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的儒釋道：相互滲透又相互鬥爭

北魏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由鮮卑拓跋氏創立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元386年，太祖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成立新代國，後改國號為“魏”。經過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世祖太武帝拓跋燾三世征伐和領土擴張，最終統一中國北方黃河流域，與宋南北對峙。北魏入主中原之後逐步漢化，吸收漢族先進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聯合北方漢族士族門閥力量，加速了鮮卑部落的封建化進程。

北魏的漢化是漸進式、全方位的。在宗教文化上相對開放，儒、釋、道三家是既相互滲透又相互鬥爭的關係。

儒家經過漢代董仲舒的改造，其實已近似於宗教。其受眾主要就是官僚貴族及以儒家學說為宗的儒士。總體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衰微，而在北魏一朝，儒學有復興之勢。據《魏書·儒林傳》，北魏自太祖拓跋珪時即開始重視儒學和建立學校。北魏推崇儒家，是由儒家的傳統主流地位決定的。他們認識到“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為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儒家文化是鮮卑漢化的核心。在北魏一朝，儒學不是一種宗教，但儒學對北魏國力的發展和強盛功不可沒，是佛、道二教所不及的。

北魏建國初期便大力招攬籠絡遺留中原的漢族儒士，如燕鳳、崔浩等。這些儒士博學窮通，尤其擅長治國用兵之術。史稱燕鳳博覽經史，曉陰陽術數和讖緯之學，拓跋什翼犍以屠城迫其加入自己陣營，五朝元老，先後輔佐過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獻明帝拓跋寔、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及太武帝拓跋燾。又如出身於名門士族清河崔氏的崔浩，《魏書》有傳，稱其“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是南北朝時期第一流的政治和軍事家，對北魏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儒士是北魏漢化的引導者和推動者，也是北魏壯大的強力因素。北魏統治者不僅以儒學教化育人，甚至有以儒經教條式施於政事者，即史家所謂“以經義斷諸疑事”，與董仲舒以《春秋》斷獄的作法很相似。儒家雖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但儒家經典和許多正史中都有妖夢怪異之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史書占畢一·內篇》指出“是《尚書》者，讖緯之靡也”，“是《春秋》者，符錄之首也”。是謂“則仲尼索隱之宗，而語怪之首也”。

在“以經術為先”的基礎上，北魏的思想文化相對比較開放，佛教和道教也有很強的影響力。魏收著《魏書》專門增設《釋老志》，詳述佛教二教在北魏的發展過程，此志罕見於其他史書，也足見佛道在北魏宗教文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佛教西漢末傳入內地，影響漸廣。佛教在北魏的興盛，一定程度上是時勢使然。南北朝社會動亂，戰亂頻繁，民族和階級矛盾尖銳，佛教趁勢而起。佛家宣導的因果報應、三世輪回、靈魂不滅、地獄極樂世界等觀念、學說非常契合當時社會心理。佛教傳入中土後，迅速主動融合中國本土文化，加以北魏統治者對佛教的大力扶持，佛教蔚然壯大。《魏書·釋老志》記載了北魏皇帝研習佛經，篤好佛理，禮敬名僧，建立佛寺，塑造佛像等宗教狂熱：

（太祖）帝好黃老，頗覽佛經。

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于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禦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

顯祖即位，敦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

但佛教在北魏的繁盛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釋老志》記錄了世祖即位之初對佛教的態度是敬而不溺，沒有深求緣報之意。後來大舉滅佛是儒道兩家聯合反佛的結果，《釋老志》將其歸於崔浩的“非毀”，正是因為崔浩是寇謙之道教的狂熱信徒，又是北魏首屈一指的儒士。太武帝滅佛是佛教發展過程中一段插曲，隨即死灰復燃，統治者又開始支持佛教，繁盛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道教與佛教不同，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由於時勢和政治需要，自晉世開始道教銳意改革，進行自我完善，並逐漸演化而分為上層道教和下層道教。魏晉南北朝是上層道教形成並被統治者正式承認的時期。與佛教一樣，因政治對立，存在南北差異。道教的理論建構比佛教晚且雜亂，縝密性不足。道教宣揚修道成仙，附有消災弭禍，行符敕水的法術和神通等，即道、術兩個層面。

北魏皇族開始崇信道教始於拓跋珪，“置仙人博士宮，典煮煉百藥”。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太武帝拓跋燾“親至道壇，受符籙”，標誌著道教被北魏皇族正式承認。自此以後，北魏國君繼位幾乎都有這樣的“入道”儀式。道教儼然有國教之風。除皇室以外，朝中許多達官顯貴及高門府第也篤信道教，道教在權貴階層也有很大的影響力。《釋老志》載崔浩對寇謙之親睞有加，倍加推崇，“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據考證，酈道元家也是道教徒，道元及其兄弟的名字也可能受到了道教的影響。北魏道教以天師道為盛，天師道經寇謙之的改造，增加了儒家禮教內容以適應統治者需要，又在齋儀上合神仙、方技、符水、禁咒為一體，在治國實用性和宗教神秘感等方面對統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佛、道教在北魏備受推崇，一是因為他們的學說可“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對王政教化大有裨益；二是因為釋道二教多奇人異術，如《水經注》引《高僧傳》所載的釋老神力傳說。

輔教之書和涉及宗教的志怪小說的內容也以此居多。三家教義各有所長。儒家重倫理綱常，是封建政權穩固長久的根本；道家之長在於有深遠的本土歷史文化積澱，在上層和下層社會都有很好的群眾基礎；而佛家適應力強，宗教義理建構完善：所以三家存立進取，互取其長以求自強。佛教在中國的迅速崛起正是得益於吸收了道家文化的精神內核和本旨，正如馬端臨所說，道家主于清靜無為，佛教主於寂滅皆空。“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佛教與儒家文化的關係則主要體現在精神上的交流和互補性，是出世與入世的交互。道教也吸收了儒家和佛教某些內容或風格特點。譬如，北魏最流行的是天師道，寇謙之對天師道的改造就增加了儒家倫理和忠孝觀，反對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又吸收佛教的劫數論和因果觀念，仿照佛教三十三天將道教天界仙府分為三十六宮等。但是三家互學，因善學與不善學其得益有高下之分。胡應麟說：“余謂朱紫陽所雲，佛家偷得道家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凡老莊精奇玄妙處，皆為釋氏得之；而後之黃冠，第模仿其勝大渺茫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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