤和母親李桂賢

他們會在春節來臨時自己起火熏臘肉，在天井下準備食材，滿心歡喜地一起準備晚餐。也會在開春的時節一起去登山遠足，興致來了還會唱起山歌，在午後休息時發出贊嘆“好安逸哦”。頭發花白的父親會拉二胡、會彈鋼琴、會自己坐在電腦前剪輯視頻，也會因為燕子在屋簷下築巢而開心得像個孩子。母親不僅喜歡唱歌、跳舞，就連學習怎樣使用微信語音，也會開心得笑到前俯後仰。他們是那樣可愛，以至於妳對這樣的生活有了嚮往。

第二個春天時，姐姐陸慶偉病逝，這也成為整部影片的情緒轉折點。葬禮上沒有哭天搶地的呼喊，悲傷的情緒被這家人最大限度地藏在了心底，他們安靜地為姐姐陸慶偉辦完喪事，並把遺照供在了她原來的房間裏。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母親變得略顯沈默，偶爾在鏡頭前的絮刀也變成了對自己和老伴兒未來可能面對的生死的思考。在陸慶屹2015年12月11日上傳的豆瓣照片中，他寫道：剛才看到我媽伏在桌子上睡著了，右手握筆，肘下衣袖壓著信紙的一角，是她寫的日記。我輕輕抽出來看了看，其中寫道：“今年5月初，我出外經過一個墳場，必經之路，從碑文看到幾個熟悉的人亡故了，真讓人傷感，難怪很久沒見到他們了。”——看到這句，心中震動無以復加。

生活還在繼續，直到第四個春天，兩位老人的活力才又逐漸回來，院子裏逐漸又變得熱鬧，只是在飯桌上還會給姐姐陸慶偉留一副碗筷。在影片的最後，兩位老人來到女兒的墓前除草、拜祭，他們還輕輕地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如果說前影片半部分我們在這對老人身上看到的是在平淡瑣碎的生活中發現、創造美好的能力，影片後半部分則是這個家庭面臨苦難、不可抗力時表現出來的堅韌和樂觀：在影片後半部分，穿插了不少這個家庭老舊的家庭錄像，妳會發現這家人一直都在記錄和發現生活中的美好。而導演作為家庭的一員，在姐姐的葬禮上幾乎暈倒，但成片後卻並沒有刻意渲染悲傷，而是把這個全中國千萬家庭都會面臨的情緒，完整、真實的通過鏡頭記錄了下來。

紀錄片強調“真實是一種力量”，但《四個春天》是為數不多的能用這種力量擊中我的電影。目前，該片貓眼評分為9.0分，淘票票評分為9.1分，豆瓣評分也達到了8.9的高分，在可看性和文藝性上均表現不俗——不論是從內容本身，還是評論和評分上，這都是一部值得被市場溫柔以待的電影。

不過，低票房是國內所有紀錄片面臨的問題，2018年上映的14部紀錄片電影中，有12部票房未過千萬。根據貓眼專業版的數據，《四個春天》首日排片僅2.1%，首日票房（含點映）僅有150萬出頭，截至目前總票房為554萬元。但所幸的是，由於口碑的的持續影響，《四個春天》的預測票房已經由最初的500萬上漲至現在的1200多萬。

父親晾曬臘腸

早在去年7月底的FIRST影展上，《四個春天》就受到各方矚目，回到北京後陸慶屹曾向我們講述過自己人生前45年的經歷：踢過足球，做過酒吧駐唱，在礦山待過半年，還開過廣告公司。35歲那年，他買了一台尼康相機，此後以攝影為業。

2016年春節，《四個春天》的素材已經拍攝完成，陸慶屹想要自己剪輯但還完全沒有把握。一次他參加家鄉的同學聚會，在KTV門口抽煙時，兩個上廁所回來的同學問他為什麽鬱鬱寡歡，陸慶屹說自己在想未來。“他們說想什麽想，我們還有什麽未來。我說，妳們沒有我有。他倆對著瞅，一下就被刺痛了。”

陸慶屹告訴他們，自己想做中國最好的導演。一個人說，慶屹妳還是先考慮做獨山最好的導演吧。那是一個關鍵時刻。陸慶屹覺得，自己人生的前40年雖不能說是荒廢，但總像是在做一種無目標的努力。那天晚上，他下定決心要做導演，“即使成不了也要去做”。

此後，他遇到了資助他脫產剪片子的豆瓣網友胡一紅，在剪片子的一年半中資助了他十幾萬元。在剪完第一版後，一位藝術家朋友又幫他聯系了尤倫斯藝術中心作為小規模放映場地。也正是因為那一時期的放映，讓百川影業的創始人趙珣找到他，希望幫他完成電影的後期製作，並推向影院。“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這一生總能碰上對我特別好的人。”陸慶屹感嘆說。

父母親結伴同遊

電影公映前，我們在First電影資料館一樓的咖啡廳再次見到了陸慶屹。談話中，他又陷入了對美好事物的感懷中，他手上的煙飄出一縷縷煙霧，和他講述的故事共同構成一幅幅氤氳的圖景。他時而低著頭陷入沈思，慢慢忖度著描摹出自己的感受。

“風聲、鳥叫聲、父母的歌聲、家裏的小樹苗，我時常看在眼裏。我對自然、情緒、人都比較敏感。我是特別喜歡凝視的一個人，說的好聽是凝視，其實就是發呆。”

陸慶屹緩緩地、低沈地講述一樁樁家裏人閑散又瑣碎的日常：媽媽和好友邊摘野菜邊唱山歌，鄰居吳叔叔送來從成都帶過來的臘梅，“特別特別美”、“多美好”。

那一刻的感動似乎也透過聲音傳遞過來。

以下是《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與陸慶屹的對話：

“父母是特別有才華的人，只是被時代演沒了”

三聲：是什麽時候開始記錄家鄉的一些東西的？

陸慶屹：我從08年開始，就去記錄老家的街道、街坊領居、風土人情。後來我在豆瓣上發了《回家》的相冊，大家看了非常熱情。我就是拍一張地裏的白菜都有很多人在下面回復。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是為什麽？

後來我想，可能我拍這些的時候確實有感情在裏面。那個時候我離開家去北京已經二十年了，很多東西都變了，我的認識也變了。當我成為一個旁觀者去看家鄉，那種狀態是不一樣的，帶著情感的美好就開始浮現了。就像現在很多人喜歡去看油菜花，但我小時候那些油菜花一直包圍著我們，我沒有特別強烈的感覺。但當我現在再回去，帶著這種審美的意識去看的時候，我覺得真的挺美的。

三聲：之前一直是拍照，什麽時候開始有了拍視頻的想法？

陸慶屹：我後來去翻了翻豆瓣，發現是在2012年中期有這樣的想法。當時主要是覺得，對於我想拍的內容來說，照片有一點單薄。我想記錄時間，但照片都是瞬間，是定格的。但也沒想那麽多，以前的照片中有很多是拍我爸媽唱歌、做東西的狀態，我也覺得能有視頻記錄下來挺好。

當時也因為工作需要配一個相機，然後就開始攢錢買相機。在拍我爸媽的時候，那種狀態讓人特別感動。但當時是手持拍攝，鏡頭晃動，包括在技術上有很多限制，那時候我覺得就應該拍好一點，所以又買了一個三腳架回家。

三聲：真正開始去拍是2013年的事情？

陸慶屹：對，拍了四年。其實到現在我回家也會拍。我特別喜歡去表達東西心裏也有很多的看法，包括我對世界的認知，如果有人願意，我其實挺想分享的。如果沒人願意，我就自己跟自己對話，我經常是這樣的狀態。

那個時候是想為父母做一點事情，因為一方面我特別喜歡他們，第二個我覺得他們都特別有才華，但是就是被時代演沒的哪一種，很遺憾的。

三聲：妳最開始就是想要拍攝父母的生活嗎？

陸慶屹：不止是父母，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一種風貌。最後剪出這個片子來，是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那麽強的控制力，我不能做到那麽大的內容，我只能聚焦在我最熟悉的家庭和父母身上。

最開始那個版本很零散，朋友看了之後摸不著頭腦，會經常問，他們在幹嘛？這些人是做什麽的？因為很多鏡頭是沒有起因的，也沒有所謂的主線，需要有旁白配音看的人才能理解這是什麽。所以後來我把這些都去掉。

三聲：哪個場景是妳印象特別深但最後沒有呈現在影片裏的?

陸慶屹：有一個場景我特別感動。我媽有個朋友，我們叫她鳳娘，娘在我們那是姨的意思。她家離我們家有大概二十六七公裏，我姐七七那天，她挑了幾十斤米飯過來，都包好，每人帶一點回家。特別感動。然後到了下午，我媽就說，妳們以後回來一定要去看鳳娘。當時第二天我哥就要走了，結果我哥就說，那還等以後幹嘛，現在就去。我們去到她家，鳳娘不在，去幹農活了，我媽就跟林姨在她們家門口摘野菜，邊摘邊唱起山歌，特別美。

後來鳳娘回來了，她們的對話就真的特別感動。但是這個最後沒有放在片子裏，我沒有辦法把它剪進去，可能它會打亂片子的節奏。所以我想，以後我會剪另一個版本，就是獨山人的生活和獨山人的情，也可能會加上旁白去呈現。

“像是人生有了一個交代”

三聲：妳不是一個職業導演，妳覺得自己身上什麽特質對拍攝幫助最大？

陸慶屹：在我過去復雜的經驗裏，可能讓我對很多東西比較敏感，比如人在自然裏的反應、在生活裏的反應。不止是事件，還包括情緒這些。然後我對聲音也很敏感，容易被它打動，風聲、燕子的叫聲、父母唱歌這些。

另外我是一個特別喜歡凝視的人，說好聽叫凝視，其實就是發呆。在那種狀態裏邊，可能妳會跳脫出生活的現實，它可能會浮現出一些除了日常需求之外的情緒，我就喜歡抓那些東西。

三聲：在拍《四個春天》的過程中，妳是怎麽選取拍攝時間點的？

陸慶屹：我是逐漸有那種預判性的。因為生活它太隨機了，很多東西沒有邏輯性可言。但有些東西妳可以很敏感，比如我聽見敲門聲，雖然不知道是誰來了，但我會拿著機器去拍。有一次是鄰居吳叔叔，他敲門送來兩株臘梅，是從成都帶過來的，這樣的情誼妳不記下來挺可惜的，對吧。我們太容易忽略掉這種資訊了，但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有意識地去訓練自己。

三聲：第一版是什麽時候剪完的？

陸慶屹：16年3月份就開始想要剪了，正式開始是4月，然後一直到17年底。第一場放映是在17年12月30號，在28號的時候我都還在修改。

最開始我連上哪兒找放映場地都不知道，是我生活中的一個藝術家朋友，他曾經在尤倫斯跟別人有過聯展，他把這個片子拷貝過去給他們看，問他們有沒有興趣，結果他們特別喜歡，提前四個月就幫我安排好了一個下午的放映時間。

三聲：那場放映妳父母也來了？

陸慶屹：對。其實當時所謂的放映，就是接我父母來北京看一下。因為我覺得他們太可愛了，我想讓他們看到自己。他們既普通，但是又挺特別。我就想讓他們看到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自己身上的那種光輝。他們只是盡量去做一個他們滿意的人，但是從我旁觀的角度來講，我覺得他們特別地了不起，所以我想讓他們感受到我感受的了不起。

其實對我來說，我十五歲就離開家，我知道父母擔憂了很多年，現在他們終於感覺可以放下心來了。這讓我有一點如釋重負的感覺，像是人生有了一個交代。

“我這一生總能碰上對我特別好的人”

三聲：剪片子的過程妳是完全脫產的？

陸慶屹：對。我很感謝一個人，他叫胡一紅，我們沒見過面，是豆瓣網友。有一次我在上海幹活兒，把相機丟了，我就在豆瓣上發了一條狀態。他就給我發豆郵說要不贊助我一個相機，我當時特別吃驚，不過我說不用了，我自己還可以。

但我剪輯的那一年多時間是足不出戶的，把所有工作都停了，甚至有幾個月我把網也斷了。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的，很容易被幹擾，然後進入狀態又特別慢，如果一直有工作到手上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剪完。然後他（胡一紅）就說，要不這樣吧，這個期間妳的生活我來幫妳。

十幾萬，妳能想像嗎？就是一個沒見過面的網友。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這一生總能碰上對我特別好的人。

三聲：有上院線的契機是遇到了現在的製片人趙珣？

陸慶屹：對，還挺感謝他們的。因為目標是上院線，但當時的片子不是用專業設備拍的，所以聲音畫面這些都需要用院線的標準去修整。這些是我處理不來的，這不是我能力所在。

比如聲音，我在家自己聽的時候是沒問題的，我用的還是半專業的音箱，但是在尤倫斯放映的時候，那種細微的噪音就出來了，我當時挺納悶的，後來發現因為我拍的時候用的是相機本身的錄音功能，出來的聲音確實不太行，後來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去調整。但是在內容剪輯上他們很尊重我，除了一些小調整，結構沒有任何改動。包括後來在FIRST上也特別順利，我都覺得像一場夢一樣。

三聲：在後期的宣傳上妳是什麽角色？

陸慶屹：我沒參與過任何事情，我就是配合。在宣發這邊我只參加過一次會，因為做片子跟推廣片子是兩回事，宣發我完全不懂，而且我也不想懂。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對我來說我這一部片子已經完成了。

那次會上我就一個意見，我覺得是不是吹得太狠了？他們就說這個不是妳自己吹自己，是別人對妳的評價。但我反正還是覺得挺不好意思的，打那以後我再也不去開會了。

三聲：後來那麽多評價裏，哪個妳覺得最貼合妳的感覺？

陸慶屹：我有一個朋友他說，人能活的那麽自然、那麽坦率，在艱苦中生活還有尊嚴，還有藝術的表達。藝術就是人生。這個我覺得可能是最貼合我的感覺的，特別感動。

三聲：上映之後妳父母還有再跟妳提過這個片子嗎？

陸慶屹：之後就沒怎麽提過了。我媽會問，又有人看了，他們喜歡嗎？類似這樣的問題。他們處事的那種方式，就是很質樸。因為生活裏邊他們自己事太多了，哪有時間去考慮這種虛無的東西。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