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與地理並盛絕不是偶然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地志與小說均十分繁盛的歷史時期，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地理書和筆記體小說集。一來，小說與地理的淵源最早甚至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魏晉以前的地志如《禹貢》、《山海經》等為小說與地理的融合樹立了典範。觀酈道元《水經注》同時期或時代相隔未遠的地志，小說材料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儘管酈道元旁徵博引，雜采神佛等小說入於地記的做法在唐代以後招致很多批評，但這種做法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二來，小說與其他文學類別一樣，源于現實而又高於現實，受時代、地域、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志怪小說，與宗教和地域文化氛圍密切相關，而魏晉南北朝恰是佛教和道教在中國空前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雖然魏晉時期記錄人物瑣言異性、高韻奇趣的志人小說已經興起，但搜神志怪的志怪小說仍是筆記體小說的主體。佛道教昌盛不但為志怪小說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且為小說的滋生發展營造了神秘怪誕的宗教信仰氛圍。好奇尚博與地理志闊大廣博、搜古致遠的特徵不謀而合。所以《水經注》等地理注書一般引小說以證地理，考據地名由來、地形變遷、城邑沿革等，同時有廣見聞、資談噱等娛樂功用。

史書上關於酈道元的資料很少，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史書或小說書目明確提到過酈道元對小說的態度和認識，所以歷代幾乎無人系統地研究酈道元的小說觀。探究酈道元的小說觀，第一手資料嚴重貧乏是需克服的第一道難關。當前可以仰仗的除《魏書》、《北史》之外，唯有《水經注》的自序和其中引用的大量小說材料。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酈道元對小說異聞有著異乎尋常的愛好。

另外，幹寶《搜神記》可以作為探究酈道元小說觀可靠的參考文獻，二者時代相去不遠，歷史環境近似，還有對搜奇記逸的共同嗜好。幹寶殫心竭慮、絞盡腦汁地爭取和維護小說的合理地位，但前文大量鋪墊反而暴露出其內心的不自信，儘管他自認《搜神記》“足以發神道之不誣”。酈道元與幹寶的小說觀大部分如出一轍，對小說既好且疑，這是由二者儒士文人的身份所致。相異之處在於，酈道元對小說觀更加大膽鮮明，廣引小說以證地理充分顯露出他對小說直率公正的態度。他的宗旨也並不是致力於“發神道之不誣”，相反對於某些小說的真實性他是持懷疑態度的。其矛盾之處在於，對於古代經史上神話傳說或是儒家忠厚孝義之事，即使誕妄不經，不切實際，但他相信孝義感天，能致鬼神，也就是說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對小說材料持雙重標準。

其中緣由一來與酈道元的家庭背景、素養愛好和知識結構有關。酈家自漢代起便是博學窮通的儒士文化階層，政事、兵法、歷史、地理、儒學等無不涉獵。酈道元自身也興趣廣泛，好小說奇聞；二來在儒家自古以來蔑視小說的輿論壓力之下，酈道元謹慎猶疑的態度和持雙重標準的作法姑且算是對文化環境的妥協。這也是後世儒士或小說家必須面臨的心理障礙。從酈道元自身出發，結合大的歷史文化環境，對比同時期影響較大的小說家的小說觀，考其異同，管中窺豹，大致能推導出酈道元對小說的基本態度。其局限性在於，參考資料的不足直接影響到結果的精確度和完整度，結論猜測推導的痕跡比較明顯，某些內容仍舊難以考求，如酈道元對小說的定義和範疇。即便注文中有大量鮮活的材料可供研究，但古代筆記體小說的界定本就十分模糊，身份也較為尷尬。

古代學者對古筆記體小說的分類方法大多是針對小說集而言的，如某部小說集應當劃歸於某種小說類別，雖然也有從題材內容發麵著手的，但並不適於移植到《水經注》的小說分類。參考宋《太平廣記》、胡應麟、魯迅、鄭德坤等人對小說類別的認識和分類方法，尤其是鄭德坤《<水經注>故事鈔》提出的神仙鬼怪、帝王傳說等十二類別，現歸納合併，精簡為宗教怪異類和人事類兩類，大致相當於魯迅所謂的志怪與志人之分。特別提出宗教怪異而不言志怪，是從酈道元引小說的具體情況而言，《水經注》中記錄了許多佛教、道教人士的奇能異術及仙鬼傳說，比單純志怪更為貼切。志人改為人事類道理相同。宗教怪異類下設佛教故事、道教仙鬼故事、讖應靈驗類和博物類故事，人事類下設帝王故事、名賢品德類和戰爭類故事，前後共七類，數量適當，基本可以概括出酈注中引用的小說材料的題材類別。

但正如前文所說，古代小說的分類本就繁難而無定準，是小說研究界的大難題，至今仍然沒有一種分類方法能囊括所有的小說類別。所以，此處提出的分類方法當然也有缺陷，為規避過分瑣碎繁雜而導致注中某些有特色的題材類別不能單獨列為一類，如祈雨故事，酈注中數量也比較可觀，但仍將其視為風俗併入博物類。另外，類與類之間的界限也不甚分明，某些可歸於多類的材料也只能歸入其中的一類。

《水經注》的宗旨在於“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所以引用了大量非地理文獻。據統計，酈注中引用的小說書目約達四百七十幾種，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子部不少，史部最多。這是因為小說本有“子之末”和“史之餘”的身份特點，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和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發達為小說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絕佳的條件。而史部在中國古代文獻目錄中是最繁雜的一個類目，除正史外還有別史、雜史、編年史、地理書、譜牒等各小類，多數都與小說相關。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撰史風行，又不避諱異聞小說，所以這一時期的史書或地志的小說色彩是歷史上最為濃厚的。

但酈注中的小說材料並不全部來自於前人著述，酈道元一生涉足中原大半個地區，某些小說軼聞是實地訪求得來或經過親身經歷驗證過的。引述故事也自有一套標準和行文習慣。《水經注》中很多材料都不是前人著述中的原文，而是經過酈道元的局部加工和改易。對於某些婦孺皆知的古代神話傳說，本朝前後的戰事，或純粹為行文方便，酈氏可能並不會注明出處和來源。這樣做還有一大利好，便於自己在原文基礎上的再創造。

酈氏引書廣博的另一重意義體現在古代小說的校勘和輯佚價值上。無論天災人禍，歷史的傾覆更迭湮沒凋殘了許多優秀的古代小說作品。尤其是唐代以前的筆記體小說，全賴《廣記》、《御覽》等大型類書以及《水經注》、《三國志注》這樣的注文保存下來，清代許多古代小說的輯本都是從這些書中採錄而成。很多古代小說在流傳中會發生不同程度的傳抄錯誤，酈注中引述的幹寶《搜神記》、葛洪《神仙傳》和劉敬叔《異苑》等小說與《廣記》、《御覽》甚至明清輯本所見都有細微的差別。從年代遠近來看，酈道元引自原本的可能性比較大。但鑒於酈注本為地理之學，其旨不在小說，為考證地理和行文通暢，對原文進行適量增減都是可能的。所以孰真孰偽，多本互校，從各角度分析才有定論。單以藝術性而言，酈注中的引文較別處所見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酈注中某些篇幅較長的材料，文辭雅贍雋秀，注重細節描寫，在敘事和人物刻畫上有過人之處。另外，注中只言詞組，能揭示出某些散佚不全的小說集的原貌，如幹寶《搜神記》原本是根據題材類別按篇次編撰的，這都得益于《水經注》中提到的《感應》和《神化》兩篇。輯佚、校勘本就煩雜費神，曠日持久。此處旨在闡明《水經注》在輯佚、校勘方面的價值，是以略舉其要而已。若專門之學，應當如前人所為，對注中引用過的每一部小說來源做專門考證，論述其流傳過程中的轉變；同一部小說中的材料歸於該小說之下，結合其他版本加以校注，如此方可稱善。

嚴格意義上說，《水經注》算不上小說創作，儘管酈道元在某些小說材料上的改易顯示了出色的小說創作天賦。但若探討《水經注》對唐傳奇和唐後筆記體小說創作上的影響，其重點還是他所引用的唐前小說上。也就是說，是唐前筆記體小說對唐傳奇和以《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為代表的後起筆記體小說之秀的影響，而不是酈道元本身。

酈道元的影響主要在於他對後世地志與小說的融合方面。在《水經注》之前，《山海經》是小說色彩最為濃厚的地理書，但隨著對地理書專門性、科學性的要求日益嚴苛，《山海經》逐漸淪為小說。《水經注》雖然未遭此厄運，但一直被邊緣化直至散佚不全。宋代及以後的地理書如《太平寰宇記》、《大清一統志》等地志對小說又開始持開放包容態度。除城邑、關塞、戶口、土產、河流、山川等古代地志必備內容之外，還有人物、祠廟、名勝、列女、仙釋等有小說之用的內容。清代《水道提綱》也讓沿用了《水經注》以水為綱的撰作體例。

至於對唐傳奇和後世筆記體小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題材方面。唐前豐富的筆記體小說集為後世小說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素材和情節借鑒模式，唐傳奇和《聊齋志異》等部分內容和主題與唐前小說有很高的相似度。此外，雖然總體而言，唐前筆記體小說在藝術性上無法與唐傳奇和明清的小說相媲美，但任何新事物都是繼承與創新共同作用的結果。唐前小說雖不以繁複的藝術手法見長，但在語言、動作和神態描寫方面的造詣登峰造極，文約義豐，高簡韻遠。後世做小說情節故事豐贍起伏，勝於唐前，但在語言方面則是望塵莫及。稍有得其精妙處者，小說之風貌氣韻便非同凡俗。由簡至繁，雖然是中國語言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並不意味著堂前的小說毫無可取之處，至少從《水經注》便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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