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與地理的淵源，由來尚矣

《山海經》為小說與地理的融合開了先例，從《山海經》也能看出小說與地理的內在關係紐帶。古人所謂的小說一般是指荒唐不經之言，誇飾怪誕之論，今人斥其虛妄，是因民智開化發展的結果。在民智未開的遠古時期，以神話傳說為主的小說故事是當時人類對自然社會的某些現象的嘗試性解讀，經過社會普遍性認同上升到科學性的高度。這與地理學的科學性、認知性理論上是一致的。

地理自然空間上的隔離與疏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很自然地就產生神秘性，神秘感誘導探索欲望和創造性認知，古代志怪小說中關於山川物怪的內容大多是這樣產生的。至於後人明知其謬而有意虛構的志怪小說，其創作動機與這種神秘性形成的神秘美學也有莫大的關係，因為這種美感可助談興，有娛心之用。

現在所謂小說有三大要素：人物、故事情節和環境。環境又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與地理的關係比較緊密。即便中國古代小說尤其是唐前志怪小說三大要素或不俱全，但一般都會介紹此物或此事所處的地理環境，如《山海經》中描寫的域外奇怪之物事。換言之，地理條件為小說的發生提供了空間性可能。小說雖然怪誕失實，但在地理學方面也並非毫無價值，至少為地理著作增添了趣味性和可讀性。從《水經注》也可以看出，歷史人物軼事、仙鬼傳說、神話舊聞與地理契合無間，絲毫不顯得牽強和突兀。酈道元大膽引用小說，是受其好搜奇記逸的學風所致。但在某些精謹嚴實、好吹毛求疵的地理學家眼中，此舉實屬離經叛道，不容於俗。但酈道元廣引釋道小說入於地志的做法對後世影響深遠。

自唐而後，歷代編撰地理書要麼沿襲《水經注》之風，繼續在地理書中引入小說；要麼刻意規避《水經注》的作法，對《水經注》此舉大肆批撻。

及至明清，諸大型地志廣引舊籍，雜入小說的習俗依然不減，如乾隆二十九年奉敕編撰的《大清一統志》，其內容除分野、建制沿革、形勢、戶口、田賦、城池、山川、津梁、關隘、土產等常規地理內容外，還有風俗、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釋等人文小說類內容。這些內容中的某些門類在中國古代地理學上是有爭議的，顯然他們與《水經注》在內容方面一脈相承。明清兩代，《水經注》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前朝各代。

比起體例，《水經注》內容之博大繁複對後世地理書的影響可能更大。因為自唐而後，以山水為綱的大型地志非常罕見。由於中國古代小說內容駁雜，覆蓋面廣，導致史書、地志等不可避免雜入小說。這似乎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不成文的規矩。

尤其是對於一些在某地點或某地域的方志而言，人物、傳說、野史、雜聞等小說材料幾乎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方志受地理空間所限，要保證內容的充實豐富，就必須加入小說類的內容。只要掌握好分寸，小說材料的加入並不會嚴重影響到方志的科學性，反而促進了本地區的地域文化保存和宣傳，加強文本的可讀性，畢竟方志大多是私家撰著，在嚴謹、莊重方面沒有國志那般嚴苛。

但對《水經注》的質疑並沒隨著其研究地位的高漲而消弭，從文學史的發展規律來看，這也在情理之中。譬如乾隆時期齊召南撰寫的《水道提綱》一書，此書的獨特性在於作者沿襲了《水經注》的體例，而大肆非議其內容，可謂看到了《水經注》的長處，而對其爭議點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態度。

《水道提綱》一改唐宋國志的編排體例，不再以郡邑為分，而以巨川為綱，眾流為目，故曰“提綱”。歷代史書及各地理志中以水道為綱者，自《水經》及《水經注》而外，當以此書為其中翹楚。其自序中批評了古儒研究水道之陋習，“援引雖多，不厭其煩雜”，認為他們旨在藝文，情侈觀覽，賣弄才學，偏離了水道地理之本：“或於神怪荒唐，遙續《山海》；或於洞天梵宇，揄揚仙佛；或于遊蹤偶及，逞異炫奇。形容文飾，只足供詞賦採用以為美談。”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命意與《水經注》之模山范水不同。大體而言，齊召南持論精當，對中國古代地志的弊端也切中要害。

但私以為，酈道元《水經注》的本意絕不是模山范水以作文之用。後人之所以對其有這樣的偏見，一在於酈注確實用了大量的小說典故，文辭精美雋秀，可作後人模山范水之楷模；其次在於後人見解偏頗，只持一端，不見酈注之高妙和精深之處。對酈道元《水經注》雜引小說持非議者還有黃宗羲等人，這些從側面也足見《水經注》對後世地理學影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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