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追求文辭流麗反成齊梁文學之弊

自晉代以來，用字率從簡易，取易不取難。而到齊梁，世風漸變，人人以奇未能，逞博誇才，以致影響到文意的表達。劉勰對此甚為憤慨：“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劉勰並非反對用奇文異字，而是要意有所指，非此字不能達其意，而非逐奇故意擇生僻怪異字。

如他對《爾雅》和《倉頡》的看法：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

劉勰非常重視在用字方面的選擇，“趣舍之間，不可不察”，認為用字首要在於人所共識，“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畢竟“心既托聲語言，言亦寄形於字”的，要通古今興廢之變。即如楊雄之流，雖文章多用古文奇字，但皆洞明字學，故遣詞造句，多按照古訓典範，非淺學者所能窺。

齊梁之際，因醉心於奇字怪語，已經產生了許多的文學弊端。劉勰在《練字》篇中略舉了四例，認為“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

他詳細解釋了這四種文病的概念。

“詭異者，字體之瑰怪者。”以曹植詩“豈不願斯遊，褊心惡訩呶”，“訩呶”二字詭怪突兀，與此句用語迥異，大疵美篇。人言曹植文采不患少而患多，用此二語，不如不用。又如聯邊，半字同文者也，確有炫技之嫌。黃注曰：“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潦浩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繽紛’，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璚珮結瑤璠’，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有十接二十接不知者也。”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恰如劉勰所言，童子相犯古時雖不提倡，但也不反對。“《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刻意相避，文不到且流於痕跡。再如單複，這完全是從字形面貌上談論的，涉及書法更多。“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劉勰較為欣賞單複交錯，明朗平和的卷面，即“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如果“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黮而篇暗”。

這四條都是針對當時文苑創作風貌而言的，針砭時弊，一針見血，有些對現在文藝創作用字也仍有指導作用。

其實齊梁文學之弊遠不止於此，以蕭統《文選》為例。《文選》所收錄的作品，上至漢魏，下至齊梁，豐富精審，文章多為駢文，分為詔、冊、表、書等30多類。駢文和賦在南北朝時期尤為繁榮，代表了齊梁文學的最高藝術成就和文學特點，也足以體現蕭統以至齊梁時人文學思想。其中收錄的作品在思想上雖重視忠君愛國的正統思想，但又不乏變現日常生活情趣、與政教無涉的作品，如南朝的一些刻畫山水之美的小賦、山水詩以及文人間相互往來的藝術性極強的書劄，較著名的有江淹《別賦》《恨賦》、吳均《與朱元思書》等等。這體現了魏晉南北朝文學企圖擺脫漢儒所強調的政教功用的文藝思想的束縛，另闢蹊徑，高揚文學之為文學，追求文學自身的形式之美。

蕭統在《文選序》中強調 “辭采”、“文華”、“翰藻”，均指文辭之美，即當時駢體文學所崇尚的對偶、辭藻、音韻、用典等語言美。《文選》所選篇章，大抵均以此為主要藝術標準。尤其是用典方面，齊梁文學將其用至極點，無一篇不用典，無依據不用典，行文極為晦澀難懂，從而催生出李善別具一格的文注，專講典故出處。

蕭統又重視雅正，反對浮糜俚俗，因此，宮體詩前驅的一些靡麗之作，樂府詩中的一些通俗之作，均剔除不選；另一方面也導致某些文人因避俗而故意搜羅奇字古語，一字而三人不識，就大大違背蕭統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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