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強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黨的十九大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判斷，並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這在當今中國面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並且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的關鍵時刻，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正因為如此，在理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學者們圍繞十九大報告，各抒己見，從不同角度學習闡釋十九大精神。這種局面是十分可喜的。但應當看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防、外交、黨建等各個領域，涉及全球性、全國性、地區性等不同范圍，更涉及從宏觀、中觀到微觀的各層側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直接的指導作用。我們應該自覺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統領當前和今後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我們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立足大局，把握規律;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解決掃除經濟發展體制機制障礙;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相機抉擇，開准藥方，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產生深遠影響;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經濟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賦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的時代內容，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五年來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是我們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奮鬥目標的思想基礎。一方面，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經濟理論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創新;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經濟學必須跟上時代進步和實踐發展的步伐。因此，在攻堅克難的經濟改革中，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當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以什麼作為指導呢?一般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理論旗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因而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經濟理論為指導。二是認為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應該借鑒當代西方經濟發展的理論成果，以當代西方經濟學為指導來創新中國經濟學。這兩種觀點是互為補充的，但只強調某一點，則有將兩者割裂開來之嫌，陷入照搬照抄的泥潭，都不利於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由於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在不同程度存在照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具體結論和蘇聯經驗的問題，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了一些失誤。改革開放以來，有些人又出現照抄西方經濟理論，奉西方經濟學為圭臬的傾向，幹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這些經驗教訓值得經濟學界認真研究和吸取。

當今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因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其本身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理論基礎的。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基於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並運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形成的經濟理論，因而具有客觀真理性、理論創新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我國的改革開放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僅經濟體制改革就涉及許多方面的內容，但碎片化的經濟理論難以系統解決深層次的經濟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直接來源於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直接針對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是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科學指南和根本遵循。

在中國經濟學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必須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另一方面，還須求諸於中華民族的曆史和優秀文化傳統。筆者認為，中國曆史的人文傳統將對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產生顯著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對當前經濟學過分的科學主義傾向提供新的借鑒。

西方人文傳統源於古代希臘和羅馬，但在中世紀為宗教神學所湮沒，以後又在文藝複興時期被重新提出。不過，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主要是資產階級用作批判宗教神學和封建專制的武器，而當資本主義興起以後就被棄如敝履。西方經濟學創建之時，人文主義衰落，理性主義興起，在這樣的背景下創建，西方經濟學自然較少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相反，卻沿著理性主義路徑日益走上科學主義道路。這個過程大概可以概括為四大步驟：第一步，亞當·斯密將人的理性和感性分開，將經濟學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設基礎之上，經濟學成了理性經濟學;第二步，李嘉圖將邏輯方法與曆史方法分開，將經濟學專注於純粹抽象和演繹方法，使經濟學成為非曆史的經濟學;第三步，後古典主義者如穆勒等將實證與規范分開，經濟學開始擺脫道德倫理等價值判斷，使經濟學成為實證經濟學;第四步，新古典主義者以自然科學為榜樣，運用邊際分析和數學方法，試圖使經濟學成為與自然科學一樣的“實驗科學”。這樣，經過一系列過程，經濟學走入一個盡善盡美的邏輯世界，甚至走進一個數學模型構成的公式化世界，從而最終實現了去價值化，成為純粹的科學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的科學主義方法，一方面實現了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闡釋，另一方面卻導致了人文價值的缺失。首先，經濟學成了以物為本的經濟學，而人的本質欲求逐漸消失在有關效率目標的闡釋和解決之中;其次，經濟學成了沒有曆史的經濟學，人類社會和曆史的多樣性消失在抽象的邏輯演進之中;最後，經濟學試圖闡釋普世主義的道理，由此泯滅了不同民族的利益區別和價值訴求。這樣一來，西方經濟學家將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經濟理論作為了普遍真理向世界推銷。而在這一過程中，原始的商品拜物教經過貨幣拜物教轉變為資本拜物教，到了現代社會則進一步演變為“GDP拜物教”，從而影響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不可避免地帶來負面影響。筆者認為，為了扭轉現代經濟學的這種缺陷，有必要重新強調經濟學的人文價值，重建人文經濟學。

中國的經濟學是作為“舶來品”從西方引進的，正值中國人文傳統衰落而科學崇拜方興未艾之際。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引入的經濟學，是作為科學經濟學被直接“拿來”的，完全沒有中國的人文元素。隨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傳入中國，成為與西方經濟學競爭的科學思潮。不過，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受到“蘇聯范式”的影響，導致教條主義盛行。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大規模全面引進，中國經濟學進一步向科學主義方向發展，人文傳統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

經濟學的科學方法本身是正確的方向，特別是邊際分析方法，是適應於工業化時代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當工業現代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經濟的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以後，經濟學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經過了“去價值化”的經濟學卻不能提供有效的闡釋方法和解決方案。因此，科學主義的經濟學必將遭到質疑。近些年來，複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建立中國經濟學的呼聲交相興起，經濟學的人文轉向這一問題也進入人們所討論的話題之中。

中國的人文傳統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即人文之“人”的方面;二是“人文化成，文以載道”，即人文之“文”的方面。就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而言，前一方面體現了經濟學研究的“本體論”轉向，後一方面則體現了民族文化對經濟學發展的價值。

中國文化傳統講天人合一，以人為本。這裡指的是人文之“人”，是本體意義上的，強調人的本質、人與物或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在這樣的人文視域之下，中國經濟學應具備以下特點：

首先，中國經濟學應是“人”的經濟學。中華民族根據自身的生命體驗和曆史過程，形成了以“人事為本”的人本史觀，“以人為本”的價值傳統。但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物本”的主導性壓制了“人本”的主導性，致使人們“喪己於物，失性於俗”，成為“倒置之民”。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確立人在經濟學中的位置，重建“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從物的經濟學轉變為人的經濟學。而對於國家來說，“以人為本”就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為本，即“以民為本”。無論“人本”還是“民本”，其具體體現都是民生，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國經濟學的當代建構，就是在人本史觀基礎上，重建“以人為本”的價值傳統，確立“以民為本”的政策方向，建立“以人為本”的“人”的經濟學和“以民為本”的“民生”經濟學。

其次，中國經濟學應是“善”的經濟學。中國傳統文化將“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進一步提升為以“仁”為本的價值高度，從而確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本位。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就是要恢複經濟學的倫理性質，主張從“人性”出發建立“仁性”秩序，用“價值”來矯正和規范“理性”，處理好“義”與“利”的關係。所以，經濟學不僅要研究人的理性，還要研究人的感性，更要研究人的“仁性”;不僅要研究人的“利己”行為，還要研究和鼓勵人的“利他”行為。這樣，競爭作為經濟學的天然原則也要有所改變，即從強調競爭效率轉變為強調合作效率，建立“合作為體，競爭為用”的市場經濟原則，實現社會整體效率的提高。

最後，中國經濟學應是“美”的經濟學。在人的理性和感性之間，以“仁”為核心價值的中國傳統文化偏重於感性，具有濃重的“詩性”特點。西方經濟學建立在片面的“理性人”假設基礎上，忽視了人的感性方面，進入“理性人—經濟人—經濟動物”的誤區。而要實現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就必須重建經濟學的人性假設，將經濟學建立在“現實的”人性基礎上。而現實的人，不僅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因而才是活生生的;不僅有血有肉，有物質需要，而且充滿激情，充滿仁愛之心，同時有精神追求和文化需要。所以，實現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除了要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還要追求“美”。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發展的目的不僅僅是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不僅僅是人的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的全面提高，還要求生活方式的多種多樣，包括快樂勞動、率性自由、身心如一的幸福感，也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人在勞動中肯定了自己的個人生命，從而也就肯定了人的個性的特點，因而人們的勞動是創造性的勞動，勞動既創造價值也創造快樂，還創造美。總之，中國經濟學必然反映新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是超越人的理性，彰顯“感性”和“仁性”的“人文”經濟學。

人文化成，文以載道。這裡指的是人文之“文”，也就是曆史、民族和文化。這裡的問題核心在於：文化是曆史形成的，不同民族由於有不同的曆史，因而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利益訴求。因而，不同民族的經濟學要有不同的民族表現形式。

第一，中國經濟學要採取曆史方法，即唯物史觀和曆史敘事。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會存在;既包括人的現實存在，也包括人的曆史存在。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曆史的科學。”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曆史的、暫時的產物”。中華民族根據自身的生命體驗和曆史過程，形成了獨特的曆史觀，“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往察來”，以“理”以“仁”，中庸中道，構成了特殊的曆史敘事。這就要求我們努力挖掘中國曆史資源，包括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資源，為中國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提供曆史唯物主義闡釋，建立中國曆史敘事的經濟學。

第二，中國經濟學要體現民族價值，即民族利益和價值訴求。西方經濟學希望以理性主義同化不同的文化和價值，建立所謂的普世主義經濟學。但韋伯也說過：“作為一門說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跨民族的，但是，一當涉及要作價值判斷，政治經濟學就必然受制於人類的某一特殊族系。”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也開始認識到，從實踐層面上看，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等同於世界的發展模式，更不能等同於中國的發展模式;從理論層面上看，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界的“殖民主義”傾向和中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消費主義”傾向已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學界也已認識到，西方的經濟利益並不能等同於世界的經濟利益和中國的經濟利益。因此，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必然是體現民族價值即體現民族利益和民族訴求的“國民經濟學”。

第三，中國經濟學要有特別的民族形式，即民族語言和話語體系。語言是文化的符號。不同民族的文化價值通過不同的話語體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訴求也必須通過不同的話語體系得以表達。從曆史上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隨著本民族語言的形成和興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學術話語體系，即所謂“文以載道”。西方經濟學試圖消除曆史差別和民族差別，全面整合各種不同的市場遊戲規則和不同國家的經濟利益，對中國經濟學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致使中國經濟學界一度喪失了自己的話語權。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中國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國經濟學的興起。但中國經濟學的興起並不能依賴西方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學的認可，而在於中國經濟學自立於世界經濟學之林的能力。曆史上看，中國形成了完整的、獨具特色的經濟模式和經濟思想，這是中國經濟學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經驗源泉和學術資源。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指導下，吸收西方經濟學學術話語，發掘中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資源，形成獨特的經濟學話語體系，構建“中國話語”的經濟學。這就是中國經濟學的“民族形式”。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就成為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從本質上說，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對象是當今中國的經濟關係，包括當今中國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我國的所有制關係和分配關係;我國的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及其與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的關係，等等。在具體內容上，應沿著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問題導向，深入研究主要矛盾的具體形式、本質內涵、形成原因和發展趨勢。而要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應研究新時代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主要任務、方針政策、體制機制和戰略步驟。這些都需要經濟學界與實踐工作者來共同探索。

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還涉及方法問題。方法正確，創新就事半功倍。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做好經濟工作，必須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從根本上講，經濟學理論創新要麼採用唯物的、辯證的方法，要麼採用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方法。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一定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掌握事物矛盾運動、實事求是等唯物辯證的科學方法，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成果，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境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成就輝煌，令世界矚目。但是，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總結做得還不夠好，中國經濟故事在世界上的傳播與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的成功不相匹配。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研究員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進入新時代，能否講好中國經濟的故事、讓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已經成為一件必須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當前，中國經濟學研究最為重要的任務就是構建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經濟參考報》：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從新中國建立到實行改革開放，再到進入新時代，在我們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而備感自豪的同時，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是怎樣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高培勇：中國經濟建設實踐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為我們做對了什麼。這些做對了的東西，既不可能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找到，也不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照抄照搬，而只能來自於中國的實踐，紮根於中國國情土壤的基礎上產生。把實踐中做對了的東西總結出來，把中國經濟建設的曆程講清楚，本身就是理論創新，就是對經濟學的理論貢獻。

應當說，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總結，迄今為止，我們做得很不夠或不夠好。這直接導致了不僅中國經濟故事在世界上的傳播與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的成功不相匹配，中國經濟學在世界經濟學領域的話語權也與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以往，這或許無礙大局。但是，在進入新時代的今天，能否講好中國經濟的故事、能否讓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就已經不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須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了。

《經濟參考報》：具體應該如何去做?

高培勇：首先要梳理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軌跡。在廣泛佔有改革開放40年以及新中國近70年經濟建設史料的基礎上，從曆史的本來面目出發，全面而客觀地認識曆史、再現曆史，從中提煉出最直接、最核心、最實質的內容，把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軌跡和來龍去脈說清楚，講明白。

其次要概括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以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的基本軌跡為線索，對改革開放40年以及新中國近70年經濟建設實踐進行曆史分析，從中得出有事實依據的判斷，就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其教訓做出實事求是的總結。

再次要提煉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規律。在梳理、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基本軌跡、基本經驗的基礎上，還要將其提升至規律層面加以認識，從而做出創新性的理論概括。否則，中國奇跡就只能停留在經驗層面而達不到理論的高度。

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基本規律，構成了我們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實踐，講好中國經濟故事的三部曲。

《經濟參考報》：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經濟學視角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高培勇：以經濟學視野看待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可將其歸結為需求和供給之間關係發生的變化。

從需求看，在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其一，物質文化需要。這一層面需要在新時代所發生的主要變化在於“上層次”，人們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體到與之對應的載體——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上，就是人們對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有了更多需要。其二，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這一層面需要在現實中的表現主要是“擴范圍”，即日益擴大的多方面需要。具體到與之對應的載體——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上，就是人們對制度產品和政策產品的需要日益增長。進一步看，“上層次”的物質文化產品也好，“擴范圍”的制度政策產品也罷，按照其所對應的物品和服務性質，又可區分為私人物品和服務與公共物品和服務。私人物品和服務的供給系統主要是市場，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系統主要是政府。因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可進一步表述為對主要由市場系統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務的需要與對主要由政府系統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需要。

從物質文化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需要，從物質文化產品到制度政策產品，從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務的市場系統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政府系統，是我們圍繞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作出經濟學解釋的主要觀察點。

從供給意義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其實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給。立足於新時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至少可以區分為兩個不同層面：

其一，物質和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主要的表現是，產業結構失衡與產能過剩相交織，先進生產力與傳統、相對落後甚至原始的生產力同時共存，生產力水平布局不均勻。其二，制度和政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主要的表現是，社會法治化水平不高，社會建設存在不少短板，文化建設相對滯後，生態文明建設問題很多，區域和城鄉之間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收入分配差距較大。

《經濟參考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牽涉領域廣、影響范圍大。根據您的研究，應該首先從哪個方面入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高培勇：十九大報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從創新驅動、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等幾個方面作出了戰略部署。對於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無論是將其視作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還是將其定位於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都意味著黨和政府領導經濟工作的理念、思想和戰略的重大調整。其中，具有基礎和支撐作用的調整，就是宏觀調控體系。宏觀調控體系調整的主線和方向，當然是匹配在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前提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同志曾指出，黨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既然涉及的是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而非一般意義上的調整，這種調整便不僅是深刻的，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既然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基礎上作出的決策而非根據短期或局部分析作出的決策，這種調整便不是一個短期概念，而要管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它所觸動的，絕不僅僅是宏觀經濟政策配置層面，而且延伸到了宏觀經濟理論層面。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宏觀調控體系以及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將給宏觀經濟理論以及宏觀調控體系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這一挑戰主要基於幾方面變化：

分析視角。以往經濟形勢分析的基本視角是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當下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其根源在於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經發生變化，基於周期性和總量性因素的分析便顯得力不從心而有局限性了。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根源在於重大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經濟形勢分析的聚焦點自然要轉到以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上。

發展理念。以往判斷經濟形勢好與壞的唯一標尺是GDP增速的快與慢。追求高速增長，以GDP論英雄，是普遍現象。然而，當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曆史性的變化，我們所秉持的經濟發展理念，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目標亦定位於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GDP增速不應再成為評價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的唯一標尺。除此之外，質量和效益指標不僅要引入，而且要作為中心線索。既然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經發生變化，為短期經濟增長而實行刺激政策、透支未來增長便不再是我們注重的選項。取而代之的，是引領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將著重點和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

政策主線。以往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索是需求管理。隨著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和需求總量的增減變化實施立足於短期穩定的“對沖性”逆向調節。然而，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重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努力實現供求關係新的動態平衡，便是其著力的基本出發點。宏觀經濟政策的操作方法雖不排除需求總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經讓位於結構性調整，短期的“對沖性”逆向操作也不再是其主要選項。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雖仍須納入調節范圍，但以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為代表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已成為調節的重點。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更是其重心所在。

施策途徑。以往的宏觀調控主要通過各種政策性安排實現調控目標，無須牽動體制機制。當下的宏觀調控，必須脫出政策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體制機制層面，主要依托於改革。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由總量失衡變身於結構失衡，只能將著力點轉向結構性調整。既然造成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於體制機制性障礙，只能將根本途徑放在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上，放在以推進各種基礎性改革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上。

正是基於上述變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任務。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創新和完善宏觀經濟理論。要防止在宏觀調控研究中出現“新瓶裝舊酒”的現象，紮紮實實深化理論研究，大力推動理論創新，從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入手，探索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規律。

《經濟參考報》：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研究一個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就是圍繞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構建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您認為，中國經濟學界做好准備了嗎?

高培勇：舉凡理論體系的構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夠的構件。對於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國，這盡管並非易事，但基本的條件已經具備。

就前者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義，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因而，在新的曆史起點上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這意味著，從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發現和挖掘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議題，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與實踐層面的實際問題相合拍。以此為基礎，提出並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實現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的良性互動，應當也必須成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構架的主線索。

就後者來說，我們更不缺乏。改革開放40年以及新中國近70年經濟建設的豐富實踐，以及事實上對這一豐富實踐發揮了理論支撐作用的觀點、主張、理念、思路等，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構件。換言之，盡管中國經濟建設實踐是循著與西方國家不一樣的路子走過來的，盡管中國經濟學界做出的理論貢獻是循著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大一樣的研究范式生成的，但它們是“接地氣”且有用、能用、管用的，已為實踐證明是做對了的東西。只不過，我們需要對這些構件加以全面而系統的總結、整理。在全面而系統的總結、整理基礎上，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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