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真面目

打到天昏地暗的《戰狼2》的高潮，是兩個男人的對話。美國動作演員弗蘭克·格里羅（Frank Grillo）飾演的喪心病狂的雇傭兵首領，揪住主角吳京的心口對他說：“妳這類人永遠是我這類人的手下敗將，認命吧！”吳京手起刀落把他了結之前，不忘提醒他：“妳說的是以前。”

不說以前，那就說現在。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近日公佈第90屆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初選名單，中國大陸選送的《戰狼2》名落孫山。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我們是否應該認命？

認命大可不必，卻要認清奧斯卡的真面目。

每年奧斯卡金像獎的得獎名單揭曉，媒體必會大字標題報道，電臺電視亦會盡情剝削這宗國際新聞的話題價值。這其實是不成比例的小題大作，英文所謂“a fuss about nothing”。時至今日，如果奧斯卡還有什麽重大的文化意義，那就是它每年都以非常戲劇性的方式提醒我們，好萊塢在全球建立的文化霸權似乎牢不可破。好萊塢哼出什麽調子，全世界的傳媒和輿論機器就會聽從指揮，隨著它的調子起舞。

眾所周知，奧斯卡金像獎由美國影藝學院的會員以不記名的方式投票選出。換言之，奧斯卡金像獎各個範疇所謂的最佳，反映的不過是6千多名電影從業員的喜惡、偏見和品味。如此缺乏代表性的小圈子選舉的結果，比起反映民意的票房紀錄，或者展現電影藝術標準的評論界意見，為何更值得我們重視？

美國的電影業全球最發達，從事這個行業的人超過30萬。在這30萬人當中，卻只有6千多人獲得邀請加入美國影藝學院這個門禁森嚴的“自己人俱樂部”。什麽人得到“寵召”，什麽人被拒諸門外，根據的是什麽標準，從來沒有公佈或者解釋。有記者曾經問作品總共拿過五項奧斯卡金像獎的伍迪·艾倫，為何他從來沒有得到影藝學院的邀請加入成為會員，他答道：“上帝的旨意難測。”（God moves in mysterious ways.）

更糟糕的是，這個特權階級的投票意向既飄忽不定又容易被人操縱。舉個例，2014年，發行《被奪走的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一譯《為奴12年》)的福克斯探照燈公司(Fox Searchlight)在報章大賣廣告，提醒有權投票的袞袞諸公，是時候選一套以黑奴和種族歧視為題材的作品做最佳電影。結果，以面皮薄見稱的影藝學院像咬了釣餌的魚一樣乖乖就範，《被奪走的十二年》順利獲頒最佳電影。

說穿了，奧斯卡金像獎不過是美國電影業一招引人註意的宣傳噱頭(publicity stunt)，跟好萊塢電影的特技表演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分別。好萊塢電影是娛樂大眾的商品，在一年一度的金像獎頒獎典禮上卻突然變成嚴肅的藝術。這種“太把自己當一回事”（taking itself too seriously）的自吹自擂能夠變成全球矚目的盛事，要歸功於世界媒體的通力合作。的確，不管是事前無孔不入的造勢、頒獎禮的直播，抑或是事後鋪天蓋地的跟進，傳媒對奧斯卡的重視，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性、隨大溜和趕時髦的“指定動作”——妳必須要這樣做，因為人人也這樣做。這是人隨波逐流的惰性，也是傳媒盲從附和的羊群心理。

早在1935年，祖籍德國的藝術心理學家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已經義正詞嚴地指出，電影是要賣錢和盈利的“經濟產品”(economic product)，評論人不要裝出熱愛藝術的樣子，自我陶醉地以為自己在討論要言誌的嚴肅藝術。當然，商業和藝術不一定互相排斥；但每當有史上最佳電影的選舉，名列前茅的都是《大國民》、《摩登時代》和《單車竊賊》這些大半個世紀之前的作品。這足以反映電影藝術發展裹足不前。美國作家維達爾(Gore Vidal)說沒有知識的村夫農婦才會當電影是藝術(Movies are the art of the illiterate)，以今日電影的整體水平而言，並非全是戲言。

電影是商品而非藝術品，它的首要功能是娛樂大眾。這一點，沒有給電影的商業勝利與文化霸權沖昏頭腦、比較有內省能力的電影人也心知肚明。2014年，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獲奧斯卡頒發終身成就獎（honorary Oscar），他到好萊塢親身領取這個獎時沒有發表什麽關於電影藝術的豪言壯語；只用略帶顫抖的聲音問現場觀眾：“電影還值得我們用心、費工夫和花時間嗎？想深一層，它不就是一種派頭十足的玩意（grand hobby）而已？曾幾何時，它也許輝煌過、重要過，但今天？現今的世界充斥垃圾，拍一套好電影談何容易。”

好萊塢表面上與時並進，但它骨子裡的大男人、大美國和大好萊塢主義其實沒有變過。2010年，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憑《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成為史上首位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女性。諷刺的是，畢格羅電影的陽剛，以及對戰鬥與戰爭的狂熱——美國人稱之為“gung-ho”——較男導演的作品有過之而無不及。舉個例，她執導的《獵殺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 ）講中央情報局女調查員鍥而不舍要置恐怖分子拉登於死地。她對負責突擊行動的海豹突擊隊成員說，“要殺死拉登，要為我殺死拉登”。跟這身形細小、面色蒼白但有鋼鐵意誌的復仇女神比較起來，她的男上司和男同事都是婆婆媽媽、畏首畏尾的小男人。美國影藝學院諸公史無前例選她做最佳導演，大概是把她當成“自己人”。

奧斯卡兩次將最佳導演獎頒予李安，李安變成華人之光，這是美麗的誤會。以他2013年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為例，中國元素幾乎沒有，更遑論中國文化內涵。影片的靈魂來自加拿大作家的同名小說，肉身是好萊塢的先進科技與特效。影片的拍攝場地包括臺灣，但這完全無關宏旨。

《少年Pi》是一套印度演員擔綱、關於一個印度少年成長和冒險的故事。影片的奇幻，建基於對印度的文化、歷史、哲學與風土人情的著迷。從此片大受歡迎可見，雖皆為文明古國，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印度軟實力的重視和向往遠超中國。

其實西方對印度玄學和靈修著迷其來有自。早在上世紀60年代，披頭士已是瑜珈和冥想的信徒。英國導演大衛·林奇（David Lynch）最近再度活躍影壇，但他自2001年完成《穆赫蘭道》（Mulholland Drive）一片後曾四出奔走，向世人推廣來自印度的“超凡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在不少西方人的心目中，印度是生活的智慧之泉。李安深明此理，結果拍出一套大受吹捧的得獎之作，成巧絕非偶然。

2012年，法國電影《星光夢裡人》（The Artist，一譯《藝術家》）破天荒獲最佳電影獎，媒體稱之為奧斯卡對大美國主義說不，這是另一個美麗的誤會。《星光夢裡人》的確是法國片，但它是一套向好萊塢默片致敬，沒有對白（即沒有語言隔閡）的“仿默片”。奧斯卡頒獎禮既是好萊塢一年一度自吹自擂、自我感覺良好的大型活動，對恭維好萊塢的電影自然另眼相看。至於2013年得獎的《逃離德黑蘭》（Argo），講善於弄虛作假的電影人介入政治和改變歷史，轉彎抹角地大大恭維好萊塢，美國影藝學院的會員又怎可能不看得心花怒放呢？

【華發網根據南方周末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