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傳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俳諧”

 “傳奇”之名源自于唐朝裴鉶一部名為《傳奇》的志怪小說集，後世將其命名為小說的一種文類范式，蓋在於《傳奇》的文類特點。

“此類文字，當時或為叢集，或為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俳諧，故論者每訾其下，貶之曰傳奇，以別于韓柳輩之高文。”

按魯迅的說法，在當時人看來，傳奇乃文之下等，專為娛樂之用。歷代學界有一種論調，即“傳奇體”在於傳記人事之奇，與志怪並無關涉。雖然 “傳奇”所指尚有爭議，但此論仍不免失於絕對。沈既濟《任氏傳》末述其寫作緣由：“眾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雲。”可知“傳奇”之“傳”確有“記敘”之意，但其內容為“志異”，“異”的範圍當然不止於人事，而是“傳寫奇事，搜神記異”之意。如蒲松齡《聊齋志異》的“異”，其內容多狐鬼精魅，難道與志怪無涉？所以，“傳奇”興起之初顯然未脫盡志怪小說之窠臼，但內容要寬泛得多，還有愛情、公案、俠義等其他主題。

但這並不妨礙唐傳奇借用或改編唐前志怪小說題材，如夢境、精化、水族之類的故事在唐傳奇中也很常見，甚至是不可忽視的情節。在前人的志怪題材基礎上，唐傳奇“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情節和敘事起伏跌宕，人物的語言、心理刻畫和細節描寫也著墨甚多。人物形象更趨豐滿，傳奇的藝術性發展到唐前筆記體志怪小說無法觸及的境界。如唐傳奇之代表作《柳毅傳》，雖同寫龍女故事，但觀其語言，雅潔生動，深刻傳神，龍女、柳毅、錢唐君等人情態如畫，各具特色。後世大量同一題材的雜劇戲文如《柳毅傳書》、《柳毅洞庭龍女》等，大多都取材於此。但《柳毅傳》的創作也並非憑空而起，他在人物、故事情節、語言等設定是建立在現代志怪小說的基礎之上的。試觀《水經注》引《春秋後傳》文。

《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願托書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客行至鎬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有頃，聞語聲言：祖龍死。

試比較《柳毅傳》龍女托書的情節。

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托，千萬無渝！”

明顯《柳毅傳》借鑒了《春秋後傳》中傳書的情節模式，在龍宮或其他水神住所與人間設立了一個交界處，交界處既明顯又隱秘。通往奇幻世界的入口是一棵樹或是一塊石頭，須有隱語或暗號方可進入，如以石或手敲打樹幹三聲。除增添神界之奇異性外，很難說這種情節還有什麼別的用處。與古人浮槎泛海以至天界的傳說一樣，俱是古人對空間構造的一種認知。上述模式在南北朝前比較常見，儘管古代筆記小說大多非常簡短，使得這些情節的著墨一般不會太多，但總體數量卻很可觀。

又如，《水經注》中還記載了一則河伯寄書的故事，其中有一句：“忽有一人寄其書曰：‘吾家在觀岐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與上述所言的情景本質上並無二致。後世如《西遊記》等神魔題材的長篇巨著大多熱衷於這種情節上的構造，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鐘靈托書段譽至鐘府一段，也採用了這種饒有趣味的情節敘事。《水經注》此處所引的《春秋後傳》文，其本事源自《史記·秦始皇本紀》，原文較為簡略。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

幹寶《搜神記》卷四第七條所記事同，比《史記》詳而稍略於《春秋後傳》。《春秋後傳》據唐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言是晉代樂資所撰，但樂資《晉書》無傳，不知生年是否晚於幹寶。對比《搜神記》和《春秋後傳》內容上的差異，樂資在幹寶的基礎上加工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搜神記》在細節處理上不及前者，尤其是末尾，既無宮殿規模的描寫，也沒有“出”、“受書”、“入”、“聞”這幾個看似簡單實則凸顯了敘事順承關係的字詞。

除了情節上的借鑒外，唐代以後的小說慣常襲用唐前筆記體小說的主題，如唐傳奇中後來盛行的愛情主題。《聊齋志異》則是將愛情與志怪融合最完美的唐後筆記體小說。俠義和公案主題在唐前小說中較為罕見，是因為這種題材與唐朝的社會風貌和精神追求相關，具有獨特的時代氣息。又如以仙人戀、人鬼戀、人與動物交合等為主題的人與異類相戀的故事，在唐傳奇和唐代以後的筆記體小說中非常普遍，唐傳奇的《裴航》裴航與雲英，被紀昀稱作兼有志怪傳奇雙面色彩的《聊齋志異》更是比比皆是。

唐傳奇的確有套用唐前筆記體小說的主題者。譬如《水經注》引用的劉欣期《交州記》“左飛化虎”的故事與裴鉶《傳奇》之《馬拯》篇“老僧化虎食人”在題材上就很相近。人化虎食人當然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只能存在於傳說和神話之中。劉欣期《交州記》是關於交州的方志，這一條內容很可能是當地流傳的傳說，意在諷刺官吏之苛政害民。這種行為的思想背景可能與儒家仁政思想有關，孔子曾提出“苛政猛於虎”。後世小說將此題材誇張化，多用於諷刺、隱喻，揭露現實醜惡。《馬拯》僧與虎互化，或受當時排佛運動影響，諷刺某些出家人虛偽惡毒，如同吃人的老虎。宋代《太平廣記》和明朝《趼廛筆記》也有類似相關的題材。

唐代也有一些刺客和斷獄類的筆記體小說，如史傳中所載的專諸刺王僚、荊軻刺秦王以及《水經注》中引用的“王少林為鬼理冤”類故事，但多少與唐傳奇的俠義、公案小說有明顯區別。

但早在這些故事之前，唐代前的某些志怪小說或是史書早就出現了同類題材的傳說故事，前文所說的感生異貌就是其中的一種。他們可能受到了其他小說作品的啟發，如《水經注》引《玄中記》記陽新縣男子與女鳥共居，生子而去，以及任昉《述異記》中牛郎織女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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