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閩南歲時詩的體式創造

所謂形式，就是語言技巧所構築的美學特征的形式因素。黑格爾在《小邏輯》一書中設一專節“內容與形式”談論兩者的辨證關系，認爲兩者同等重要，因爲“沒有無形式的內容，正如沒有無形式的質料一樣，這兩者（內容與質料或實質）間的區別，即在于質料雖說本身並非沒有形式，但它的存在卻表明了與形式不相幹，反之，內容所以成爲內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內。”

唐宋閩南歲時詩，今存者凡273首。以體式而論，有古體詩、近體詩，可細分爲五言古詩、七言古詩、絕句、律詩、排律等等。古體詩中，五言古詩多于七言古詩。近體詩中，律詩多于絕句。若以每句的字數而論，其中以五言、七言爲主，另有少量的三言、四言及雜言。殘句3篇，其中2句七言，1句五言。下文將分別論述。

古體詩，是區別于唐代近體詩的一個範疇。胡震亨《唐音癸簽》考證，唐人選編詩集，即往往以古體、近體爲其類別。在我們正式討論唐宋閩南歲時詩的古體形式之前，首先要解決關于禅僧所作偈頌的文體歸屬問題。“偈頌”，梵文Cāthā，漢文音譯爲“偈陀”、“伽陀”或“伽他”，簡作“偈”，國人根據我國本有的文體意譯爲“頌”，音意並舉即爲“偈頌”，專指頌佛功德之美辭。偈可以單獨作詩題，如釋慧照的《偈》；也可與“頌”組合作題，如釋祖欽有《偈頌一百二十三首》。在早期的譯經時期，偈乃是作爲佛經翻譯的一種韻文文體，而到了唐宋時期，偈與詩互相影響，甚而偈、詩合流，陳尚君已經指出，“在唐人看來，詩、偈已無明顯區別”。然而“文體是曆史的産物，它積澱著文化、審美的傳統心理”，如《全唐詩》者，就將王梵志詩斥爲“本爲歌詩之流”而不予錄入；而《全宋詩》卻收錄了大量的偈頌作品，這其中無疑也涉及到了詩體辨別的難題。周裕锴先生在其《中國禅宗與詩歌》一書中著意分析了詩對偈頌的反饋作用，並由此提出“世俗化、文學化、典範化，這就是詩在賦予偈頌形式的同時賦予禅的精神內容”的論點。筆者認爲，走出早期漢地佛教的譯經期，唐宋時期的偈頌作品受到了更多的中國古典詩歌創作的影響，僧人用詩的語言、音韻來進行行文的組織，偈頌也在事實上進入了詩歌的審美視野，不失爲是對當時的文獻材料的有益補充，因此將20首偈頌依其體式歸入古體詩的範疇。故而唐宋閩南歲時詩的古體詩形式計有五言23首，七言14首，四言11首，雜言12首，三言1首。

在唐宋閩南歲時詩中，五古的寫作比例占到了全部古體詩的一半。唐宋閩南歲時詩中的五言古詩共有23首，其中句式最多的爲三十句，如《暮春與諸同僚登鍾山望牛首》；最少的則是四句，如蘇頌《太皇太後合春帖子六首》（其六），其他還有八句、十二句、十六句、二十句、二十八句等不同的句式。唐宋閩南歲時詩中的七言古詩共有14首，其中句式最多的爲二十句，如蘇頌《次韻蘇子瞻學士臘日遊西湖》；最少的則是四句，如胡仲弓《西湖寒食》，其他還有八句、十二句等不同的句式。可見句式上的靈活不拘是古體詩極爲顯著的藝術面貌，在敘事抒情上務求暢意。

四言古體詩的淵源可以上溯到《詩經》，基本上可以認爲是極爲古老的一種詩歌形式，曾經在先秦時期大爲盛行。四言詩的寫作在曆史上一直沒有斷絕過，如漢代秦嘉的《贈婦詩》，東晉謝靈運的《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詩》，隋江總的《釋奠詩應令》等等。然而四言詩在唐以後的古體詩創作中畢竟是相對罕有的。唐宋閩南歲時詩中的四言僅有11首，乃爲蘇頌所作的《正月一日皇帝禦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行上壽之儀樂章曲名》組詩三首，皆爲八句；以及《南郊大禮慶成詩五首》組詩五首，皆爲二十四句；另有偈頌3首，皆爲四句。

雜言體是詩歌發展階段中的最初形式，由于句式上的自由錯綜，從而比齊言體更能表現詩人起伏跌宕的心緒，更能反映古體詩之況味。12首雜言中除了1首蒲壽宬的《登北山真武觀試泉》爲三十二句的五七雜言外，其余的11首皆爲偈頌。11首偈頌中，以句數論，多寡不等，少者四句，多者以至達十四句。以各句字數論，亦極爲靈活，分別有三七雜言、三四雜言、四六雜言、四六七雜言等諸種不同情況。如釋祖欽《偈頌一百二十三首•除夜小參》雲：“歲舊年新，夜暗晝明，未嘗移易。日遷月化，山青水綠，依舊尋常。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也是鎮州蘿蔔，漢地生姜。休咬嚼，沒商量。梅花紙帳一爐香，衲帔蒙頭春晝長。”形式自由無固定模式，語言俚俗如“蘿蔔”、“生姜”亦可入詩，援引佛家物事如“衲帔”等營造禅境、禅趣，是雜言體偈頌主要的藝術特點。

從古體詩到近體詩，中國詩歌形式經曆了一個從詩歌句式參差不齊趨于大致整齊，再到規整劃一的發展過程。近體詩有多種樣式，篇幅長短不一，長者或達百韻以上，短者僅二韻，即所謂今體絕句，也稱小律詩或律絕。白居易有《江上吟元八絕句》詩雲：“大江深處月明時，一夜吟君小律詩。應有水仙潛出聽，翻將唱作步虛詞。”詩題稱爲“絕句”，詩中言“小律詩”，由此可見當時就存在上述多種叫法。現存唐人所編的選集、別集中，但凡標明律詩、今體詩者，絕句亦包括在內。唐宋閩南歲時詩中的近體詩形式計有210首，細分爲五律41首、七律80首、五言排律7首、七言排律8首、五絕16首、七絕58首，由此可見詩人用力之處。現依其句式分別加以敘述。

任何一種詩體的發生、發展與成熟都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明人吳讷《文章辨體序說》雲：“律詩起于唐”，學界普遍認可沈佺期、宋之問爲律詩的創始人。方回《瀛奎律髓》曰：“文之精者爲詩，詩之精者爲律。”律詩在唐宋閩南歲時詩中所占的比重最多，雖然並不能獨占文壇，但是後世詩人幾乎無一不以格律相矜，無一不以律詩傳世。除排律外，律詩確立了四韻八句的主要形式，分爲五律、七律兩大類。41首五律詩中，以二三句式居多，如丘葵《壽竹西》、蒲壽宬《重陽》、胡仲弓《除夕寄弟》等。

七律體數目在唐宋閩南歲時詩中居首，幾占總詩量的三分之一，胡應麟《詩薮》曰：“七言律最難，迄唐世工不數人，人不數篇。”既要體式嚴密、聲調高華，又追求風貌灼爍、不落窠臼，可見七律詩對詩人功力的考驗。而正是這種緩慢成熟起來的詩體，成爲唐宋閩南詩歌創作的主要載體，其中以四三句式爲多，如蘇頌《紫宸殿正旦宴教坊口號》、《和李子儀學士上元》、《冬至日瓦橋與李綖少卿會飲》等。

排律體，誕生于唐代，陳元光是閩南第一位寫作排律體歲時詩的詩人。排律之名首見于元代楊士弘《唐音》，所選的排律篇目雖則有限，但是排律從此跻身于詩壇，與五律、七律爭輝。隨後明人高棅編成《唐詩品彙》，此後論詩者大多沿用排律這一名稱，排律概念逐漸得到後人的接受並在古典詩歌創作與詩學研究上産生更大的影響。唐宋兩朝，排律“體”雖存，“名”未確，常以“律詩”來指稱“排律”，或者稱其爲“唐律”或“律句”。歲時詩五言排律體式有7首，句式在七律的八句基礎上，以雙句的句數往上增，其中句數最多者達到四十四句，如徐夤《依禦史溫飛卿華清宮二十二韻》；最少的是十句，如陳元光《教民祭蠟》。另外還有十二句如蔡襄《中秋夕獨坐望月》；四十句如蘇頌《元日鴻慶宮朝拜二十韻》。七言排律有8首，從句式而言，七言排律是在七律八句的基礎上，以偶數的句數往上增，十二句如陳元光《候夜行師七唱》（其三）；十六句如陳元光《候夜行師七唱》（其六）；二十四句如徐夤《和尚書詠泉山瀑布十二韻》；三十六句如陳元光《候夜行師七唱》（其五）；甚至出現四十句如蘇頌《皇帝初郊大禮慶成詩》這樣的長篇。若說7首五言排律和8首七言排律能看出唐宋閩南詩人于排律創作方面的好惡那委實玄虛，實際上，從整個排律創作的大勢來看，五言排律無論是數目還是佳構都多于七言排律，日本學者松浦友久認爲原因主要在于七言排律“對偶性的過剩化”導致了“整合性的弛緩化”和“自我完結性的反複化”。

絕句之名，南朝時已見諸記載，此體來源于漢魏六朝的小詩。《聲調四譜》把絕句分爲律絕、古絕、拗絕三種，王力先生認爲，所謂拗絕，其實就是失黏失對的古絕以及失黏失對的律絕，因此事實上絕句只有古絕和律絕兩種。詩學家一般將古絕列入古風範疇，文行于此便不再爲其另立名目，本文從權把律絕稱爲絕句加以論述。窺一斑而見全豹，在74首唐宋兩朝的歲時絕句中，除了2首爲唐人作品、五代時期4首，其他68首均爲宋代詩人所作，這頗能說明閩南絕句創作在宋時的成果。絕句由于篇幅短小，爲語言最爲精煉的詩體，故務以含蓄蘊藉爲要義。因爲語實則味短，意竭則神窒，故唯含蓄不盡，令人低回懸想、品咂無窮，方得稱爲上乘之作。更有一種法門，爲了诠釋冗疊的情感和紛繁的心緒，則采用組詩形式，如蘇頌的《皇帝合春帖子六首》、《太皇太後合春帖子六首》、《夫人合春帖子四首》等等，以擴大絕句的容量與表達範圍，通過結構的加工將其組合成新的藝術整體，體現了絕句殊類于其他詩體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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