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要如何與時代脈搏相通?

“墨攻——首屆武漢水墨雙年展”是武漢美術館繼2011年推出“水墨文章”系列展覽後，對水墨話題的又一次有力發聲。這場為期半年的展覽由“啟”“承”“轉”“合”4個單元展和兩個平行展組成，旨在梳理與呈現宋元以來水墨藝術傳承演進的內在脈絡，並針對時弊提出水墨發展中的新問題。

展覽期間，相關的理論研究也在同時進行。為配合本次雙年展，武漢美術館特邀國內外專家20餘名，圍繞“中國水墨畫的脈系及思想之變”的主題撰文。在最後一個單元展“合：融彙與變通”開幕後，於10月21日舉辦了為期一天的國際學術論壇。論壇分為上下半場，40多位批評家、藝術家、理論家、文化學者圍繞水墨的“曆史與身份”“媒介與邊界”兩大話題，在武漢美術館學術報告廳展開深入探討。本稿根據各嘉賓的發言綜述而成，為嘉賓所述觀點之提煉。

水墨與曆史、與當代之間的聯系紛繁複雜，水墨的身份這一概念中也涵蓋了諸多議題。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美術史論教授沈揆一從現代中國的山水畫談起，他談及了在中國的傳統繪畫當中，山水是最為常見的視覺形象，所謂寄情於山水存在著藝術家們對自然、曆史、社會和人生的關注，如果將國畫以民族國家中國人的文化身份來定義的話，山水畫則被視為中國的象征，這其中有著非常深刻的文化思考以及非常重要的符號意義。然而，今天的藝術家們的作品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山水畫，沈揆一以王天德、梁巨廷、秋麥等藝術家的水墨創作為例，展示了他們所表現的當代的現實不同於古代的現實。他認為，當代的藝術家們用“山水”作為文化權利的宣言，通過它來體現地域、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身份。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授李公明在發言中同樣提出了對“當代水墨”中“中國性”概念的思考。比如，中國當代水墨藝術如何從正當的“中國性”概念中，包括誰的“中國性”、什么樣的“中國性”中吸取文化自信的精神資源?李公明認為這些概念有著研討的空間和可能性，而不僅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頭上的宏大話語。再比如，如何從“本土性”概念中獲得現實感和合法的差異性，以藝術促進多元、平等的本土建設的問題。他認為，在對“中國性”的理解中，無法離開對“本土性”的思考，在當代藝術中，更涉及到如何運用藝術進行身份的建構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國性”和“本土性”不只是關於工具媒材與技術性的考量，而是中國當代藝術如何上升到文化自覺和行動自覺的層面，並與全球化展開對話的核心問題。

在水墨的曆史與身份的探討中，無獨有偶，湖北美術館館長冀少峰也作了主題為《由發現水墨到發現中國》的發言。一方面，他認為水墨是最帶有民族根性和民族文化符號的，水墨在中國面向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與當代社會相協調、與今天的文明相適應。另一方面，對於藝術家來講，他希望藝術應回到早期沒有受到規訓的荒原的狀態，他說這才是有生命力的。

除了中國的藝術家、學者對水墨的身份進行了建構，武漢紡織大學教授大衛·布魯貝克(DavidBrubaker)也發表了自己對水墨的研究與理解。他認同“氣韻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一種融合共鳴”這一觀點，並且認為荊浩對於氣韻的理解對於指導今天的文藝創作依然有著意義。他還指出，中國和西方很大的不同在於，中國人希望通過繪畫來表達一個非常私人的對於自然的看法，即自然在本人眼中是什么樣子，而不是在大眾眼睛裏的樣子。所謂中國傳統的美學觀念認為畫作是人與自然接觸時產生的一種技藝，一種精神，它不是一種非常科學的分析。他認為這為我們今天的創作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院長黃小峰，作為此屆武漢水墨雙年展開篇的單元展“啟：中國繪畫的思想與筆墨”的策展人，他無意也無法來展示梳理中國繪畫曆史的完整脈絡，卻用滄海遺珠來引出問題，他從晚晴揚州畫家王素所作的《村居納涼圖》對清代流行的“豆棚閑話”生活主題的描繪出發，另辟蹊徑，拋開水墨的民族身份不談，而是在畫中人物的身份轉換中，研究發現了後輩仿摹前輩時自身對水墨形式的繼承與創造的的諸多問題。

《美術》雜志副主編盛葳則在全球的視角下提出，身份的問題不僅涉及到今天的現實，而且涉及到我們對曆史的重新改寫。在曆史學或者是藝術史學課堂中這兩年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如何從全球的視角看待中國和中國的藝術史。他在主題為《中國畫之變的理論話語及其曆史語境的思想根源》的發言中，討論的不是關於中國畫的理論話語，而是關於如何去變的理論話語。他提出，雖然中國畫這一百多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遷，那么支持這些變遷的背後的理論話語是什么，是如何變的，應該用什么樣的理論話語去面對、看待和處理中國畫作為一種藝術其自身的變化。他認為這並不僅僅是藝術史和藝術理論內部的問題，而是取決於藝術史、社會史和思想史三者的互動。

陝西省文史館研究員、西北大學出版社學術總監高叢宜追溯到水墨的曆史而談到藝術的審美變化，南北宗主要是討論漢民族在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之間的區別，董其昌提出南北宗繪畫有很強的這種意識，然而中國東部和西部區域的劃分，一個是沿海的文化，一個是內陸的文化，這兩個文化之間的區別要比以前南北劃分更明顯，的確，東西和南北概念的替換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除了對水墨的曆史與身份的梳理與厘清，水墨的媒介與邊界也是不能忽視的問題。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視覺文化與批評理論教授保羅·格拉斯頓(Paul

Glaston)以付小桐的作品為例討論了水墨的邊界以及表達，我們看付小桐的看似由墨水點構成的畫作其實不是由墨水點構成，而是用針刺宣紙而成，甚至一幅畫大概需要刺25萬針，創作這幅畫的過程是一種冥想的過程。在付小桐的畫中包含很多中國傳統元素，比如山水，手工制成的宣紙，中國傳統上喜歡的風景，卻沒有加一滴墨水。保羅·格拉斯頓一方面提醒著今天的藝術家以及學者們關注水墨的邊界到底在哪兒，另一方面，他認為墨水的缺席和表達的在場之間的關系是對中國傳統的男權的一種挑戰，因為男人用墨水作畫的時候似乎就是一種男權的統治。

說到水墨的邊界，就會涉及到對水墨相關概念的界定。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中國美術報》執行總編輯王平圍繞水墨的相關概念進行了梳理，從語言本體角度，把20世紀以來與水墨相關的概念，比如中國畫以及延伸的新中國畫，水墨畫、現代水墨畫、當代水墨，還有一些延伸的，像實驗水墨、觀念水墨、學院水墨、都市水墨等等小的概念進行了梳理。

然而針對於水墨的這種媒介在未來藝術創作中的運用以及面對當代的轉換問題，很多學者都持有不同的意見。合美術館執行館長魯虹認為，新水墨已經是一個獨立的系統，與美協系統已經形成兩個系統，在觀念、手法和題材上是有區別的。魯虹作為此屆武漢水墨雙年展中第三單元“轉：筆墨與都市”的策展人，對“都市水墨”有著獨到的理解和評價。他認為，現在這個局面與80年代相比盡管更加明晰，但是發展到今天，新水墨依然有諸多問題，由於它在超越過程中過多借助西方武器，導致在觀念上、手法上新水墨中相當一部分作品和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了聯系，而和西方文化產生了關系，盡管用了筆、墨、宣紙。他提出，很多人用西方的圖式直接創作，除了用了筆和墨的材料以外，觀念和方法都是西方的，這是一個問題。他還提到在中國傳統筆墨向當代的轉化中，如何保留傳統中國畫家的優秀方法論，這是很重要的。

除了水墨語言，當代水墨所能體現的精神是什么?水墨要如何與時代脈搏相通?還是要保持一種“正大氣象”?今天，我們應該具體用怎樣的世界觀去評判水墨語言的表達?具有什么語言的水墨才是當代水墨?種種命題之間又有哪些隱含的不同層次的概念和議題的呈現?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畫學研究部主任於洋談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膽與魂，另一個是新與舊。他說，從二十世紀上半葉已經開始有所嘗試，用水墨媒介材料表現街市、電車摩登的生活，或者是表現斷壁殘垣的戰場，這是以往的傳統文人畫所沒有的。筆墨本身作為一種成熟的表現語言，已經具有系統化、程式化的語意特性和審美趣味，自足性既是深厚文化的積澱，也容易蛻變為守舊的東西，也會成為偉大的絆腳石。他認為，關注和表現現實生活，使其與時代的脈搏相通，這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畫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這個角度上膽與魂又是一個核心的問題。中國美術館副研究館員魏祥奇從部分水墨作品只有水墨語言但是缺乏正大氣象的維度警示了水墨在面對當代轉換時的困境。他認為，一方面，很多水墨藝術家把自己定義為當代藝術家，但是今天做水墨的藝術家，能夠進入到當代藝術的范疇的其實非常少，他們更多做的是觀念藝術。他們來討論一些哲學化的東西，而沒有把它進入到社會學的框架裏面去。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這些觀念藝術在今天不僅僅是歐美還是在中國很空洞、很符號，沒有人的精神價值，缺少一個正大氣象，只不過是用水墨語言來畫罷了。然而，藝術批評家、策展人郝青松卻談到，今天我們面對中國社會轉型和藝術轉型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觀更新的問題，他認為這是唯一的出路。

然而，從整個藝術史的宏觀脈絡出發，中央美術學院助理研究員、《世界美術》雜志編輯趙炎提出，我們對於水墨藝術在這個發展路徑中的理解和認識的評價都是在模式和范式、價值標准裏面。他尤其強調了一種范式。他說，八十年代開始湧現了新文人畫，九十年代開始出現了實驗水墨，這個是對西方現代藝術介入中國之後引起的中國藝術的反彈。一方面往回走，學習文人畫的精神，另一方面往外面走，進行媒介的探索。這裏面就面臨著一些批判，比如說對新文人畫是否真的是文人畫的一個複興呢?對於實驗水墨來說，媒介本身成為了一個實驗，直接以水墨作為材質來做觀念藝術，這其中都有一些批評聲音。他還提出，今天當代水墨藝術發展的兩種比較有爭議的方式，一種是水墨的觀念化轉型，另一方面是走向空間裝置。

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副秘書長段君主要分析了新水墨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強調了它的優點和缺點，他認為比較關鍵的是新水墨有兩個方面比較好，一個是用水墨方式去表達當代人純粹的狀態，第二個是以觀念為主，今天我們可以在展廳裏面看到很多當代水墨在強調觀念性。他認為，當代藝術並不僅僅只是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外延，其實還有很強的觀念性，觀念藝術除了自身語言的更新，還和整個時代有很強的關系。

武漢美術館藝術總監高小林肯定了水墨語言的表現與表達，並且對水墨的未來有很大的期望。他說，在集成傳統的同時，水墨努力充分地將西方藝術觀念和文化傳統融於自身，如果將來有可能形成一種包含東西方兩種傳統文化藝術觀念的藝術門類，水墨是最有可能實現這個想法的。

“墨攻——首屆武漢水墨雙年展”總策展人之一，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副館長王春辰從本次策展理念出發，提出了“讓水墨回到水墨”的學術構想。他說：“在這次的‘合：融彙與變通’中，我並沒有將更多元的水墨藝術形式在展覽中呈現出來，而是將繪畫作為主體，所以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主題也是‘中國水墨畫的脈系’。這是一個在學術上、國際上得到認可的具有自足性的獨立體系，我們從本體去討論它，無論是從語言、筆墨還是其他的角度，都是有意義的。”

武漢美術館藝術總監高小林從雙年展的結構設計、辦展理念出發，對水墨傳統與創新的關系進行了闡釋。“我們想通過雙年展‘啟、承、轉、合’4個單元的設計，讓大家看到一個更加明晰的水墨發展脈絡。最近幾十年中國藝術發展最重要的現象，就是水墨從中國傳統藝術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水墨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又充分地將西方藝術觀念和文化融於自身。”此外，他認為融彙與變通應是水墨的特點——融東西之彙，變今古之通。

最後，武漢美術館館長樊楓對本次論壇做了總結發言。他說：“今天對水墨精神上、材料上、哲學上、意識形態上的探討分析，對於水墨發展十分有意義。‘武漢水墨雙年展’得以順利完成，是藝術家與理論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未來，美術館有責任也十分有信心做好接下來每一屆的‘武漢水墨雙年展’，這不僅是對美術館品牌展覽的精心打造，更是對學術的尊重、對藝術生態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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