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敘事：現代文學中的患者形象

在現代文學中，除了活躍著一群男性醫生，還出現了大量有強烈主體意識的患者形象。福柯認爲“身體是來源的處所，曆史事件紛紛展示在身體上,它們的衝突和對抗都銘寫在身體上，可以在身體上面發現過去事件的烙印。” 從《沈淪》開始，以郁達夫爲代表的作家們開始了疾病的獨白，開始關注生命的個體體驗、身體性的問題，通過對身體的書寫最終則回歸到主體性建構和民族國家主題，也指向了政治權力。伊格爾頓提出了“重新建構的身體”，比如消費的身體，技術化的身體，以及與政治和種族國家緊密聯系的美學的身體等。郁達夫爲中國文學奉獻上了“零余者”很顯然不是現代社會所要求的那種“重新建構的身體”，這些可以被納入從歌德的少年維特到波德萊爾筆下的巴黎張看者，從蘭波本人到黑塞小說中的哥爾德蒙這一系列與現代性相伴而生的畸零的主體的零余者形象往往體弱多病，感冒、頭痛、胃病、肺炎、憂郁症、肺結核、神經衰弱……這些疾病制約著主人公的情緒和氣質，最終體現出萎靡的感傷之美。他們無法滿足新興的資本主義消費欲望，他們的病態來自于社會與他們自身的雙向抛棄：他們是五四"時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識青年，遭受社會擠壓而無力把握自己命運的小人物，是被壓迫被損害的弱者，對于他們來說，疾病就是人物的生存形態，主人公通過疾病凸顯了自身的主體地位。 

蘇姗•朗格認爲“現代的疾病隱喻顯示出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刻的失調。” 《沈淪》中身患憂郁症的主人公死前的獨白：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當主人公將一唱三歎的直接傾吐對象直指作爲“你”的“祖國”時，也就建立了自身的主體性，表達了對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渴望與無力。

現代作家自哀自憐地敘說著病態的身體時，對肉體欲望的關注也並未消解，相反，孱弱的身體一次次對男性主人公的求女之路産生巨大影響。病體使主人公得以無所事事或自我放逐，從而獲得與欲望的對象得以相識的機緣，並由此獲得對象的憐惜和親近或者抛棄。如《南遷》中的主人公決定去風景秀麗的房州療養，結識了日本女性O君。主人公對O君的追求受到日本男性K、B的幹擾，最終歸于失敗，主人公也再次陷入疾病。在《茫茫夜》、《秋柳》、《懷鄉病者》、《空虛》等文中“于質夫”在物質和精神上的窮病直至變態；《祈願》中“淫樂”生活帶來身體上的“倦弱”和精神的“孤獨”；《遲桂花》中蓮兒的純真打退了“我”的情欲，使卑劣的欲望升華爲一種高尚的兄妹之情，讓肺病患者最後抵達的是“欲念的洗淨”。一定意義上，無論是失敗還是升華，這種走向終結的欲望訴求，無疑表現出一種背離欲望生命屬性的非欲望化趨向，由此造成人生結構的殘缺和空白，必然有待其他意義的填補和充實，形成意義空間的變化。劉禾在《現代自我的敘述：五四文學中的第一人稱小說》中指出：“五四青年傾向于通過對他們自己選擇的現代女性的欲望來想象現代性和創造現代自我。”即他們筆下的女性如同疾病一樣，只具備某種隱喻意義，爲凸顯其自身的主體地位服務。作家巧妙地將對自己的自憐轉化成是對處于弱勢的國家的書寫，最終生成的是與民族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現代自我和主體。

在男性作家樹立了自身的主體性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下這些成爲隱喻的女性，如果說當男性篡奪了醫者的權力，將女性趕出手術室的話，那麽，當男性將自己定義爲患者而代國家受苦時，又將如何處置這個已然是符號的女性呢？

妖女和天使往往是男性筆下女性所常有的兩種身份，男主人公要不被妖女玩弄而病情加重從而獲取因同情而增加的質詢國家和社會的權力，要不遇見象天使般降臨的美麗純潔的女性，她們雖然不能治愈患者的痼疾，卻能使他的欲望獲得升華，使心靈複歸于甯靜。當作者細膩書寫敏感的病體時，獲得的正是身體性的覺醒和感性的塑造，他們起初以其大膽袒露而驚世駭俗，但接下來卻漸漸顯露出一種自我忏悔和壓抑的傾向，來展現一個覺醒了的身體的被壓抑以及在壓抑中得到升華的過程，從無愛之性的一個極端走向了無性之愛的另一個極端。作品中對身體與愛欲的壓抑性描寫方式最終還是不自覺地遵從了道德法則，愛欲並不是在放縱中滿足的，而恰恰是在壓抑中獲得的，是對現代理性的自覺屈從，是感性被納入理性和抽象的過程，也是審美內化爲政治的過程。

現代文學中的這些患者急于與自己的疾病合二爲一，從疾病中獲取新的身份和主體意識，同時又急于去撇開那些在病中或是悉心照料或是狠心抛棄他們的女性，因爲她們僅僅是一個虛幻的工具，無論是縱情還是淨化，敘說還是禁忌。男性作家以疾病來表現一種自省性，來敘說忏悔和自我壓抑。《沈淪》中飽受憂郁症折磨的主人公最後選取“祖國”當做“無性的愛”的對象，而被看作是俗物的侍女只是他“無愛的性”的對象。

“無性的愛”和“無愛的性”的對立一直在琢磨著男主人公。這種折磨正式源于傳統文化對女性地位卑賤和屈辱的解釋，她們不能成爲男人愛的對象，只能成爲男性發泄的對象。這是對女性的地位和尊嚴的一種踐踏。女性也不得不面對男性強加給她們的雙重人格：當男人貪戀性愛是，女性就要成爲男性所希望的妖豔、妩媚、放浪形骸的蕩婦，而當男性需要安穩的家時，女性又要變成忠貞不渝、癡情專一的天使。而無論怎樣，男性對疾病的屈從和享受決定其將情感和肉欲通通視爲禁忌，只有在對理性和政治的追求中才能獲取自身的主體地位才能被權力體系接納。

可以說現代文學是疾病的文學，無論是醫者還是患者的視角，通過疾病的隱喻作家們都書寫了對一個被時代的步伐遠遠抛在後面的國家的焦慮和權欲。而文學中女性的缺場卻並非是現代才有的問題，自古以來男性所主導的文學中就永恒地存在著被刻意遺忘的女性。如果說疾病指向了權力，那麽女性則站在了權力的背後，男性通過女性指向疾病而到達權力場，又通過疾病壓制女性從而解除了確立主體性時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