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方文學的本質

在古代的希臘人，他們所創造的詩歌是西方文學的基礎，亦即為人熟識的《荷馬史詩》等作品。他們認為的「詩人」來自piin {sic}這個動詞，它的意思介於「創造」和「制做」，在西方價值觀念體系，所謂的創造是上帝特有無中生有的能力，而製作所指的則是凡人在任何藝術中有材料有形式的創作活動。

同時，在西方價值觀念體系之中，上帝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存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切的起源，但是它既看不見又是摸不著的。所以，古希臘人把詩人的地位放置於上帝與凡人之間，事實上這是已經十分之高的地位。因此，詩（文學）比其他任何藝術都要優越，因為其他藝術是按事物的本來面目表現事物。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有如一幅有聲的畫；而詩人所表現的則是另一個自然，是多樣的命運，從而使自己似乎也成為上帝了。

西方古代的情境是，詩人會被認為是例外的。他們不屑受到任何此類的約束。而是帶着自己的創造活力不落案臼，所以他事實上的確形成了另一個自然,詩人所創造的事物比自然的杰作更美…………我們應該對「對創造者的神聖創造者表示應有的尊敬…是他…使「人」超越第二自然的所有作品。」而所謂的第二自然，就是詩人所創造的另一個世界。但是，孰是孰非，是宗教學的問題。

所以反觀之，西方的文學家雖然有至高無上的創造能力，而荷馬史詩、聖經等文學作品確實是可以說明這一點，而它們的影響力是不可計量的。甚至在西學東漸時期的學家都沒一不知曉其一二。但是，西方的文學體系是有一個致命的缺點，而有關於這個缺點；古希臘的哲學家就曾已經解釋得十分清楚，例如說蘇格拉底。但是，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解決過…。

作者曾經說過我們可以在蘇格拉底身上知道「哲學何為」的答案，就是去指出一些日常生活中不合理的事情，從而引導別人走上理性推理的路徑。而在古希臘的哲學家會認為，荷馬史詩是社會上最不合理的事情了。如果用《易經》的一句話來說明荷馬史詩的問題的話，就是它並「不以厚德載物」。然而，荷馬史詩則是古希臘人的教育指標。

當然，這個問題曾出現在黃帝時期。在黃帝的《丹書》寫道：「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兇。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而周武王聽到姜尚父的宣讀後，十分警惕，便在所用的各種器物甚至兵器上面都刻上這類警誡的「銘文」。但是，這終究只是「銘文」，而西方文學的創作會把這些警惕性的內容故事化，荷馬史詩、聖經等文學作品皆屬於此類。在古代的莊子就談論，並批評過這個問題了。

另一方面，在古希臘的柏拉圖，他在自己所建立的哲學體系區分了真實的世界和可感受的世界，詩人的模仿是處於可感受的世界，按線段喻的解釋，這種行動是與善的理念距離最遠的。或按柏拉圖的術語：屬於虛幻世界的行動。它是非真實的。換句話說，詩人就是洞穴的創造者。詩人通過使用修辭法來修整那些「銘文」的內容，也就是說使其成為「可愛不可信之語」。例如說，古希臘的高爾吉亞認為演說（詩性的表演）是強大的統治者，它有力量停止恐懼、消除悲傷、帶來愉悅並增加哀傷。 因此，演說對於高爾吉亞來說是肯定「實在」與「表現」的同一性。它的結果就是重新樹立「表象」並確立ἀπάτη[幻象之詩]；故此在演說中創造「表象」，從表象中構成「事實」，是可愛不可信之語。

約瑟夫·沃頓（一位文學批評家）在1753年時寫道：「詩有一個奇異的特權……它可以賦於虛無的存在物以生命和行動，甚至可以賦於各種抽象概念以行形狀、色彩和行動；使善德、邪惡和情感具體再現……因此，使虛構的事物具體化或人格化只要「莊重得體」 ，完全可以作為熱烈奔放、活潑輕快的想像的創造力的最大努力之一而得到尊重。

因此，在這個語境之下，它使人自然而然的去接受道德的規範，這個道德只是人為的；不是真正的德性之說。所以，古代的哲學家，無論是古代中國的，還是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會加以反對，因為它不能構成真正的知識。而文學與哲學的古老之爭，其實就是西學文學本質意義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