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一）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誠然已經是某種ποτκίλον[雜糅]的東西，而我們「道德」的價值觀亦是如此。因為，過去的哲學家曾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因此，我們道德價值分有二種維度，一是以西方學術傳統所構成的法治制度；二是著重於個人情感的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

那麼，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法治精神貫徹於心，它貴於精神二字，而絕非法治兩字，故此是人約束了法治之道，而非法治約束了人的行動，而中國古代哲學是教人精神，因此可以成為治國之方法論的內涵，法治之體是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

那麼，由此我們可以提出三個問題。

（一）如果西學東漸時期已經引入了西方學術傳統，為什麼要如此麻煩地要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何不全盤使用西方哲學的體系作為國家之策呢？

（二）若然如此，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是什麼？

（三）我們的「道德」的價值觀分有二種維度，它的結果是好是壞？

事實上，這三個問題在作者看來都是舉足輕重的學術問題。那麼，今天的文章就先來闡釋第一個問題吧。

首先，要回答這一個問題的話，作者就曾在以往的文章中反複提及到「師夷人之長技以製夷」的這一個概念，是魏源以保家衛國為目的所提出的想法。所以，在這一個目的性下，大量的西方學術研究被傳入到中國。因此，自中國古代所傳承下來的學術傳統就因此改變，但是並非每一位學者都認同這樣的做法。

依作者之研究，西學東漸時期的學術性格大體可以被劃分成三類。但是，它是可以被劃分成四類的。不過在語境上，這要更接近於西學東漸的後期。無論如何，

1.貫徹「師夷人之長技以製夷」；

2.宗主古代政治之說；

3.在「師夷人之長技以製夷」下，尋找貫通之道。

具體來說，學術性格是學者從事學術活動時，因某些根本嚮往、觀念、學術傳承與個性特質而產生的一種不斷重複出現，而足以代表其學術活動之基本樣式的行為特質。因此，有些學者喜好考據事物，有些學者注重理論建構，有些以文本為依歸，有些學人追求普遍之理則，而有些學者欲以將其所學與具體的個人或時代問題結合，形成個人獨特的學理，也是循道而行。

在王國維的碑文上可見一斑:「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但是，在國家的前提下，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實是中庸之道、折中之策。不過，問題是法治之體是以西方學術傳統，那麼它的內涵是什麼呢？事實上，這可以在西方文學中略知一二，而在西學東漸時期亦有不少學者在做研究，幾乎有名的近年學者都有涉及到。

問題是，西方的文學是有問題的。例如作者就曾批評過，西方文學所教人的是可愛不可信之語，同時又是絕對的觀念，何以是絕對的，因為它是上帝的。現今的西方的文學家亦自稱文學是異態世界的歌（非現實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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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觀西方歷史，這些詩歌的內容在他們的觀念裏，是真實不虛的，亦即詩人描述神靈在處理問題的詩歌(包括各種問題的起源，古希臘為何互相戰爭？人何以有貪欲情感？法律從可而來？民主制的合理性是什麼？) 。當中為人熟悉的就是一切罪惡的開端：「希臘三女神搶金蘋果」。因此，古希臘的柏拉圖直接批之，詩歌思維不合適於城邦製度；是一種ἄλογον[不合邏輯]或與理性對立的形式。它真正的問題是，詩人模仿的界限在那裡？如果模仿也是符合理性，那麼史詩將有它的價值。因為，人們總是願意相信能說服人的不可能性，而不願要說服不了別人的可能性。儘管這也是西方文學歷久不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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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作者認為近代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實是中庸之道、折中之策，雖然不知道是巧妙與否，但是根本地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