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事遺跡中的古中國地理元素

酈道元廣引戰爭故事，一來是時局所致，魏晉南北朝亂世風雲，戰爭頻繁，也算是應時而作；二來地理與戰爭的關係非同一般，行軍作戰，地理條件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之一。

《孫子兵法》第十篇地形篇，將地形一分為六，“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酈道元父親酈范有很高的軍事謀略能力，酈道元好奇尚博，還有鎮壓山蠻、討伐叛軍的經歷，對兵家有一定的研究。三來，戰爭故事趣味性強，可作耳目之娛的談資。後世《三國》、《水滸》、《封神榜》等很多小說的戰爭場景都是以歷史真實戰爭為原材料的。其中某些小說對戰爭的描繪是小說的重頭戲，是最引人入勝的部分，甚至多達數十場。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引用戰爭故事，並不是單純備註地理遺跡或略述戰況，有的是表現軍事謀略，有的是突顯宣揚戰爭中的忠孝節義的道德觀念。

其中以戰國、秦漢之間、漢末三國及十六國時期戰爭史料居多，這些都是戰事頻繁的歷史階段。大多篇幅不長，或稍改易其辭，刻畫戰爭之慘酷，人物之面目和氣韻。

“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雋，攻台登縣。甯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嶽擊之，戰於堂琅，驤軍大敗，嶽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余人。遜以嶽等不窮追，怒甚，發上衝冠，帢裂而卒。”

《燕書》：“建興十年，慕容垂自河西還，軍敗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眾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吊之禮，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舉過平城北四十裡，疾篤，築燕昌城而還。”

《晉陽秋》稱：“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焚屍於此，數十萬眾，斂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屍積如山，王夷甫死焉。”

古小說分類向來都是學界的研究難題。由於唐前小說正處於小說的形成階段，小說的體式特點並不成熟，很多“小說”其實只能稱得上是小說的雛形，小說分類劃分時自然會產生諸多問題。尤其是酈道元《水經注》這種本質上不是小說的文獻，要將其中的小說文獻材料明確歸類更為繁難。

從細處著眼，《水經注》某些類別條目數量可觀，如蠻夷的人事神話傳說、地方名物以及風俗習慣等，又如鄭德坤先生所歸結十二類中的動物故事、異族故事、祈雨故事等小類，受制於篇幅所限，按其特點，分別將其劃歸於上述所列類別中。

譬如動物類故事，《水經注故事抄》所錄的動物故事不外乎三種，一種是某地特有的稍微奇特的動物，一般指某地盛產的名物，如“水虎”；第二種是某地方傳言中的動物故事，多與地方民俗有關，如《述征記》中所載盟津河之狐行冰河，有狐疑之說。這兩類都可歸結於博物類。還有一種內容中雖有動物，但主體實則是人物，以動物襯托人物非凡的氣質或品行，如王戎觀虎，宋文帝遇黑龍，鄧芝射猿等，此類故事實可歸於名賢德性一類。

還有一種情況也值得注意。很多小說題材通常都不是單一性的，即便是簡單的題材，分析角度不同，所屬類別也不一樣。某些小說可兼跨數種類屬，譬如戰爭故事與帝王故事互相並沒有絕對的排他性，二者是有交集的。通過分析和借鑒前人小說分類的方法，比較其優劣之後，結合《水經注》所引小說題材的具體情況，私以為分類當力求做到全面科學，但也要兼顧簡省和突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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