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戒律應該是服務依法治國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推進，為當代中國佛教走向世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在這樣的機遇下，我們有責任讓世界人民從佛教的視角，感受中國文化崇尚和諧、追求和平的思想精髓與人文關懷。”7日，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杭州靈隱寺住持光泉法師在浙江杭州舉辦的“一帶一路”與中華文化論壇上表示，當代中國佛教可以在宗教的“民間外交”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

佛教作為印度文明成果傳入中國2000年，經國人吸收消化後，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組成部分之一，在社會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並發揮著重要作用。佛教有很多功能，例如傳統的治理與改善人心、穩定社會的功能，宣傳文化與提升文化發展的功能，加強民族團結，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功能，以及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等等。在這些功能中，我們不能不談到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對外溝通與文化交流功能。用現在的術語來說，佛教具有對外交流的功能，這種功能主要以民間外交的形式表現出來。

外交形式有二種：一是國與國之間的官方正式聯絡，以國家名義進行的外交，稱作國家外交。在正常的對外交流中，它代表了國家和政府的行為，以契約的形式將兩個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固定下來。另一種是民間團體與私人之間的往來，即我們所說的民間外交，它通過私人，或者家族、民間團體，乃至宗教、文化、體育、商貿等交流方式表現出來。與國家外交相比，民間外交屬於非正式形式，雙方可以制定契約，也可以不需要契約，而采用口頭形式，或學術文化交流的形式。國家外交通常很正規，需要兩國政府的批准和書面邀請，民間外交則既可以有正式邀請，也可以口頭提出，乃至學術活動等，皆可納入。與官方外交相比，民間外交具有多樣性與靈活性。因而對官方外交來說，它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曆史上許多事件，甚至重大事件，不少是先通過民間外交運作發生作用，然後引起國家和政府的注意，上升到官方外交層面的。民間外交的作用有好的方面，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關鍵是我們怎樣去把握和運用它。

當下，“民間外交”在公共外交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宗教的“民間外交”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佛教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曾經對中國社會的曆史與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少貢獻。現下，中國不少佛教寺院也正以積極的態度“走出去”，參與多種形式的世界宗教文化交流與對話，宣傳共建和諧世界的主張。

據悉，中國佛教源於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華傳統文化交融而形成中國佛教，進而傳入東亞、東南亞。1993年9月，趙樸初提出了中、日、韓三國佛教界“黃金紐帶”的構想，如今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各國佛教界也建立了友好關系。

“佛教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從來沒有把自己作為唯一的中心，而是主動融入當地固有的本土文化，從而促進了多種文明共同的繁榮與發展。這種包容的智慧值得借鑒，這也應該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佛教文化應該秉持的一種思想基礎。”光泉法師表示，中國佛教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過程中，也應該基於這一思想基礎，進行更多的思考與嘗試。

以往，中國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傳播中的民間外交活動，還多停留在傳統的交流形式上。比如，只是停留在某種形式的你來我往，顯得過於“外交化”，而缺乏針對現實問題的深層次交流與探討。

“我認為，我們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進行佛教文化交流時，除了可以互派僧人進行交流之外，還應該建立各國佛教資源數據庫，促進文化交流和研究。如果條件允許，我們一些寺院，可以考慮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道場，與當地國家建立佛教文化交流合作協定，互設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光泉法師表示，在中國佛教“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注重對各國佛教曆史遺存、藝術文化的整理與保護，積極做好“一帶一路”沿途瀕危佛教遺跡和非物質遺產的保護和研究工作，支持各國佛教文化和藝術項目的發掘、成立。

此外，光泉法師認為，中國佛教界需要提升自身素質，彰顯獨特作用與良好形象，在“走出去”與“請進來”的“民間外交”中，不斷提升與完善自身形象，將純正的信仰轉化成自立立世的實踐，傳播正信的理念和實踐精神。

從曆史上講，國家一形成就有了官方外交，但是民間外交則在國家之前就已經存在。官方史籍中記載了大量官方外交事例，例如整本《春秋》就是講當時各國之間如何援交，遠交近攻的事例。然而民間外交事例在史冊中卻如吉光片羽，我們也沒有對此進行總結。但是曆史和現實告訴我們，民間外交是存在的，而且不斷地在產生，佛教就是典型例子。

綜觀整個中國佛教史，佛教的民間外交，除了個別朝代外，基本上就處於民間外交的狀況下，其所發揮的功能對促進中外交流影響最大，有時甚至涵蓋了官方外交。對佛教所發揮的民間外交功能，前人已有過評價。如《釋迦方志》卷下《志遊履篇第五》雲：“秦周已前，人尚純素，情不逮遠，故使通聘，止約神州。漢魏以後，文字廣行，能事欝興，博見彌遠。故象胥載庇槁街斯立，踰空桑而曆昆丘，度雞田而跨鳥穴，龍文汙血之驥，雖絕域而可追，明珠翠羽之珍，乃天涯而必舉。窮兵黷武，誠大宛之勞師。擁節泥海，信王命之遐弊。及顯宗之感瑞也，創開仁化之源。奉信懷道，自斯漸盛，或慨生邊壤，投命西天;或通法揚化，振策東宇;或躬開教跡，不遠尋經;或靈相舊規，親往詳閱。斯之多舉，並歸釋宗。故總別之用，開神略始於前漢。至我大唐，前後通數使之往返將二十許。且張騫尋河本惟凡俗，然創開佛名則釋化之漸也。”這段話的意思是，秦周之前，教化未開，交流僅限於神州之內。漢魏以後，眼界漸寬，人們為了尋求汗血寶馬、稀世珍寶之類而四處搜尋，逐漸開始向外武力擴張。但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佛教的交流才是仁義教化之旅的開始。信奉者為了信仰，不惜身命，尋找經典，派遣使節，例如傳說中的後漢顯宗孝明皇帝夜夢金人，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到天竺，尋訪佛法，迎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來中國，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東晉敦煌沙門竺法護，西遊三十六國，大齎胡經沿路譯出，至長安青門外立寺。東晉涼州沙門釋寶雲、釋法顯、釋智嚴等，進入天竺，解諸音義，再回長安及江表，詳譯諸經。京兆沙門釋智猛與同志十五人，西自涼州鄯善諸國至罽賓，見五百羅漢問顯方俗而還。最有名的當然還是大唐京師大莊嚴寺沙門玄奘，他於貞觀三年孤身西尋教跡，沿途走過一百五十國，奉詔譯經，著《西域傳》一十二卷。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佛教扮演著重要角色。連接中外的絲綢之路，最活躍的跋涉穿行者就是佛教僧侶。中外僧人為了弘傳佛教，東來西去，促進了中國與外國的聯系，最終將印度佛教傳入本國。曆代佛教徒為了尋求生命的解脫，主動向外域求學，同時把佛教文化帶回中國，這無疑促進了兩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他們所起的作用正是佛教發揮民間外交的最好例子。所以佛教在溝通中外、促進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中國佛教徒作為民間外交形象大使的最好寫照。

印度宗教文化輻射與影響非常廣泛，亞洲大部分地區都接受了它的文化。特別是佛教，在中古時期一直是東南亞與東北亞地區最有影響的宗教之一，許多國家都以奉佛為其特色，佛教是加強與周邊國家外交聯系的最好資源之一。這一點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與國外的外交很多時候都有佛教人士參與，或者是由於佛教的影響而增進了兩國的友好關系，提升了外交級別。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周邊許多國家給中國朝廷上書稱贊中國佛教。梁大通元年，師子國(今斯裏蘭卡)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為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1]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2]西南夷訶羅陀國於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3]在這些國家向中國朝廷進貢示好帶來的禮物中，就有佛教的舍利、貝葉經、佛像等等。例如梁中大通二年，丹丹國王遣使“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並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4]波斯國於“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5]正是由於以佛教為媒介，周邊諸國對中國給予了很高禮敬，紛紛示好，以表臣伏之心。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阤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眾生。我雖在遠，亦沾靈潤。”[6]中天竺國王給梁朝上書曰：“大王若有所需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采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7]大唐盛世，佛教對推動本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作用尤巨，著名的玄奘大師在印度留學，獲得了印度國王的禮待，降服外道，聲震五印。印度國王特地托他致書中國皇帝，要求兩國修好。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天竺國，在印度刮起了一股中國風。天竺國王屍羅逸多召見玄奘說：“‘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屍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為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複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屍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詔書，複獻火珠、鬱金、菩提樹。”[8]可見，古代中國佛教對中外各國外交所起的作用是顯明的。由於佛教徒的宗教文化交流活動，促進了與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於是一些國家與中國的來往也由民間上升為官方，派出了使者、使團到中國，如唐代的“遣唐使”等等。

中國僧人放洋出國，在外弘傳中國文化，代表了中國的形象，擴大了中國的影響。東晉法顯到印度舍衛城，告訴當地僧人他們是從漢地來的僧人，當地的僧人為之贊歎，“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法顯讓印度僧人首次看到了中國僧人的風采，贊歎中國，宣傳中國。玄奘在印度宣傳中國文化，印度戒日王專門請他將中國的《道德經》譯成梵文。“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棄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9]鑒真大師東渡日本，成為日本傳教第一人。他受到天皇的禮待，敕文“大德和上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喻。朕造此東大寺經十餘年，欲立戒壇傳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受戒傳律，一任大和尚。”[10]天皇不僅給予鑒真很高的評價，而且帶頭從鑒真大師受戒，“初於盧遮那殿前立戒壇，天皇初登壇受菩薩戒，次皇後皇太子亦登壇受戒。尋為沙彌證修等四百四十餘人受戒，又舊大僧靈佑、賢璟、志忠、善頂、道緣、平德、忍基、善謝、行潛、行忍等八十餘人僧，舍舊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後於大佛殿西，別作戒壇院，即移天皇受戒壇土築作之。”[11]鑒真大師在日本圓寂後，日本朝廷與佛教界人士悲慟，寫詩稱贊：“萬裏傳燈照，風雲遠國香。禪光糴百億，戒月皎千鄉。哀哉歸淨土，悲哉赴泉場。寄語騰蘭跡，洪慈萬代光。”[12]鑒真的日本弟子思托法師稱贊乃師“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東。戒香餘散馥，慧炬複流風。月隱歸靈鷲，珠逃入梵宮。神飛生死表，遺教法門中。”[13]這是說鑒真大師來到日本，將漢明帝夜夢的金人帶來東瀛，佛教的戒香在此繚繞，智慧火炬伴隨著流風在日本各島燃燒。又因為鑒真的到來，月亮、寶珠都有了靈性，它們的光輝映照著佛門聖地。鑒真所弘傳的律宗已經超越了生命的界限，他建立的遺教成為法門正宗。因為鑒真是最早點亮中日佛教關系之人，日本把鑒真將中國佛教律宗傳入日本，比作天竺來的攝摩騰到洛陽傳入佛教，有“摩騰遊漢闕，僧會入吳宮。豈若真和上，含章渡海東”[14]之說，其功勞居功至偉。鑒真大師到日本，開啟了中日兩國民間外交的新時代。中國形象通過鑒真的作為更加高大，中日兩國民間外交活動也得以展開。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一直起著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增進與各國之間關系的重要作用，佛教徒所扮演的民間外交的角色，對中外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功不可沒，至今受到人們的懷念與傳誦。

曆史發展證明，官方外交與民間外交都與國家的發達興盛有著重要關系，凡是處在上升和發展期的國家，向外推進與傳播影響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出於政治與經貿的需要，外交必然要為國家利益的目標服務，宗教也會在這一目標引領下，自覺不自覺地向外傳教，擴大其影響，為國家利益服務。

如果說在唐代之前，中國佛教界主要是向外學習和輸入外來的印度佛教文化，佛教民間外交的活動更多的是由外而內的特點，那么到了唐代，風氣翕然一變，轉為由向外學習到向外輸出二者並舉的時代。民間外交既有由外而內，也存在著由內而外的變化過程，特別是後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發展方向，並且奠定了後來佛教民間外交發展的主流。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仍然有諸多的僧人到印度學習佛教，取回經典進行傳譯，另一方面經過中國僧人對印度佛教的吸收與改造，促使中國化的佛教產生，完成了印度佛教在中國的轉型，中國佛教在唐代最終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完全獨立出來。

唐代佛教的民間外交是在大國佛教的社會背景下展開和進行的。如前所言，宗教的興盛與社會的發展水平相適應和相發展。隋唐佛教鼎盛，除了因為中國僧人一直致力於學習吸收與改造印度佛教思想之外，還與此時中國社會進入了政治、經濟、文化大發展的階段有著重要關系。換句話說，大唐盛世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了無比優越的條件，中國佛教依靠國家的力量和強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影響，也進入到發展的盛世。唐王朝強盛、恢弘、開放的大國氣象，造就了中國佛教對內自我發展，對外積極輸出的勇氣和精神。

大國自有大國的特點，大國的文化與風范，必定會影響到世界其它國家。唐王朝作為中國少有的世界最有影響的國家之一，其宗教主要是佛教的指向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佛教外交也隨著這一變化而變化，其風向標就是中國佛教開始向外輸出。中國僧人已經不再滿足於到印度取經留學，而是把足跡深入到周邊東亞諸國。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國先後接受了中國的宗派佛教，這種風氣一直沿襲到後來的宋、元、明、清，長達數百年的時間。

韓國與中國相依，在南朝時就開始向中國學習佛教。7世紀以後新羅政權積極拓展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派遣大批留學生來唐朝學習中國文化，最多的一次曾達100餘人。隨著新羅佛教的繁榮，國家陸續派出了不少僧侶來中國求法和巡禮。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新羅時期來華僧達117人。他們在華廣訪名山諸耆，參與譯場活動，著書立說，回國時攜去大量的佛教經籍和文物，繼續從事佛教經論的宣傳和研究。有的開山授徒，在國內建立了具有新羅民族特點的佛教宗派或學派，與中國唐朝鼎盛期的佛教相互呼應。這一時期中國佛教的學派或宗派除地論、毗曇少數派別外，大多數都先後傳入了韓國，形成了“五教九山”的局面。宋代高麗國王子義天“韜形去國，潛服放洋”，搭華商林寧的船來到中國，表示“予發憤忘身，尋師問道，今已(於)錢塘慈辨講下稟承教觀，他日還鄉，盡令傳揚。”[15]於是回國後“始創天台宗，置於國清寺”，[16]因此他被韓國佛教尊為天台宗初祖。諸多來華留學的僧侶，成為中韓兩國的民間外交活動的推動者，將中韓兩國的佛教關系引向深入，中國佛教傳到海東地區，完成了韓國佛教的創宗立派。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在中日關系發展史上，佛教對推動兩國的外交與交流起過重要作用。唐代日本派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來華學習，其中就包括學習中國佛教，接受中國佛教文化。中國佛教傳入日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基礎。日本佛教與韓國佛教比較，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差別。相同之處在於兩國的佛教都是從中國移植的。不同之處在於，韓國佛教主要是韓國的僧侶到中國學習佛教，然後再回去創宗立派，所以韓國佛教認中國的佛教是祖庭，但是本宗的開山祖師還在韓國;日本的佛教宗派有的是中國僧人過去建立的，例如鑒真大和尚建立的律宗。日本佛教不僅認中國祖庭，而且還尊中國僧人為本宗的開山祖師。如他們盛贊鑒真傳教立宗的成績，認為“爰有鑒真大和上，張戒網而曾臨，法進闍梨，照智炬而戾止像化多士，於斯為盛。”[17]鑒真將律宗傳入日本，順應了世界佛教的發展潮流，也是中國佛教對外傳播的典范，故“上方傳佛教，名僧號鑒真。懷藏通鄰國，真如轉付民。”[18]也就是說，是鑒真將正宗的中國佛教真如大法傳給日本人民。因此，鑒真圓寂後，日本還在為他能夠“法留千載住，名記萬年春”[19]而感到欣慰。鑒真所起的佛教民間外交的作用至巨，是佛教民間外交的典型事例。

繼鑒真之後的佛教外交家是元代的一山一寧。他與鑒真又有所不同，作為中國佛教僧人，他是受元朝廷派遣，前往日本交好的。他於大德二年(1298)受元政府赴日，以“通二國之好”。他作為官方的外交使節，推動了中日兩國的友好往來，結束了當時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更重要的是，他對日本佛教產生了重要影響，直接推動了日本佛教的發展。他在日本所傳禪學法系，為古代日本禪宗二十四流派之一，號稱“一山派”。這一派弟子後來成為五山禪林中的活躍人物，促進了五山文學的發展。明代的黃檗隱元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值得稱道的外交家，他把福建的黃檗山佛教傳入日本，又創立了黃檗一派，被尊為開山祖師。

越南的禪宗也是在盛唐由中國僧人傳過去的，唐代僧人無言通是百丈懷海禪師的弟子，他在交州北寧建初寺傳授禪學，推行面壁禪觀，最終建立壁觀派。由於這一派對越南佛教多有貢獻，後來的禪師曾被朝廷敕封，成為越南曆史上最有影響的佛教派別。

自唐代始，中國佛教的外交風氣開始轉變。在大唐盛世的有力推動下，中國佛教開始向外輸出，影響著周邊國家。其形式也是多樣的，既有受政府委托前往國外，充當中外友好的使者，但是更多的則是以民間外交的形式，通過受請的方式將佛教傳入他國，擴大了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

中國佛教作為對外交流的主渠道之一，保持了千餘年，一直到清代以後，才開始衰弱。這固然與清代的整體佛教落後有關，也與當時整個中國正處在積貧積弱的情況有著必然的聯系。特別是西方科學技術的發達，世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東方的傳統文化發展受到制約，除了日本之外，東方大國如印度和中國等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佛教作為中國傳統宗教不再能夠發揮以往的對外交流功能。

明末清初，中國佛教開始複興。在充滿革命的時代思潮影響下，中國佛教重新開始慢慢發生影響。著名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就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佛教大師，他把中國大乘佛教再次傳向世界作為畢生理想之一。太虛認為，佛教是集印度文化精髓的宗教，中國文化則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所以中國文化實際上已經包納了印度文化在內，由此推出，世界文化裏面可以與西洋文化並列，並代表著東方文化與文明的就是中國文化，而在中國文化中，大乘佛教文化又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故佛教足可以代表東方文化或東方文明。太虛成立世界性的佛教組織，創辦培養對外交流人才的柏林佛學院，率領佛教代表團參加世界佛教大會，其本人還親自訪問歐美、日本、東南亞等地，其目的就是想讓中國佛教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讓佛教重新回到大唐盛世的時代。太虛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沒有政府支持的背景下進行的，實為一種民間外交的手段，在當時整個中國處在西學影響，佛教仍然還處於剛開始有新轉變的情況下，佛教自己沒有新的內容，太虛的外交手段是無濟於事的，只是好的想法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中國佛教還是在非常時期發揮了傳統民間外交的特殊功能。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佛教界組團訪問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宣傳抗戰愛國思想，不僅為抗日募集大量資金和物品，而且還組建僧人上前線，直接參戰，這是20世上半葉中國佛教界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利用佛教的民間外交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20世紀下半葉，中國佛教界有了自己的佛教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界開始統一起來。從50年代起，中國佛教界人士一直在民間外交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溝通了與周邊國家，如與緬甸、斯裏蘭卡、柬埔寨等國的佛教界交往，促進了與各國的宗教與文化的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因為受到國外某些反華勢力的阻撓，中國政府在外交上受阻，中國佛教界利用傳統民間外交的優勢，與周邊國家佛教界增進往來，促進與各國官方外交的提升。5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舉行的緬甸和斯裏蘭卡佛牙展，客觀地增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沒有正式建交前，兩國間的來往主要是依靠民間團體的交往而完成的，其中中國佛教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可睹的，正是由於中日兩國佛教界的往來，促使後來中日兩國的外交關系正常化。這是當代中國佛教界發揮的民間外交最典型的示范，也是當代佛教界自覺走愛國愛教道路的最好證明。我國與泰國、韓國等國的佛教交往也是兩國民間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輕視。而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岸在交通未通的情況下，先期進行的就是宗教相通，主要是佛道教相通的情形，佛教溝通了兩岸佛教徒的感情，走在了促進祖國統一的前沿。

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優良傳統，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以其特有的形式而存在。不管在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佛教民間外交都是處理複雜的國家關系與團體關系的最好方式，因為共同的信仰可以將不同膚色和不同國籍的佛教徒牽在一起，可以增進雙方的友誼，客觀上也會推動官方外交，所以對佛教民間外交的作用不可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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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頁)進入21世紀，中國逐漸擔當起大國的責任和發揮著大國的影響。在西方遭遇金融危機、次貸風波而動蕩不安之時，中國經濟仍在飛速發展，令世界矚目。過去我們的佛教交流是“將弘茲道，實待明賢”，[20]“玄風不墜，寔賴茲焉。”[21]現在時逢盛世，中國佛教也步入黃金時代。可以這樣說，中國大國的佛教正在崛起。當年的鑒真“大師慈育契圓空，遠邁傳燈照海東”[22]，我們是不是還會有鑒真大師這樣的人物，以無比的勇氣和毅力，發揚佛教民間外交的傳統，將佛教再度傳出國門，開啟新的天地?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從宗教的功能上看，宗教有著對外宣教和文化交流的擴張需求。二千年來，無論是印度佛教還是中國佛教，乃至其它宗教都具備這種功能與要求。宗教要爭取更多的信眾，獲取更大的地盤，產生更大的影響，創造更多的效益，就一定不能忽視民間外交這條道路。這個要求已經構成了宗教的要素之一，也是宗教發展的規律。沒有擴張要求的宗教是沒有出路的。所以從宗教自身發展需要上來看，佛教的民間外交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從曆史的回顧來看，中國佛教始終把民間外交作為其重要功能之一，始終沒有離開這一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中國佛教傳入周邊國家，無不遵循著這個發展規律，並且盡量把這個功能發揮到極點，讓佛教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以佛法弘化各地，讓佛教走入人間，是整個佛教界的任務，也是中國佛教僧人畢生努力的目標。曆史上的佛教就是這樣做的，並且取得了成功。

第三從宗教之間的內外競爭來看，信仰具有排他性。宗教的擴張實際上隱含著宗教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可以是不同宗教之間的競爭，也可以是宗教內部不同派別的競爭。因為宗教需要信眾，需要地盤，需要利益，需要理論與文化，所以競爭始終存在於整個宗教界。宗教之間的競爭手段很多，方式也多樣，但是目的一樣，就是獲取更大利益。如果說宗教是一個市場，那么不同宗教瓜分市場的情況是存在的。我們常說西方國家利用“三片”——薯片、大片和芯片占領了中國市場，影響著人們的頭腦。其實這三片的背後，是經濟大國的經濟貿易、思想文化的影響，其目的就是宣傳西方的價值觀。眾所周知，西方價值觀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每年的聖誕節，實際上就把基督教的價值觀引入到現實人們的頭腦中。現在在我國，過聖誕節的人數超過了佛誕節。說明西方宗教聖誕節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傳統宗教佛誕節的影響，這與西方加強文化價值輸入有重要關系。曆史上曾經發生過因宗教間的競爭而產生的戰爭，西方宗教與中東伊斯蘭教就發生過著名的長達百年的十字軍征戰。但是現在和平與對話是世界發展的趨勢，宗教間既有競爭，也有對話。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各大宗教界，對話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共識。教內教外人士都意識到，只有對話才能保持各自的宗教和平與安全。在這個意義上，宗教的民間外交無疑對宗教對話有著重要作用。

第四從大國發展的需要來看，因為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必然會伴有文化的輸出，這點已為曆史證明。從唐代盛世開始，中國佛教民間外交開始轉型，中國開始成為佛教輸出國。如今的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矚目的大國，曆史的經驗提示我們，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當代中國佛教同樣也已具備了向外輸出的實力。特別是寺院經濟的發展，佛教的輸出能力增強。參考台灣佛教的經驗，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的佛教就是在台灣經濟騰飛的時代走出去的。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的“法水流向五大洲”的理想能夠實現，主要得益於台灣佛教界的經濟實力而取得成功。反觀大陸，我們的佛教在經濟方面已經與台灣佛教界不相上下，所以大國佛教的輸出，機會是相當多的，當代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前景十分看好。

學者指出，大力推行“公共外交”被人們寄予厚望。相對傳統的政府間外交而言，公共外交強調以公眾為對象，實施主體雖然也包括政府部門，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組織，一般包括民間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媒體、宗教組織以及國內外有影響的人士。而在外交不斷多元化的今天，經濟、文化領域的交流越來越重要，“公共外交”超越了正式的官方的外交模式，將本國的文化與價值觀傳遞到世界，讓整個世界通過“公共外交”的影響力來認識中國，使中國精神和價值觀成為普世性的價值觀。

以上我們從曆史與現狀的角度論證了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發展與未來發展的趨勢，就是要說明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未來發展將會越來越強，大國佛教的背景將會給中國佛教向外輸出或者說佛教民間外交活動提供更多的機會。

當前中國佛教的現狀是各地的佛教發展普遍看好，特別是那些經濟發達的地區與佛教影響較大的地方，佛教經濟已經影響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像少林寺、四大名山等地，因為旅遊經濟的拉動，推動了地方GDP的提升，帶動了佛教信仰的發展。許多地方政府都看好佛教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佛教寺院經濟也得到增長，成為具有經濟實力的實體。

曆史上中國佛教一直是以“山頭佛教”的形式存在著。“山頭佛教”是指各地的佛教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點、有相對排他與封閉性的情況，佛教所影響的地區以佛教文化圈的形式來表現。具體地說，南方佛教與北方佛教有區別，同一個省或一個地區的佛教文化形態也不完全相同，在各自的佛教文化圈，最終形成了各自的佛教形態，並固定在這個區域裏面。山頭佛教的形成，與地域風情和曆史文化有關系，也與中國傳統的宗教管理模式有關系。山頭佛教的結果是造成了地方佛教特色，其它地區的佛教要進入這一地區，相對有一定困難。西方宗教的特點是堂口意識，西方人信仰宗教基本上是固定不變的，與信徒發生關系的是教堂，而不是某一宗教人士，這就表現在與自己擁有的宗教生活地方有關，特別是受洗禮和成長的教堂，往往就是信徒最終發生聯系的地方。東方社會則不一樣，東方宗教最大特點之一是隨人而行，也就是說宗教領袖的魅力是吸引信徒的直接和主要原因。舉例來說，深圳弘法寺本煥長老，因為是中國第一高僧，既有高深的修行，又有傳奇的經曆，故他擁有廣泛影響和號召力，弟子多達二百餘萬，遍及世界各個國家，已經超出深圳一地。也正是這個特點，使得中國佛教的地域化影響被強化，某一地區的高僧往往就是當地信眾信奉的領袖，外人很難再介入進去，由此最終形成了佛教的地方勢力或信仰地盤的割據。這種割據的佛教形態，就是我們所說的“山頭佛教”的特點。

山頭佛教的存在對佛教的發展既有利又有弊。其利在於好管理，因為流動性不大，又具有地方性特點，教徒相對穩定，對寺院來說可以有基本的保障，競爭壓力不大。其弊在於自成一系，不利於交流，寺院的提升速度緩慢，沒有壓力，不用去找市場，所以過去曾經有人形容寺院是最封閉的地方。從宗教信仰市場的角度來看，山頭佛教的存在表明佛教信仰市場已經被瓜分完畢，各個寺院之間只是存在著相對的禮儀交往，擴張的空間相對不大。除非發生重大事件，諸如宗教領袖突然涅槃或者繼承者之間相互鬥爭，其市場有可能被重新分配，否則這些山頭佛教的現存狀況就不大可能發生改變，這種模式已經存在了千餘年，成為中國佛教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山頭佛教的建立，意味著佛教界內部有了不成文的契約或約定，每個寺院所管理的地盤與范圍自動劃分，大家互相默認各寺的勢力范圍，相互支持而不拆台，既可以保持佛教內部的穩定，又可以人均式的分配佛教資源。

但是，在當代大國佛教背景下，中國佛教的山頭佛教現狀，實際上已經使具有經濟實力，想再進一步做大的寺院，無法找到更多投資的地方。換句話說，想進一步發展，擴大本寺的影響，不能以犧牲其它地方的佛教利益來完成擴大再生產的過程。既然中國佛教市場已經被各個地方佛教寺院確定與瓜分，現實也逼迫那些想要取得進一步發展的寺院和團體，只能寄希望於另辟蹊徑，於是有了向海外擴張的願望。因為海外市場對中國佛教界來說還是空白，而且在海外擴張，是由競爭實力來決定的，是一個沒有邊境的信仰市場，能否成功取決於投資方向與競爭方式的選擇與運作。在這個目標下，選擇走出去，已經成為一些寺院的新想法和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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