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藏書夢

“星雲大師著作藏書特展”首展在台北展出，北京首都圖書館副館長陳堅表示，特展集書展、書法展、全集捐贈與講座等活動於一系列，突破單一展覽模式，展現新文化氣象。

在佛光緣美術館總館長如常法師策畫下，此次特展呈現濃厚的中國文化風，流暢的空間動線、星雲大師書法作品結合書房的設計展覽、全套《星雲大師全集》365冊的陳列，以及星雲大師生平介紹、人生的九個時期、大師與文學的因緣、佛教文學的現代化、著作等身的書籍總覽、一筆字等規畫，讓參觀者猶如置身在書房般流暢自在，對大師的翰墨之美與著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此外，展場有一整片牆面，是星雲大師邀請國畫大師李奇茂教授所繪制，內容有年輕時期的星雲大師、天主教教宗、大師書寫一筆字等的水墨畫，展現世界宗教融和的景象。

曾淑賢接待來訪的北京首都圖書館副館長陳堅等人，特地進入“星雲大師著作藏書特展”參觀，他表示，專業的佈展以及星雲大師的著作陳設，多樣化的內容呈現，讓特展活絡了起來，不但雅俗共賞，更兼具人間性與人文性，為文化活動開創新風氣。

現場林先生在觀看《星雲大師全集》後強調：“星雲大師智慧的語言能啟發人心，書中的每一頁都有無盡寶藏，等待大家來尋寶。”

北市居民李國安推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讓人容易親近，尋常百姓也能理解、受益。看星雲大師的書淺顯易懂，讓人感受到佛教很貼近民生，尤其大師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之餘，還能著作等身，令人佩服他的毅力與堅持。

導覽義工倪靜美看到一整天絡繹不絕的民眾入內參觀非常感動，他表示，參觀者不斷提出各種問題，詢問有關星雲大師如何能寫出這么多的著作?如何善用時間講經說法、寫作等身?人生遇到困難，應該要讀哪本書才能解決困難?如何建設一座聞名遐邇的佛光山?如何到佛陀紀念館參觀等問題，讓特展不僅展現星雲大師的文化藝術弘法的理念，更成為間接引領大眾認識人間佛教的咨詢平台。

沈從文先生讀書很多，他也喜歡買書，因而藏書很多。他的藏書很雜，除了文學方面的書籍外，什么人類學、社會學、邏輯學、道教史、陶瓷史等等都有，可謂五花八門、兼收並蓄。他常常會在讀過的書後面寫兩行題記，有讀完此書的時間記錄、地點記錄，也有關於天氣的記錄，也有一些讀後的感慨，有時所寫的內容讓人莫名其妙，汪曾祺先生就曾看到過沈從文先生在一本書的後面寫著：“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汪曾祺先生一直不能明白為什么那個大胖女人會使沈從文先生難過。

一般來說，愛書的人，大多不喜歡把自己收藏的書借出去，一則怕弄丟或不歸還，二來自己一旦用時也不方便，但沈從文先生不是這樣的，在西南聯大那些教授中，在借書方面，他應該算是最慷慨的一位了，西南聯大的許多學生手中都有從沈從文先生那裡借來的書，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對於借出的書，他從來不記誰誰借走了，也從來不往回要，因此，有些學生便沒有歸還，等到聯大北歸的時候，這些書便漂流到了四面八方。

作為大學者的胡適先生藏書很多，約有40架書，他在北京時所藏的書，一部分是他父親胡鐵花留下來的，大多數是在北京購買的。他經常去北京琉璃廠的古籍書店買書，時間長了，那些老板了解了他喜歡要什么類型的書，加上他買書的時候很少計較價錢，所以那些老板遇到了好的書，就給他留起來，親自送上門去，胡適先生選擇其中較滿意的留下，不必馬上給錢(當時的教育部常常欠薪，所以胡適那時經濟有時也不寬餘)，什么時候給都可以。胡適先生用這種方法收藏到了很多珍貴的書籍，比如那本著名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本十六回，就是用這種方法收藏到的。

胡適的藏書不作登記，都放在書架上，但需要的時候，應該到哪裡去找，他記得很清楚，隨手就能找到。他在寫作的時候，往往同時參考好幾本書作為資料，因此會同時把好幾本書放在書桌上，顯得很零亂，但他不允許任何人動它們，傭人只打掃上面的灰塵，而不能移動它們的位置，因為一移動，胡適先生再找就要費時間了。胡適先生對自己的藏書雖然愛惜，但當別人向他借的時候，他都會爽快地答應。

周汝昌先生與胡適先生交往不久，就冒昧地向胡適先生提出要借他珍藏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結果胡適先生竟然毫不遲疑地答應了，用三層報紙包好，在報紙上用朱筆鄭重地寫上周汝昌先生的學校、宿舍及姓名，並委托孫楷第教授親自送給了周汝昌先生，令周汝昌先生十分感動。

千古文人藏書夢，大師們更不例外，一個人對待藏書的態度，往往也是其性情的一種體現，通過對以上兩位大師藏書生活的了解，使我們看到了他們質樸、天真的另一面，只是這樣的真性情，在當下學者中，已經很難找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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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學者的藏書來之不易。 季龍先師(譚其驤)的看法，一是要有錢，一是要有閑，還得有房。

抗戰前在北平，他不過是以課時計酬的講師，已經有三家書鋪送書上門，需要的留下，每年到三節時結帳，不需要的到時還可退回。

那時一節課的酬金5元，千字稿酬也是5元，老闆不擔心你付不起書款。

到了1948年，他在浙江大學和暨南大學同時擔任“專任教授”(專任教授薪水高，但一人不能在兩校當專任，在暨南只能用譚季龍的名字)，兩份教授全薪只能供一家六人糊口，哪裡還有錢買書?

上世紀50年代初蘇州古舊書源豐富，價格便宜，顧頡剛先生經常帶章丹楓(章巽)先生去蘇州淘書，章先生大有收穫。

先師也想去，卻經常忙於教務與研究，以後承擔《中國曆史地圖集》的編纂，更沒有屬於自己支配的時間了。

抗戰前先師已經積累了一批藏書，成家後租了一處大房子，完全放得下。

1940年去貴州應浙江大學之聘時，留在北平的家改租小房間，只能將大部分書寄放在親戚許寶騤家中，解放初才取回。

1950年到復旦大學後，藏書又不斷增加。 儘管1956年分到了最高規格的教授宿舍，有四大一小五間房間和獨用的廚房、衛生間，還是趕不上藏書新增的速度。

文革期間住房被緊縮，1979年我第一次走進他的會客室兼書房，只見書架上、寫字臺上、沙發旁和茶幾上到處是書，稍有空隙處都塞滿了雜誌，有時要找一本書還得到臥室去找。

1980年上海市政府落實知識份子政策，先師遷至淮海中路一套新建公寓，三間住房合計59平方米，住著一家三代、一比特親戚和保姆共七口。

他將最大的一間用書櫥一分為二，裡面約10平方米作他的書房兼臥室，外面的14平方米作會客室並放書櫥，晚上還要供家人睡覺。

另外兩個房間包括兒媳的臥室也都放著他的書。 但書不能不新增，他家不得已在陽臺與圍牆間小院內搭了一間小屋，放了10個書架。

這小屋自然屬違章建築，也擋住了鄰居院內的陽光，引起鄰居不滿，要求房管所下令拆除。 先師無奈，除親自登門道歉外，又將屋面拆至圍牆以下，才把此事拖延下來。

他逝世後，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書，發現小屋裡陰暗潮濕，悶熱難當，書架間擠得難以轉身，一些書發黴生蟲，粘連成團。

先師生前經常感歎，要是有放書的地方，何至於有幾部好書會失之交臂?

其實，藏書還得有另一個條件——賢內助，先師雖未直說，在當他助手這十多年間我瞭解不少。

先師在遵義時的助手呂東明先生生前告訴我，師母在與先師發生爭執時，經常會拿他的書出氣，甚至直接扔在門前河中。

我不止一次聽師母抱怨先師的錢都拿去買了書，弄得家裡開銷不夠。 其實先師買書大多是花薪水以外的稿費收入，但在師母面前也得運用模糊數學。

有一次與顧頡剛先生的助手談及，才知道我們的太老師有相同遭遇，太師母甚至管得更緊。

顧先生購書不僅得動用小金庫，而且還不敢將大部頭的書一次性取回家，只能化整為零，以免引起太師母注意後查問購書款的來歷。

先師從來不把自己的書當藏書，只是工作用書，少數與專業無關的書也是為了“好玩”。 他一直說：“除了那部明版《水經注》，我沒有值錢的書，不像章丹楓的書。”

有的書買重複了，或者又有人送了，他就會將富餘的書送掉。 上海古籍出版社送了他新版的《徐霞客遊記》，他將原來的一部送給我。

有了《讀史方輿紀要》的點校本，就將原有的石印縮印本給了我。 他自己留的講義、抽印本、論著，只要還有複本，也會毫無保留地送給需要的人。

得知我準備撰寫《中國移民史》，他就將自己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暨南大學畢業論文手稿送給我。

這份手稿封面上有週一良先生的題簽，裡面有不少導師潘光旦先生用紅筆寫的批條，中文中夾著英文，是一份珍貴的遺物，我將其歸入本所已經設定的“譚其驤文庫”。

中華書局出了明人王士性的《廣志繹》，他覺得此書重要，以前歷史地理學界重視不夠，專門向出版社買了幾本送給我們。

先師的藏書中有半部六冊《徐霞客遊記》，那還是抗戰前在北平時他的老師鄧之誠(文如)先生送給他的。 封面有鄧先生的題識：“ 《徐霞客遊記》季會明原本。

此本存六、八、九、十凡六冊(九、十分上下)，其七原闕。 一至五冊昔在劉翰怡家，若得合併，信天壤間第一珍本也。

”70年代末，先師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擬整理出版《徐霞客遊記》，即將此書交給參與整理的吳應壽先生，供出版社無償使用。

正是以鄧先生的題識為線索，幾經周折，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了曾為嘉業堂收藏的五冊季會明抄本。

經趙萬里先生等鑒定，這就是當初徐霞客族兄徐仲昭交給錢謙益、又由錢推薦給汲古閣主人毛晉的《遊記》殘本，這部湮沒了三百多年的最完整的抄本終於重見天日。

與長期流傳的乾隆、嘉慶年間的刊本相比，此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遊記》字數新增了三分之二以上，遊記多了156天(原為351天)。

1981年5月19日，先師將這六冊書送給鄧之誠之子鄧珂，建議他將此書出讓給北京圖書館，使兩部殘本合璧。 王鍾翰先生得知此事，頗不以為然，問先師：“

這是鄧先生送給你的，為什麼要還給他兒子? 他兒子沒有用，無非是賣幾個錢。 ”先師答道：“ 鄧先生送給我，是供我使用的。

現在新版已出，我不必再用這套抄本了，應該物歸原主。 如果真能由北京圖書館配全，不是更好嗎?

”不過，鄧珂是否接受先師的建議，這幾冊書究竟能否與另一半合璧，就不得而知了。

1991年10月7日上午，我應召去先師家，他鄭重地向我交代他的身後事，其中就包括對他藏書的處理。

他說凡是所裡(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有用的書可全部挑走，作為他的捐贈，剩下來的書賣掉，所得由子女均分。

1992年8月28日零時45分，先師在華東醫院病逝。 1時20分，我在先師的遺體旁向他的長子轉達了先師的幾點遺囑。

以後他的子女找我商量這些書的處理辦法，因他們的意見無法統一，決定不向復旦捐書，但可以讓鄒逸麟(時任所長)、周振鶴(先師學生，我同屆師兄)和我挑些書留作紀念。

我當場表示，先師留給我們的紀念夠多了，不需要再挑書，同時說明如這些書出售，我們三人都不會購買，復旦也不會買，以減少雙方的麻煩。

據我所知，他們曾請人估過價，打聽過賣給外國機構的可能性，還接洽過幾家機構，商談過捐贈條件，但都沒有成功。

幾年後，我已擔任研究所所長，先師子女終於取得一致意見，將先師的藏書捐贈給復旦大學，同時捐贈先師的手稿、日記、書信、證書等全部檔案，條件是學校必須完整收藏，妥善保存。

我立即向校方申報，提出具體條件，還建議發給家屬20萬元獎金，由學校與本所各籌措一半，都得到校方準予。 但由於種種原因，學校這一半獎金拖了好幾年才發出。

學校圖書館大力支持，同意在完成編目入帳後，將其中的古籍和專業書籍、刊物撥歸本所集中收藏。

由於先師家那個小間保存條件太差，又沒有及時清理，放在那裡的不少書已黴爛損壞，只好報廢。

2005年復旦百年校慶前，光華樓建成啟用，我們在西樓21層本所最大的一間(80平方米)設立“譚其驤文庫”，除了收藏先師的書籍、檔案、紀念物外，還集中了所裡收集到的先師遺物，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有關資料、內部出版品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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