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研究要緊跟著時代”

曆時兩天的第十二屆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暨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三十周年論壇，29日在廈門落下帷幕。至此，以廈門大學中文系學者為核心的廈門地區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已屆滿30年，在長年的研究中，始終注重從學科建設的視角探視東南亞華文文學特色。

本屆研討會組委會顧問、廈門市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廈大中文系教授莊鍾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新時代呼喚新使命，如何把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引向深入?首先，應把繼續探討“一帶一路”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的關系作為研究重點;其次，應從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角度，探視東南亞文學獨特價值;再次，對多年來建設東南亞華文文學學科曆程進行認真梳理，總結經驗，擇優而行。

本屆研討會包含兩大議題，其中之一就是“一帶一路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的曆程及特點”，與會海內外專家學者圍繞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變換及動向、三十年來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述評、東南亞華文文學中的文學語言特色、中華文化與東南亞華文文化的關系以及“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自信關系等角度展開具體研討。

該研究會會長、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鄭楚認為，加強對一帶一路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之關系的探討是新時代把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渠道之一。研究者既要理解兩者的關系，又要看到隱藏其中的複雜性，這樣才能掌握經濟、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和規律。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楊松年表示，“一帶一路”，文化是一種重要構成，文學是文化的一環。研究東南亞華文文學，有必從源頭探視東南亞生生不息地發展過程。從文學的源與流的關系看，有必要反思固有的研究模式。

菲律賓華文作協副主席柯清淡稱，我們掃視明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主要停留在物質層面的交流，文化的交往不多。東南亞華文文學在東南亞繁衍和積澱，經曆了艱難的曆程，這是中國與東南亞文化往來中重要一環，不過，也只是在華人中傳播，而且影響有限，這很需要各方包括學者合力推進。

在他看來，“一帶一路”的倡議，是一個良好契機，文學和文化交流大有作為。

對此，廈門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鄭學檬也持同樣的看法。他說，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廈門大學和廈門市是最早開展、也是最堅持的一支力量，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也面臨研究經費的難題。從目前國家在科研上的重視與投入看，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的學科建設應該有更大的空間和機遇。

由廈門市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會、廈大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中心、廈大南洋研究院、廈大中文系、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和泰華作家協會等聯袂主辦的本屆研討會，共有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文萊、緬甸、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海內外知名作家、學者、專家120餘人參會，其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參會，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界增添許多新生力量。

廈門地區的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有著深厚的學養背景。上世紀八十年代，東南亞各國經濟迅速發展，廈門大學與海內外專家學者為適應東南亞社會經濟的進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專注於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並在學科建設上做出獨特貢獻，如確立研究方向、為學生開設課程、培養本科、碩士和博士，編輯出版研究期刊論著等。1994年始辦的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正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蜚聲東南亞。

從曆史上看，中國與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人緣相親、文緣相通，商貿往來密切。這種深厚的曆史淵源推動數千年的官方往來和民間交往，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進入新世紀，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地處海上絲綢之路十字路口的東盟關系全面發展。隨著經濟、貿易、能源、金融、服務等領域合作的深入推進，中國與東盟的人文交流亟待進一步加強和提升。推進中國與東盟文化交流合作，能加強不同曆史文化、風俗習慣、民族特質的交流互通，促進不同民族和不同語言文化互學互鑒，有力促進“一帶一路”建設。

中國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已有數千年曆史。早在秦漢時期，中國文化典籍《詩經》《尚書》等就作為“化訓國俗”的教化工具輸入東南亞一些地區。此後，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東南亞產生了巨大影響。近代以來，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抗戰文藝運動以及中國現當代作家魯迅、鬱達夫、胡愈之、巴人、許傑等都對東南亞華文新文學產生了影響。同時，東南亞的許多作家、學者也參與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中國與東盟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成為聯結二者的人文紐帶。新形勢下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東盟的人文交流，文化界和學術界可以加強合作研究，著力挖掘和搜集散落於圖書館、民間收藏中的相關史料，著重研究中國與東盟的文化交流和互動關系，並揭示這種交流的過程、形態、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充分展示其對中國與東盟文化交流發展的曆史價值和現實作用。

中國與東盟曆史上的文化交流互動，既有中國文學與同一語種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中國傳統文化與東南亞華人文化之間的交流，也有中國文化與東南亞其他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互動。面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現實需求，中國與東盟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各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與研究，促進不同民族、不同語言文化互識互鑒。鑒於東盟是一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區域性組織，我國高校和研究機構需要培養更多的複合型人才從事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研究，並支持他們赴東南亞留學或訪學，在當地深耕細作，全面深入了解當地的民族、語言、文化及民風民情。同時，還可以設立專門的獎學金和研究基金，為東盟留學生和訪華學者提供學習、研究的便利條件和良好環境，加深他們對中國文化以及國情民風的了解，鼓勵他們從事文化交流、傳播與研究工作，不斷推進中國與東盟的文化交流合作。

在中國與東盟的人文交流中，官方機構和民間團體扮演著重要角色。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作家協會曾多次邀請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越南、老撾等國的作家代表團來華訪問，增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學交流和文化合作。東盟各國文藝團體與中國文藝界互動頻密，中國作家代表團或作家個人多次應邀赴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國交流訪問。此外，官方機構、文藝團體、研究機構、新聞媒體等舉辦了多種多樣的研討會，或者為中國和東盟作家頒發各種文學獎項。文化具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力和傳播力。面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新契機，中國與東盟的文化機構和團體應進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系，包括加強作家和學者互訪交流、推薦翻譯出版優秀文化作品、組織開展文化采風活動、聯合舉辦圖書展和學術研討會等。還可考慮設立中國—東盟文化獎項，獎勵為中國與東盟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貢獻的作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建立中國—東盟文化中心，並設立專項基金，邀請東盟著名作家和學者來華進行中短期的寫作和研究工作。

拜訪溫儒敏教授那天，北京的風格外大。我們剛出電梯門，溫教授就迎了出來。走進家裏，撲面而來一團暖意，還有氤氳的書卷氣——客廳中的一整面牆都是書。

2016年春，溫儒敏教授邁入古稀之年，可學術研究卻更繁重了，他不僅是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還擔任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由他主持的國家社科重大研究項目《當代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也順利結項。

《當代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2012年被確立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2009年9月武漢召開的一次會上，溫老師就已提出要研究“文學生活”，強調用田野調查的方式研究文學。

“文學生活就是與文學有關的普通民眾的生活，我們每天接觸報紙、互聯網或者其他媒體，其中就會有涉及文學的內容;家長也會在家裏輔導孩子讀古詩，這些參與文學的方式都能叫文學生活。而之前學術界缺少這方面的‘自覺’。”

把文學生活納入研究視野，也源於溫老師對當下文學研究現狀的不滿足：“目前很多文學研究還在作家作品、批評家、文學史家的圈子裏內循環，而對文學生活的研究，能為沉悶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打開一個新窗口”。

他舉例說，很多批評家認為《平凡的世界》藝術上粗糙，而從文學生活的角度看，這部小說是近20年各大圖書館借閱率最高的小說之一。關注普通讀者的反應，往往被文學批評家所忽略。文學生活研究聚焦於普通讀者的接受，能讓文學研究更豐富。

新課題也帶來了新挑戰。溫老師坦言，文學生活研究既是文學的，也是社會學的，需要研究者具備跨學科的知識與能力。以前的研究方法只需要讀作品，這次要面對實證材料、社會調查和數據，運用訪談、問卷、個案調查等方式。“好的問卷設計要把人逼到牆角。所以我要求研究團隊學習社會學理論，尤其是問卷設計和統計方面的知識，同時也在團隊中吸收社會學專家。”

到2016年項目結項，課題組共進行了關於各階層文學閱讀狀況、文學生產傳播、網絡文學狀況，以及媒體時代的文學接受等多個領域的50多項調查，寫成數十篇調查報告。

溫老師講了報告中涉及的一個例子，“剛開始通過調查發現‘農民工的文學閱讀量高於一般國民的平均水平’，我們產生了疑問。課題組又在深圳一家企業和濟南建築工程隊進行一對一訪談和問卷調查，發現盡管農民工閱讀人數多，但真正喜愛文學作品的卻很少，僅占13%，他們只認可與他們生活有關的作品。在上海，打工者讀過或聽說過六六及其小說《蝸居》的占43.8%，而一般人群僅有21.8%。立足實際的調研，其實是不斷糾偏認知的過程。”

“我上中學時《青春之歌》正流行，大家渴望閱讀，又買不起書。老師就把小說撕開，每天在布告欄上貼幾頁，我們每天跟看連續劇似的擠著看小說。”溫老師描述起了自己這代人的文學生活，“後來喜歡看《毛澤東傳》，於是學毛主席洗了3年的冷水澡來磨礪意志，這也是文學帶給我的一種影響吧。”溫老師笑了起來。

在溫老師看來，所謂“理想讀者”並非專業評論家，而是像他曾經那樣的一群普通讀者。“事實上，正是普通讀者的行為所展現出來的審美趣味和判斷形成了一個‘場’，它把作家烘托了出來。”比如鬱達夫曾是那個時代的流行作者，讀者紛紛把他的書作為“枕邊書”，從而才成就了那時的“鬱達夫熱”。

溫老師認為，這個“場”折射出的是文學作品或現象對社會精神所起的作用，它是可“穿越”的，彼時的流行和當下的時尚可能存在相似點。“文學生活關注大量匿名讀者的閱讀行為，我們要寫出隱藏的群體性的文學活動史，並且期待一種知人論世的、能真實顯示文學生活圖景的文學研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研究要緊跟著時代。”談及互聯網，溫老師也玩兒得很溜。他有377萬微博粉絲，是名副其實的學術“網紅”。“我這些年參與中小學語文教育，還擔任由教育部直接組織編寫的‘部編本’語文教材的總主編，一線老師希望能有聯系到我的平台，這才開了微博。”

對網絡的關注，讓溫老師隨即把研究視野投向網絡文學。課題組人員曾到文學網站“臥底”，從事網絡文學創作。他們發現網絡寫手要保證足夠的點擊率，必須研究讀者的需求和喜好。“這就強化了文學閱讀的社交功能，定期更新和跟進閱讀也促進了文學閱讀更常態化和規律化。可以說，互聯網時代，文學生活的社會學價值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

“我平時什么都看，年輕起就養成了讀書習慣。我家除了主臥，每間房子都有書櫃，大概有上萬本藏書吧。”提起自己的書，溫老師神采飛揚。

面對不斷攀升的國民綜合閱讀率和穩步增長的圖書銷售額，溫老師在欣喜的同時，也表現出擔憂。“現在買書的人多了，但真正熱愛讀書的人不多。同時很多閱讀是碎片化的，讀者缺少讀書的耐心。信息爆炸，網上各種負面的虛假的東西太多，不但擠占了閱讀時間，還容易使人焦慮，產生不安全感。”課題組針對一次高鐵運營中乘客閱讀情況調查發現，每節車廂約有30%的乘客在使用移動設備，多數在觀看微信、視頻，極少人讀書，哪怕是讀電子書。

更值得關注的是對中小學的調查。課題組發現，小學低年級學生讀書，特別是課外閱讀狀況還比較好，但年級越高讀書越少，初二之後一路下滑，到高中幾乎很少讀課外書了。“中小學語文課本來應該讓學生在個性化閱讀中喚起靈性和興味，但教育如果只是瞄准高考，就容易扼殺他們的閱讀興趣。”

溫老師拿出幾本教材——這就是2016年9月初新學期開始後，全國數百萬小學生和初中生使用的由他擔任總主編的語文教材。“4年前我就開始教材編撰工作，希望在教材中增加閱讀量。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把課外閱讀納入教材體制，形成‘教讀—自讀—課外閱讀’三位一體的閱讀教學體制。”

2016年，不論是文學生活研究還是教材編撰，溫老師一直提倡“自由地讀書”：“年輕人要自由閱讀，讀些基本的書，不能光是有目的性的閱讀。現在很多熱銷書都是功利性的，雖然社會允許多種閱讀選擇，但不能全是這樣。”

到目前為止，文學生活研究雖已經結項，但相關的研究和探索並不會止步。山東大學自2013年年底開辦“文學生活館”，舉辦公益性的文學講座，內容涵蓋古典、現當代與外國文學經典講座，延續至今，並還將繼續辦下去。2017年，溫老師和他的同仁准備在山東大學開展《20世紀中國文學生活史》的研究，關注最近100年中國人的文學生活，關注普通人對文學的“自然反應”。

離開溫老師家，外面的風依然很大。不過，這風更像在推動著我們前往無限可能的文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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