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二）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誠然已經是某種ποτκίλον[雜糅]的東西，而我們對於道德價值的理解亦是如此。因為，過去的哲學家曾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因此，我們道德價值分有二種維度，一是以西方學術傳統所構成的法治制度；二是著重於個人情感的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

那麼，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法治精神貫徹於心，它貴於精神二字，而絕非法治兩字，故此是人約束了法治之道，而非法治約束了人的行動，而中國古代哲學是教人精神，因此可以成為治國之方法論的內涵，法治之體是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因此，作者提出了三個問題，並嘗試逐一解答。

① 如果西學東漸時期已經引入了西方學術傳統，為什麼要如此麻煩地要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何不全盤使用西方哲學的體系作為國家之策呢？

② 若然如此，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是什麼？

③ 我們的道德價值分有二種維度，它的結果是好是壞？

作者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經解答了問題①。所以，如果在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的前提之下，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是什麼？有人會困惑說，為什麼會有這種的出現？事實上，在西學東漸的文學家、或哲學家在精通西方哲學和科學以後，普遍具有一種取捨的態度，在權衡利弊以後，把利於發展的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抽取出來，並加以分析，以結合實際使用，不過這實際上是一種矛盾的心態，也是扭曲了傳統文學的意義。如果以朱自清的〈背影〉為例，就足以看出了這一點，朱自清厭倦傳統思想，但是又忘不了父親（傳統思想的形象）的背影。

近代至當代以來，學術研究的方向都是以「價值」為始點的，而對於詮釋古典文獻的這個命題，也是如此。學者有一特定的術語來描述這一套方法，「哲學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它強調古典知識的「實證性」，亦即可以針對某一現象而可給出的「技藝」，但是詮釋學卻失去了古典哲學的宗趣。所以，在這一個語境之下，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會是什麼？舉例說數，作者曾以美國種族歧視的問題，提到子貢有一次問孔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告訴子貢行仁不必好高騖遠，從自身做起，再推己及人。因此，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它不是恆定的，又因為情況略有不同。依作者觀數家之書，常看到他們（唐君毅、錢穆等文史哲學家……）感到內疚；如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矣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相較之下，不禁讓人要深思為何故此。

事實上，〈解蔽〉有言：「由用謂之道，盡行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過往子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矣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例如墨子、韓非子理論）是讓人既憂既懼的，因為此仁義之道是由用、由欲、由法謂之道。如果人者內省，時時內疚，則是自計慮其利害之私；如果君者內省，時時內疚，則是助他人自計慮其利害之私。君子原以義以為質；現在卻以利以為質，雖禮以行之，卻心憂隨行，義以疚心。

但是在西學東漸時期，他們不能做到老子之言：「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亦不能像孔子一樣一走了之對魯國君主諷刺說：「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遊哉，維以卒歲 。」因為魚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