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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與“郡縣”:解鎖中西文明不同的兩個密碼

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諧之魂。日前,中央社院第一副院長潘嶽所作《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一文,講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各族人民交融形成命運共同體並重建大一統國家的故事,解析為何日耳曼蠻族入侵羅馬後卻無法再造統一歐洲的原因。本文摘自其中。

不同史觀來自於不同文明。中國五胡弘揚了中華文明“合的邏輯”,歐洲蠻族則放大了羅馬文明“分的邏輯”。

羅馬帝國雖有上層文官體系,但其本質仍是基層自治。之後的歐洲不管采納何種政體,其國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著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領主自治形態。從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從中世紀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國,到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如威尼斯、熱那亞);從按照“小共和國”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國,到歐洲按照“一族一國”模式建立的民族國家。

不管什麽時代,歐洲人的制度史觀與價值認同中,基層自治都是核心密碼。從塔西佗發現“蠻族人的自由”,到孟德斯鳩盛贊蠻族獨立分居的性格,從基佐發現起源於盎格魯·撒克遜人地方自治傳統的代議制精神,再到托克維爾考察的支撐美國民主的鄉鎮自治,均如錢穆所言,“翻看一部歐洲史,看他們直從希臘以來,永遠是分崩離析,各自立國,互不合作。雖面對大敵,危機在前,其各地區之不能融和相協,依然如故。……西方歷史看似復雜而實單純,其復雜在外面,而內裏則單純。……西方歷史上之所謂英國人、法國人,只似一種化學單位。而中國歷史上之中國人,則似化學上一種混合制劑。”

“自治”與“郡縣”:解鎖中西文明不同的兩個密碼

兵馬俑

與之相比,中國無論建立什麽樣的上層建築,其國家治理的基礎都是縣鄉兩級基層政權。正如芬納所言,中國是現代形式的官僚機構“發明者”。從秦漢締造大一統中央集權郡縣制國家以來,基層政權建設就被納入中央派遣與管理的文官體系之中。雖然歷史上也曾有極短暫的封建割據,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郡縣制一直是主流。盡管中國留有一點封建制變體,如沒有政治實權的食邑制度,如基層的官紳合作制度,但這些都是有限自治,國家權力早已嵌入社會結構各個細胞之中,不存在歐洲式基層自治。

基層自治與基層政權,兩套文明邏輯。

從羅馬的眼光看秦漢,會認為中央集權的弱點在於牽一發而動全身,地方性叛亂容易蔓延成全國性暴亂。相比羅馬歷史上發生的叛亂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義),這是基層自治的好處。芬納就認為“威脅漢帝國生存的中國式農民起義,在羅馬卻從未發生過”。

從秦漢的眼光看羅馬,會奇怪羅馬之後的歐洲因種族宗教引起的文明沖突竟能綿延千年。4至6世紀,打了6次拜占庭與波斯戰爭;7到11世紀,打了400年阿拉伯與拜占庭戰爭;8到15世紀,打了800年西班牙基督教與穆斯林的戰爭;10到13世紀,進行了9次十字軍東征;13到15世紀,打了拜占庭抗擊奧斯曼戰爭、蘇格蘭抗英戰爭;1455年到1485年,爆發了全歐洲都卷入的30年宗教戰爭,幾乎沒有一個世紀是民族與宗教真正和解的。可以說,在“文治”方面,中華文明領先於整個古代世界。即便認為“羅馬自治”更優越的芬納,也不得不承認“漢帝國不同於其他國家與帝國(特別是羅馬),它蔑視軍事榮耀。它是一個衷心地反對軍國主義的帝國。它的特點在於‘教化’,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文’。這種宗教上的寬容以及對文明教化的倡導構成了帝國的光榮理想”。

西方社會喜歡生存於“小共同體”裏,從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國再到美國鄉村自治,最終演化成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至上。中國社會也有各種“小共同體”,例如家族、三老、鄉紳和各種民間社團,但總還去追求一個“大共同體”,即“家國天下”。

西方諸多學者,如唐寧、查爾斯·蒂利、麥克尼爾和邁克爾·曼等都自信滿滿地認為,西方中世紀的分與亂,反而帶來了進步。因為發生在前現代歐洲的一系列戰爭打出了歐洲的常備軍,打出了歐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與工業資本主義。這種低烈度的、持續數百年的、很難把彼此一次性消滅的局部戰爭,使得戰敗的一方可以不斷總結經驗,推動了技術的積累性發展。封建社會的分裂性與階級性有利於商業資本的產生,出現商業控制的獨立城市,會更容易走向資本主義。這種封建制、弱國家、多國競爭體系,是近代歐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言外之意,中國太統一,沒有千年的局部戰爭與多元競爭體系;中國太集權,沒有世襲貴族和商人控制的自治城市,因而無法產生工業資本主義。因此,“大一統”反成為歷史進步的障礙。但若要問中國人,願不願忍受一千年的“戰國叢林”和“族教沖突”,去換原始資本主義的誕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中國春秋時期就是多國競爭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統一六國,漢之所以在“暴秦”輿論下還堅持“承秦制”,正是因為戰國300年的超大規模戰爭讓民間達成了“天下共苦戰鬥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識。中國不是沒經歷這個階段,而是經歷過並拋棄了這個階段。所謂的“常備軍”與“理性官僚體制”,中國秦漢時就有了,比歐洲早1800年。對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真正考驗,是在維系大一統的基礎上,如何能同時實現秩序與自由,如何能同時兼具“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制度之美,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義更高的標準。

來源:中央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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