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媒介力量抗衡中的《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于1918年發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在此之前，《新青年》已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等文章，標志著文學革命的理論構架基本完成。我們還應該注意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號開始采用白話和新式標點，同時魯迅加入雜志同人。王曉明認爲中國現代文學是由一群輕視文學自身價值的思想啓蒙者所造成的，是一種理智預先設計的産物。這種觀點固然偏激，但也反映了其初期胡適之流在創作上的薄弱，而《狂人日記》的刊載則彌補了這一欠缺。《狂人日記》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成爲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本文將從其日記體角度切入，分析作者如何在文體的私密性與媒介的公開性之間做出恰當的處理，從而看出早期作家對傳統媒介的質疑，對公共空間的開拓，以及身處新舊過渡期而不可避免的矛盾與分裂。

與其他《新青年》同人一樣，魯迅也是抱著改造國民性的功利主義態度進行小說創作的。“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呐喊•自序》中這段話是魯迅爲代表的現代作家對自己走上文學道路的思想動因的解答。王一川先生曾從宏觀修辭角度，對“狂人”形象的産生作了社會曆史的解說。他認爲，“狂人”形象是沈睡的現代主體，渴求使孱弱的自我，成長爲具有現代“卡裏斯瑪”素質的曆史主體的自覺要求。作品中的“狂人”以雄辯的姿態，發出“使徒”般的呼告：“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該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  可以說《狂人日記》與其他發表在《新青年》上諸如《敬告青年》、《青年與國家的前途》等文字都是屬于同一話語體系的，即余英時所宣稱的社會中的文化精英階層致力于開辟公共領域，並在此之中進行民族觀念的界定、厘清、傳播以及民族想象共同體的構建。

 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記》中對待傳統媒介的態度。立足于《狂人日記》的創作語境，所謂的傳統媒介即印刷傳播階段之前的口頭傳播階段和文字傳播階段。小說的主幹——白話文寫成的日記中有大量篇幅記錄了日記主人所目睹的街坊鄰裏之間的口頭交流。如“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張著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壯壯膽子。”、“大哥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都出去！瘋子有什麽好看！’”統計可知，其中“我”作爲旁觀者未參與的口頭交流有7次，我直接參與的有8次。在7次旁觀的交流中，“我”一直有一種受迫害的驚恐和絕望，被吃的恐懼一直盤踞不散。同時，讀者可發現“我”所發現的所謂“吃人”的事實以及由此産生的恐懼僅僅是一種主觀臆斷，事實上“我”無法理解旁人的交流，一切詭異的氣氛都是一種猜測。而“我”與大哥、何先生等人的口頭交流同樣存在著障礙，衆人將“我”界定爲瘋子，從而阻斷了一切信息交流的可能。“我”將狼子村的壞人被吃的消息與自己被認定是瘋子兩件事聯系起來，從而否定了自古以來口頭傳播的權威性。自“子産不廢鄉校”以來，中國傳統的公共輿論空間以“吃人”的罪名被“狂人”所否定。

與此同時，“我”也深刻質疑了以文字爲媒介的傳播。“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傳統研究往往抓住魯迅將曆史的真實與世俗理性參差對照的表現手法，強調魯迅以“吃人”來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但將“我”對傳統媒介以及所傳達內容的否定置于技術媒介觀之下，則可以看作是新舊過渡期對一種新媒介以及它對個體和社會的重塑功效的呼喚。

《狂人日記》標志著傳統日記轉化爲現代日記體文學，其關鍵在于現代精神的注入。作爲日記體文學，《狂人日記》必須面對有關私密與公開的傳播悖論。一方面，日記作爲自我審視的媒介，承載著思想情感的宣泄和內心話語的訴說，傳達著內在生命體驗，具有封閉性；另一方面，小說具有呼喚閱讀的文本命運，具有公開性。《狂人日記》分別以文言與白話兩種語言形式來處理小說的講述與展示部分，反映了作者徘徊在拒絕他人展示內心與呼喚閱讀渴望認同的創作心理之間。按照場域理論，《狂人日記》作爲日記體文學拒絕與呼喚的寫作矛盾可以視作文化場與政治場中精英思想與平民立場矛盾的投射。作爲五四啓蒙運動中重要的一部作品，《狂人日記》真實再現了身處新舊過渡期先覺醒的精英分子的內心世界，即魯迅所論述的鐵屋子裏先醒的人的尴尬處境。《新青年》爲代表的現代報刊，並不是作爲一種自下而上的“大衆”自發的大衆文化形態出現，而仍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精英文化，主要是體現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化思想、理論體系、政治願望的構造。啓蒙的內涵已經決定了它的精英文化特征，是知識分子對大衆的啓蒙，平民大衆顯然處于被動的位置。

《狂人日記》中，狂人對周圍世界的拒絕以主觀的日記形式被展示出來，無論是狂人所受到的迫害還是自古至今的“吃人傳統”都是通過“我”的內心體驗被記錄。麥克盧漢認爲，現代傳播媒體以自己的技術特點和文化特點形成了人類理性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改變了人對世界、社會以及人類自身生命與生存方式的認識。現代傳播媒體對人們時空觀念的改變以及所催生的現代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無法通過傳統的傳媒方式傳達，因而狂人——萌生的現代主體無法通過口耳相傳與書寫來與大衆溝通，更不必說改造國民性。“我”對傳統的否定，“救救孩子”的呼喚在一個傳統傳媒爲主導的社會中只能以一本“狂人日記”的形式作爲當日病狀的見證而獻諸舊友，然而這一文本進入《新青年》的現代傳媒領域，“我”筆下這個荒謬的世界背後先驗存在的理想世界在《新青年》所開辟的公共領域中展現出來，狂人則成長爲具有現代“卡裏斯瑪”素質的曆史主體，參與了民族想象共同體的構建。

自《狂人日記》之後，《麗石的日記》、《海濱故人》、《莎菲女士日記》、《第四病室》等大量日記體文學出現，“我”往往在日記中傾瀉著種種苦悶情緒，展示個人內心世界，預設虛構的人生真實，從而編織出一個個浸染悲劇色彩和孤獨意識的人生片斷，從而表現出與社會大衆的隔閡和對立，主體的精英色彩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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