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用品之爭：一個正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洗衣，生活中再平淡不過的事情。用於衣物洗滌的產品中，洗衣粉一直占著主要的地位。

洗衣粉是這樣一種商品，我們每個人都要用到它，但它和人體健康的關系沒那么密切，質量的好壞也沒那么容易判斷，所以一直沒有得到媒體和消費者足夠的重視。但是，像這樣的行業其實更值得好好研究，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個正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同為洗衣產品，但洗衣液並非洗衣粉的“孿生姐妹”，而天然皂液與洗衣液之間也各有不同，要弄清它們功能上與成分上的差別，進行有的放矢的選擇，首先要明白到以下問題：

洗衣粉為何大都含磷?

絕大多數洗衣粉都含有三聚磷酸鈉(STPP)成分，它的作用是絡合水中的鈣鎂離子，使硬水軟化，提高洗衣粉的去汙能力，這在鈣鎂離子含量較高、水質較硬的北方地區就顯得分外重要，而且三聚磷酸鈉具有一定的助洗功能，方便洗滌後的漂洗。

然而近幾年，含磷洗衣粉所帶來的水質富營養問題日益被人們所關注，很多人將目光投向無磷洗衣粉。然而，無磷洗衣粉的去汙力，一直是產品得到更廣泛認同的瓶頸。換言之，沒有了三聚磷酸鈉，我們怎么解決硬水軟化兼助洗的問題呢?

一段時間裏，大量的無磷洗衣粉依靠加入4A沸石來吸附水中的鈣鎂離子，雖然這種添加方式在成本上較為經濟，但去汙力卻大大下降，更為嚴重的是，4A沸石是一種不溶於水的白色粉末狀物質，當洗衣用水排放到天然水域中，又會造成另一種形式的白色汙染，因此，在荷蘭、比利時，在洗衣粉中添加4A沸石已被禁止。為了達到名副其實的“無磷——無汙染”，人們開始在洗衣粉中添加聚丙烯酸鹽等助洗劑，雖然效果不錯，但成本甚高。怎樣才能取得環保與經濟結合的功效?追求以鉀皂及表面活性劑為主要去汙成分的洗衣方式，逐成洗衣劑中的熱門，後者，就是現在各個超市門店熱賣的洗衣液。

洗衣液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為什么90%以上的洗衣液標明“無磷”?

三聚磷酸鈉在水中的溶解度不高，試想如果將多至足夠去汙的20%三聚磷酸鈉，加入到洗衣液中，產品中肯定會飄滿粉狀顆粒，因此絕大多數洗衣液廠家，都擯棄了這一軟化硬水的成分。以近年賣的比較火的“菁潔士”洗衣液為例，主要成分包括鉀皂(負責去汙)、陰離子及非離子表面活性劑(絡合鈣鎂離子及助洗功能)、助劑、著色保護劑、香精等。如果該款洗衣液還標明“柔順功效”，其中就可能含有昂貴的陽離子表面活性劑，這樣洗衣液的成本會進一步上升，但洗出的衣物光澤防靜電、伏帖柔順。

深圳姑娘張子婷曾經在德國生活了9年，4年前因為工作關系回到北京定居。愛幹淨的她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衣服總也洗不幹淨，和在德國時的情況相比差距非常明顯。“我感覺問題就出在國產洗衣粉上，質量比德國的差多了。”張子婷對本刊記者說，“德國不但有專門針對白色和彩色衣服的洗衣粉，還有專門用來除去酒漬、咖啡漬和血漬的洗衣粉，甚至還有在不同水質下使用的洗衣粉，種類特別多。國內洗衣粉好像特別喜歡添加消毒水，除此之外其他功能很少，即使有的話效果也明顯比不上德國的洗衣粉，肉眼就能看出差別。”

當然，張子婷的看法純屬個人感覺，並不足信。那么，中國洗衣粉的質量到底如何?與國外同類產品相比是否真有那么大差距?只有科學試驗才能告訴我們答案。中國日用化學工業研究院主管的《日用化學品科學》雜志今年8月份刊登了一篇論文，證實了張子婷的看法。這篇論文是由諾維信(中國)投資有限公司(Novozymes)的工程師王燕飛和徐清合作撰寫的，題目叫作《利用全規模洗滌方法對比評價幾種國內外洗滌劑的去汙性能》。文章比較了23種產自美國、歐洲、拉美地區和中國的洗衣粉和洗衣液(以下統稱“洗滌劑”)在實際生活中的洗滌效果，發現在相同洗滌溫度和洗滌劑濃度等條件下，來自歐美地區的洗滌劑顯示出了比國內同類樣品更為優異的洗滌性能。

文章作者使用白度儀測量洗滌幹燥後的汙布在460nm波長光線下的反射值，以此來衡量洗滌劑的去汙效力。結果發現，歐美洗滌劑樣品在去汙力上比國產樣品高75～125個反射值單位，這是一個肉眼可以分辨的顯著差異。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同時比較了國產洗衣粉和洗衣液在同等情況下的去汙效果，發現除了一種洗衣液之外，其餘7種國產洗衣液的去汙力都要比洗衣粉低，雙方差距同樣非常明顯。

既然如此，我們不禁要問，是不是因為國家標准定得太低了?

是什么決定了洗滌劑的去汙力呢?答案是表面活性劑的數量和性質。

表面活性劑是洗滌劑中最主要的成分，這是一種既含有親水基又含有親油基的分子，髒衣服上不溶於水的汙漬與表面活性劑的親油基相結合，然後在親水基的幫助下溶解到水裏，最終被沖進下水道，衣服就洗幹淨了。

通常情況下，表面活性劑含量越高，洗滌效果就越好，於是早期的行業標准都是根據表面活性劑的含量來制定的。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一直用15作為標准，即表面活性劑的含量不得低於15%。這是一個簡單易測的化學指標，達標與否一清二楚，很難造假，非常適合作為行業標准來使用。

說到這裏，一定會有人聯想到牛奶的檢測標准。牛奶合不合格與蛋白質含量直接相關，而測量蛋白質含量用的是氮原子，於是一些造假者使用含氮的三聚氰胺充數，導致了一場食品安全危機。表面活性劑不存在造假問題，類似情況不大可能出現，但是有些表面活性劑會汙染環境，這就需要國家出面進行監管。

“衣用洗滌劑目前主要有兩個產品標准，即洗衣粉國家標准GB/T13171-2009和洗衣液行業標准QB/T1224-2012。”中國洗滌用品工業協會副秘書長張華濤對本刊記者說，“這兩個標准既界定了產品質量，也兼顧了環保，比如規定不得采用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或者四聚丙烯烷基苯磺酸鹽等對環境有影響的原料，並規定所用原料必須符合《洗滌用品安全技術規范》(GB/T26396)的規定。”

那么，有了這兩個標准，把產品質量和環境影響都管住了，是不是就沒問題了呢?答案不是這樣簡單，因為洗滌劑的質量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僅用一個標准來衡量遠遠不夠。

“表面活性劑是一類化學物質的總稱，一共有幾千種之多，它們的去汙力都不一樣，對於不同的汙垢也有不同的洗滌效果。”上海和黃白貓有限公司技術中心主任張蕾對本刊記者說，“這就是為什么一些企業認為，如果只用表面活性劑濃度指標來管理的話，並不能准確地反映出產品質量，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反而會把企業管死了，阻礙了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諾維信就是其中之一。這家總部設在丹麥的跨國公司生產多種洗滌劑專用的酶制劑，通過酶解汙漬的方法減少表面活性劑的使用量。該公司政府事務和公共關系總監何育萍告訴本刊記者，絕大部分表面活性劑都是從石油產品中提煉出來的，不但消耗了寶貴的化石能源，而且對環境也不太友好。

何育萍為本刊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中國市場上一款比較暢銷的洗衣粉每洗一次衣服大約需要使用68克，其中陰離子表面活性劑含量為12克，添加了該公司生產的複合酶制劑後，表面活性劑使用量減少到了9克，洗滌效果不降反升。中國每年的洗滌劑消耗量約為300萬噸，如果全都改用這項技術，關鍵稀釋體積(CDV，水毒性測定指標)將減少12%，亦即減少了2×1012次方立方米，相當於保護了676個鄱陽湖免受汙染。如果再使用濃縮產品，將帶來兩倍的效果。

即使我們不考慮環保問題，僅從洗滌效果衡量，表面活性劑含量也不是唯一有用的指標。“洗滌劑裏面除了有表面活性劑之外，還要添加多種功能助劑，提高對特殊汙漬的洗滌能力以及改善對衣物的護理能力。”張蕾對本刊記者解釋說，“比如使織物保持柔順、不易掉色、不易串色，以及提高衣物的易去汙性等等。但是加入功能助劑往往會提高成本，如果國家標准中只有表面活性劑含量這一項指標，功能助劑加得越多往往就越不好賣，這就降低了企業推動技術革新的熱情。”

這個道理很簡單，管理部門也不傻，於是在含量指標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性能指標。顧名思義，性能指標測的是洗滌劑的實際去汙效果，除了和表面活性劑含量有關外，同時也能體現其他功能助劑對去汙效果的影響。從理論上講，性能指標顯然要比含量指標更能准確地反映出洗滌劑的真實去汙力，也更能促進廠家提高技術水平，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但是，性能指標說起來簡單，實行起來卻很困難，原因就在於測試過程較難標准化，測試結果波動比較大，而且性能指標也不可能涵蓋生活中的所有汙垢，被測汙垢對象對產品好壞評判影響很大。

據張蕾回憶，國家有關部門曾經使用多年的性能檢測方法非常簡單，只用一塊標准汙布作為樣品，與待測的洗滌劑一起放入一種專門的去汙機中進行漂洗，然後和標准洗滌劑做對比。標准洗滌劑含有15%的表面活性劑，是業內公認的底線，如果一款洗滌劑的去汙效果等於或者好於標准洗滌劑，就被認為是合格產品，反之就是不合格的。

問題在於，這塊汙布過去一直是手工染制的，均勻度無法保證，檢測結果的重複性很差，同一批產品有時能過有時又不能過，企業怨聲載道。

更麻煩的事情還在後面。早期的那一塊汙布上塗的是炭黑，用來模擬日常灰塵，但實際生活中的汙漬顯然不止灰塵這一種，還有領口袖口的油漬和各種食物殘渣造成的蛋白汙漬。於是2004年國家有關部門又出台了新政策，增加了皮脂汙布和蛋白質汙布，把性能檢測的汙布數量從1塊增加到了3塊。此後又對汙布的制作工藝做了改進，用機器染布取代了手工染布，增加了穩定性。

為了與新的性能指標相配套，新法規同時對濃度指標進行了修改，把表面活性劑濃度的最低標准從15%降到了13%，給企業進行技術革新留下了空間。“曾經有人認為，洗滌劑的含量標准從15降到13，說明我們的國家標准降低了，導致國產洗滌劑質量下降，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曾經參與國家標准制定工作的張蕾對本刊記者說，“因為在降低含量標准的同時性能測試從1塊汙布增加到了3塊汙布，標准應該說是提高了，所以我認為國家標准反而是比過去更嚴格了。”

可是，不少企業對這個新標准仍有意見。比如寶潔公司就曾在一次性能指標測試抽查中被查出去汙力達不到國家標准，但寶潔認為，3塊汙布的測試結果並不能准確地反映產品的真實質量，他們公司的產品對於實際生活中的汙漬的去汙效果是好的，消費者可以接受。

“發達國家的老百姓生活條件好了，衣服沒過去那么髒了，所以一些外資企業認為，洗滌劑的去汙力不必像過去那么高，應該在其他一些性能上做文章。”張蕾對本刊記者解釋說，“他們一直在抱怨中國目前的3塊汙布測試方法太過理想化，不能反映實際情況，應該增加汙布的種類，盡量和日常生活接軌。”

前文提到的那篇發表在《日用化學品科學》雜志上的論文所用的汙布種類就非常多，除了標准的3塊汙布外，還使用了包括茶、血、咖啡、紅酒、墨水、口紅、橙汁、醬油和火鍋底料等32種汙布，涵蓋了實際生活中最為常見的汙漬。另外，試驗所用的洗衣機也不是重複性較高的工業用“立式去汙機”，而是從商場裏買來的普通民用洗衣機。

那么，用這個方法來做性能檢測，是不是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這個方法只適合在同批次試驗中做相對比較，如果更換了試驗人員和實驗室，其結果則不具備重現性，很難作為標准檢測方法。而且，選用什么汙布也因人群和生活習慣而異，很難標准化。國家標准采用3塊標准汙布和立式洗衣機來做性能測試，其目的就是要減少試驗的不確定性，盡量做到准確公正。如果增加汙布種類，試驗的可重複性一定會降低，生產廠家就更吃不消了。於是，不少企業呼籲國家有關部門學習西方國家的做法，修改現行的國家標准，只管環保就行了，產品質量不再設限，依靠企業自律和市場機制來管理。

這個提議遭到了張華濤的反對：“現行標准是對產品的一個基本的理化和性能的要求，企業按照符合或高於現行國家標准和行業標准來生產，就能夠保證產品質量，滿足消費者的使用和安全性需求。如果連現行標准都達不到，產品質量和安全性就無從保證了。”

另外，還有一些企業提出，為了鼓勵創新，應該取消表面活性劑含量標准，只采用性能指標。針對這個提議，張華濤也表達了不同意見。“表面活性劑是洗滌劑產品的基本成分，如果連這個指標都達不到，那不管是去汙力，還是其他產品性能都無從保證。”張華濤對本刊記者說，“創新當然要鼓勵，但也是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前提下才稱得上是創新。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小企業就連相應的國家標准或行業標准都達不到，還談何創新?即使要創新，也應該是百變不離其宗，目前全世界表面活性劑有4000多種，可以通過選擇不同的、更加高效的表面活性劑進行複配等方法，來達到創新。因此國家標准並沒有限制創新。”

相比之下，張蕾的態度較為溫和。“如果從促進行業長遠發展的角度看，我認為應該以性能指標為主，鼓勵洗滌劑成分的多元化，比如用複合酶來代替一部分表面活性劑。”她對本刊記者解釋說，“但無論怎樣，中國目前還沒辦法取消國家標准，因為國土面積太大，各地發展不均衡，不少地區的消費者沒有那么強的辨別能力，僅依靠市場機制來監督是不夠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只有餐具洗滌劑的國家標准是強制性的，不達標不准上市。洗衣服用的洗滌劑和人體健康的關系不那么直接，國家沒有強制標准，只有推薦標准，不達標的產品只會被公布出來而已，並不會被直接勒令下架。但是，如果一家企業被爆不達標，對於該企業產品的銷量影響很大，任何一家正經企業都會竭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這個名單上，所以這個推薦標准實際上仍然具有非常強的約束力。

換句話說，中國洗滌劑行業雖然設有國家標准，但實際上也是依靠市場的力量來監督執行的，與歐美國家沒有太大差別。雙方的差距並不在這裏，而是存在於更深的層面。

“中國的國家標准相當於為產品設定一個底線，不達標不准入市，但底線之上就不管了，全憑企業自覺。”張蕾對本刊記者說，“我剛加入這個行業的時候大家水平參差不齊，遠高於底線的產品還是有很多的，但是現在洗滌劑行業競爭激烈，大家都在打價格戰，降低成本的壓力越來越大，導致市面上的洗滌劑產品越來越集中到這條底線附近，大家質量都差不多，最後只能去拼廣告，或者看誰給的折扣多。”

張蕾是1986年入行的，那時中國剛剛開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驗階段。如今市場經濟的格局已經成型，對利潤的追逐成為企業的首要目標。在一個健康的商品社會，產品質量越高，價錢賣得就越貴，錢也應該賺得越多才對。但是對於像洗滌劑這樣的產品，使用者對質量的好壞感覺不明顯，問題就來了。

“業內人士都知道多加點助劑洗滌效果就會更好，但是這樣做需要增加成本，國內消費者貪便宜，一聽說漲價就不買了。慢慢地企業也學聰明了，在包裝上吹得天花亂墜，反正消費者一時半會也感覺不出來。”張蕾對本刊記者說，“事實上中國很多商品都有類似情況，其結果就是同質化現象相當嚴重。”

“中國和歐美國家都有一根尺子，但是我們的尺子是橫著放的，尺子上面合格下面不合格，於是大家都集中到尺子上面一點點，只要合格了能賣了就行。”諾維信工程師劉洋對本刊記者解釋道，“歐美國家的那根尺子是豎著放的，越往上質量越好，消費者根據某件產品在這根尺子上的位置，以及相應的價格來決定是否購買，這就給生產廠家發出了正確的信號，引導他們提高質量，降低成本，生產出滿足不同層次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如果把橫放的標尺稱為底線原則，那么豎放的標尺可以稱之為頂線原則，兩者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管理思路。前者把生產廠家當作潛在的敵人，千方百計嚴防死守，消費者則被看成是一群毫無自衛能力的綿羊，任人宰割。後者則把企業和消費者都看作同一條因果鏈上的一環，雙方關系不是相互欺騙，而是互利互惠，相互促進。

頂線原則聽上去更加完美，但只有在一個成熟的商業社會裏才能實現。要想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有一群聰明的消費者，通過自己的理性選擇給商家發出正確的引導信號。其次要有一個公正的質量評價體系，幫助消費者做出合理選擇。否則，一群貪小便宜的消費者遇到一群唯利是圖的商家，最後吃虧的往往是消費者。

洗衣液的熱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所有洗滌劑中洗衣粉屬於相對成熟的產品，各種助劑種類齊全，價格低廉，添加起來也很容易，而洗衣液的相關技術尚未成熟，所以基本上以表面活性劑為主，助劑加得少，同等條件下的洗滌效果往往不如洗衣粉。但是因為洗衣液包裝做得很漂亮，有一種高科技的時髦感覺，再加上廠家為了促銷洗衣液拼命打廣告，在商場裏大搞優惠促銷，結果老百姓都以為洗衣液比洗衣粉效果好，銷量直線上升。

“洗衣液也不是什么方面都差，雙方各有千秋。”張蕾對本刊記者說，“洗衣液易溶解，殘留少，在柔順性和護理性等方面要比洗衣粉好。城裏人衣服洗得越來越勤，對洗滌劑去汙力的要求沒過去那么高了，所以洗衣液也是有市場的。但是消費者應該清楚兩種產品各自的優缺點，只有這樣才能買到符合自己需求的產品，否則肯定吃虧。”

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多數情況下，因為雙方信息不對等，消費者肯定是弱勢一方，需要有人站出來維護消費者的利益。關鍵問題在於，到底應該由誰出面來做這件事呢?中國剛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出來，思維方式往往還停留在那個階段，以至於很多人認為政府才是最靠得住的。但是，無數事實證明，政府受自身的角色定位所限，最擅長做的就是根據底線原則來制定行業標准，很難期望政府會把那根尺子豎起來。

行業協會也有其局限性。顧名思義，行業協會是行業內部人士的聯合會，肯定會優先考慮自身利益。比如中國洗滌劑行業協會是由各家企業的管理人員組成的，指望他們推廣頂線原則也是不現實的。

媒體怎么樣呢?很多消費者把維護自身權益的期望寄托在媒體身上。但是，在一個商業社會裏，媒體本身也是商業機構，於是我們最常看到的情況是，媒體要么和商家合作，充當軟廣告的發布者，要么走民粹路線，成為一個打假者。

歸根結底，消費者需要找到這樣一個人或者組織，完全站在消費者自身的立場上，以維護消費者利益為終極目的。換句話說，消費者需要成立自己的協會。這件事貌似很難做到，但其實在國外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我在德國的時候挑選洗滌劑產品很簡單，只要去查一下‘商品測試基金會’的報告就行了。”張子婷對本刊記者說，“這家機構會給市面上幾乎所有的商品打分，我只要根據這個榜單，選擇一件最適合自己需求和購買力的產品就行了。比如我個人很看重環保，就會挑選在這方面成績最優秀的品牌。”

這個“商品測試基金會”的德文全稱是StiftungWarentest，簡稱STIWA。這是在德國政府推動下，於1962年成立的一家消費者保護組織。該組織自1966年起定期出版一本名為《測試》(Test)的雜志，為消費者提供來自第三方的商品檢測結果和相關信息。如今STIWA已成為德國家喻戶曉的消費者保護的代名詞，2000年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96%的德國人知道STIWA這個名字，其中約有30%的采訪對象將該機構的檢測結果作為購物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就拿洗滌劑來說，本刊記者拿到了一份最新出版的德國洗滌劑調查報告，發現測試內容非常多，不但有普通洗滌效果、冷水條件下的洗滌效果、衣物柔順度和色彩保持能力等常見指標，還包括血汙漬去汙效果和草汙漬去汙效果等德國消費者比較關心的特殊項目。榜單後面還附上了每次洗滌的價格，方便消費者根據自身財力狀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產品。

STIWA不是個案。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歐美國家，以及日本和我國香港地區都有類似的消費者保護組織，所有這些組織公認的鼻祖就是成立於1936年的美國消費者聯盟(ConsumersUnion)。這家組織對美國市場上出售的幾乎所有商品都定期測試，並將測試結果刊登在《消費者報告》(ConsumerReports)月刊上。為了保證測試結果的公正性，該組織嚴守中立原則，所有測試商品均由該組織成員匿名購買，測試過程也均由該組織獨立完成。他們不接受任何廠家的捐贈，也不允許任何廠家引用該組織的測試報告來為自己的品牌打廣告，他們甚至不和各個行業協會及相關政府機構的專家們接觸，以免受到影響。

做這種商品性能測試是要花錢的，美國消費者聯盟平均每年花在測試上的經費高達2100萬美元，這筆錢幾乎全部來自《消費者報告》的銷售收入。目前該雜志的訂戶總數高達730萬，他們的網站也要付費才能閱讀，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即由消費者自己花錢購買信息，然後利用這些信息為自己服務，消費者聯盟從消費者那裏收取一點點費用，然後為消費者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

形成這樣一個良性循環需要花很長時間，美國消費者聯盟花了幾十年才終於取得了今天的成績，這顯然要歸功於美國健全的法律法規，以及眾多的人口。德國人口總數少，STIWA每年的訂戶總數只有46萬左右，無法和美國比，這就是為什么德國政府每年會拿出一部分錢來資助STIWA的原因，而且STIWA的廣告政策也比《美國消費者報告》要寬松一些，比如允許廠家拿STIWA報告去打廣告，甚至把STIWA的測試結果直接印在商品外包裝上。但是無論怎樣，這些消費者保護組織的獨立性都保持得很好，因為這是它們賴以生存的根基，一旦消費者懷疑測試報告的公正性，這些組織便無法繼續生存下去了。

中國人口眾多，完全有條件模仿美國模式。但是中國畢竟剛從計劃經濟體制下走出來，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三方之間的關系還沒有理順，要想達到歐美國家的水平恐怕還要等上很多年。值得欣慰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飛速發展，消費者保護自身利益的需求越來越旺盛，從而催生出了好幾家模仿國外相關機構的國產消費者保護組織。本刊記者采訪了其中兩家，發現它們都尚處於摸索階段，並且都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做了一些相應的改變。

一家是由廣東時代傳媒集團和消費者報道雜志社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消費者報道》，這本雜志於今年4月出版了創刊號，目前已經出到了第5期，每期64頁，零售價15元。雜志內沒有任何廣告，內容以揭露性報道為主，產品性能測試並不多，總體感覺更像是一本報道消費領域熱點事件的新聞類雜志。另一家是今年初剛創刊的《鑒客》。這是由“誇克俠科技公司”負責出版的線上雜志，專門負責刊登獨立的第三方評測結果，並以某種指標和權重對商品進行排名和推薦。

“我們團隊中的很多人都在海外生活過，知道美國的《消費者報告》，澳大利亞和香港的《選擇》(Choice)，以及英國的《誰家》(Which)等消費者雜志，對這個行業十分了解。”該品牌聯合創始人苑大為對本刊記者介紹說，“每年‘3·15’晚會曝光的種種損害消費者的案例，以及去年的那個‘8點20准時發’的烏龍事件讓我們義憤填膺，大家都對中國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現狀感到非常不滿，所以一致決定要做一個中國版的《消費者報告》，只是因為版權的原因改名為《鑒客》。”

該公司的很多技術骨幹來自清華大學，有濃厚的技術背景，所以他們提供的基本上就是一份產品性能評測排名表，不涉及打假或新聞報道。換句話說，《鑒客》完全摒棄了底線原則，直接采用頂線原則，與歐美國家全面接軌。

但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這家公司在創業初期很難完全達到國外水平。比如，他們做的第一份評測報告是關於空氣淨化器的，但是他們並沒有購買機器，甚至沒有做評測，只是根據各家公司提供的性能數據，為消費者做了一個解讀，最後的結果更像是一篇深度科普文章，雖然對於消費者來說這也是十分有用的信息。

“我們假定廠家在技術參數上是不會造假的，這屬於國家質監部門要管的事情。”苑大為對本刊記者解釋說，“但是這些參數可以有多種解讀，廠家往往會選擇對他們最有利的解讀，從而誇大產品的性能。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幫助消費者正確解讀這些參數，從而選出最適合他們的產品。”

和《消費者報道》一樣，《鑒客》目前還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實驗室，只能委托第三方來做檢測。因為沒有實體雜志，只有線上內容，而且目前全部免費，所以該公司的盈利模式比較模糊。苑大為告訴本刊記者，他們目前依靠獨立投資人注入的資金在維持，未來可能通過為電子商城提供導購服務獲得傭金提成，以及出售數據庫和在線報告來獲得收入。

“我們也想像美國那樣依靠消費者訂閱雜志來賺錢，但中國的國情還不允許。”苑大為對本刊記者說，“也許我們可以借鑒剛剛在互聯網上流行起來的‘眾籌模式’，即由我們發起一個項目，比如空氣淨化器評測，然後向有此需要的網民籌資。”

雖然這個方法聽起來似乎還很遙遠，但苑大為相信中國的市場會借鑒歐美國家的一些優秀經驗，同時保留自己的某些特色。“美國的《消費者報告》剛開始辦的時候也很艱難，直到50年代至60年代才迎來了快速發展時期，這是和當時美國消費者維權運動的興起是分不開的。”苑大為說，“我們根據一些國外專家的研究結果判斷，中國的消費者維權運動很可能會來得更早一些，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打好基礎，迎接即將到來的挑戰和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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