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一定要關注稅務風險”

迄今為止，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一條“絲路”也連接著4000多萬海外華僑華人。

“國與國之間需要民間使者”“‘一帶一路’建設既需要國際合作，也需要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參與”“海外華僑華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大有可為”……在委員們看來，華僑華人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獨特優勢，應進一步調動和激發這些優勢。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僑聯副主席喬衛說，“一帶一路”建設不僅要以價值理念引導，還要確立“三方共贏”的視角，讓廣大華僑華人可以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讓中國、住在國和華僑華人都能從中受益。

“廣大華僑華人既了解中國，又熟悉沿線國家的特色是什么、民眾需要什么。所以他們是傳播中國理念、融通中外的最佳人選。”喬衛表示，要支持和引導華僑華人講好中國故事，激發住在國和當地人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熱情。他建議制定相關政策或設立專項基金，鼓勵中國企業借助華僑華人的力量“走出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僑聯常委林曉昌委員表示，作為僑界委員，一方面要廣泛聯系海外僑胞，發揮他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另一方面還要多向他們宣傳祖國的發展和對華僑僑眷權益的保護政策，讓他們知道祖國永遠是堅強後盾。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內企業不斷走向海外，取得了積極成效。但是也要關心它們所遇到的困難，比如企業“走出去”融資困難，信息溝通不暢，難以有效應對國際環境變化等。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莊士集團主席莊紹綏委員表示，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企業要有風險防控意識。由於沿線國家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我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要有系統的規劃布局。莊紹綏說，“我們要在‘走出去’之前，先弄清楚沿線國家需要什么?特色又是什么?真正做到對症下藥，防止水土不服。”

對此，他建議考慮設立“一帶一路管理委員會”，統籌安排產業布局;加強政府企業間聯系溝通，發揮企業集群優勢，走行業集團化發展道路。

全國政協委員吳海龍委員表示要妥善處理“義”和“利”的關系，最大程度確保政治經濟效益;推進項目時，要防范可能引發的債務風險;注意照顧當地民眾情緒，設法將我國的經濟投入轉化為當地民眾對我國發展的好感和認同感。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如何讓跨境電子商務發揮作用，促進我國與沿線各國的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克農建議電商企業“走出去”。“引導大型電商企業及早布局，引導中小企業抱團出海，並加強與境外電商、物流企業的合作”。除了“走出去”，他還表示，要注重加強與沿線國家貿易政策的協調，制定統一的電商標准。在與沿線國家雙邊、多邊框架下，主動在跨境電商涉及的國家、企業合作等方面進行磋商，建立糾紛解決機制和多層次對話平台，同時推動沿線國家建立跨境電商規則。

“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一定要關注稅務風險。”日前，信永中和(北京)稅務師事務所合夥人趙衛剛在接受《中國貿易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很多企業對東道國稅法和稅收協定了解不充分，投資海外只能吃啞巴虧。

多重涉稅風險突出1

國家稅務總局去年年底的統計數據表示，中國已經與99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加上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的稅收安排，共有102個協定和安排。然而近日對“走出去”企業的調查數據顯示，企業境外所得90%來自於與中國簽署稅收協定的國家和地區，但僅有10%的企業享受過稅收協定的“待遇”。

“很多大型企業在海外多個國家有運營項目，一些國家和地區稅制與國內差別很大，且政策變化頻繁、稅收問題複雜，企業很難充分掌握全部稅法和優惠政策信息。”北京市國家稅務局國際稅務管理處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有時候企業在海外被重複征稅，自己都不清楚狀況。

“我國與部分國家的稅收協定較為陳舊也是導致重複征稅的重要原因。”上述人員表示，企業只能在稅收協定基礎上，通過兩國稅務機關協商解決這一問題，這也給企業避免被重複征稅增加了不確定因素。

警惕“一帶一路”沿線爭議2

“一帶一路”倡議為企業“走出去”投資創造了難得的曆史機遇，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稅制差異大、稅收待遇不同也加劇了企業的稅收風險。

此前德勤對54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國企中高層人員進行問卷調查顯示，在被問及參與“一帶一路”項目過程中最大的稅務方面的挑戰時，90%的管理者表示“對投資目的地的稅收制度和征管實踐較為陌生，認為海外項目稅務風險較高”。

“稅務風險意識不強、缺乏專業人員引導、忽略重大國際決策等主觀原因是造成海外稅收問題出現的主要因素。”趙衛剛告訴記者，我國很多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情況不熟悉、主觀上又不重視，再加上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稅法不確定、稅收征管手續複雜，大大增加了稅務風險，企業只有萬分警惕才能避免境外稅收爭議。

多管齊下防控風險3

企業在對外投資中常對國外制度、政策、協定理解產生分歧或遭遇稅收歧視，發生稅務爭議幾乎不可避免，僅靠企業一己之力很難保障合理權益。“應發揮我國稅務部門的力量，與東道國稅務機關加強溝通與合作。尤其在一些法制尚不健全、稅收征管不規范的國家和地區，這是非常重要的應對渠道。”趙衛剛說。

“可以通過國際稅收協調來解決問題”。上海國家會計學院葛玉禦博士表示，比如，前些年在我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航線免稅問題上，面對俄方單方面違反稅收協定且磋商無效的情況，國家稅務總局根據涉外事務中的“對等”原則，“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成功化解稅務爭議，保護了國航的合法權益。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將有更多“走出去”的企業。可考慮在部分熱門投資國家派駐稅務參贊，協助解決企業在東道國的稅務爭議問題，借助稅務部門的力量，通過國際稅收協調為企業對外投資護航。

同時，完善國內和國際稅收制度，做好頂層設計也很關鍵。面對“一帶一路”倡議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現實需要，我國涉外稅收制度亟待完善。在葛玉禦看來，盡快修訂陳舊、過時的稅收協定很關鍵。“比如，限於當時情況未能寫入協定的稅收饒讓、國際稅收互助等內容宜從速完善，從制度層面為企業對外投資降低稅收風險。”

就上述問題，普華永道中國國際稅務部合夥人王鵬近日接受了中國經濟導報記者的專訪。事先調研，充分了解投資地稅制。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隨著我國“一帶一路”的戰略推進，沿線國家和地區與中國企業具有開展互利合作的廣闊前景。當然，稅務風險也受到了企業的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哪些稅務風險值得關注?

王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較多為欠發達國家，稅制往往不夠完善，實務中的稅務處理情況可能比較複雜，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由於每個國家的稅制情況有所差異，且某些國家/地區稅制較為複雜，中資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的過程中可能由於對當地稅制了解不夠充分而產生稅務風險，如，在投資回報模型中使用不正確的稅率，而使得實際的投資回報率較模型中大幅降低，實際運營過程中出現稅務合規性問題等。此外，一些企業尚未樹立充分的稅務管理意識，可能由於在投資決策發生之前未進行合理籌劃而產生較高的稅務成本。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和新商業模式的發展，跨國投資相關的稅務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其中“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是當前全球最熱門的稅務議題之一，各國稅務機關將逐漸加強合作，共同預防和打擊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為。對跨國企業稅務問題的持續關注也為跨國企業在稅務合規，以及稅務籌劃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例如，各國稅務機關對稅務籌劃中“商業實質”(商業實質，通俗地講是指一家公司需要做生意,不是一個殼公司,不是一個影子公司)、“合理的商業理由”的關注日趨增加，如果“走出去”的中資企業無法在其稅務籌劃架構中建立足夠的商業實質，或者其稅務籌劃方案的背後沒有合理的商業理由作為支持，則很可能無法通過稅務籌劃方案達到稅務優化的效果，並面臨被有關稅務機關質疑的風險。

說明一下，稅務籌劃是指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通過對經營、投資、理財等活動的事先籌劃和安排，盡可能地獲得“節稅”的稅收利益。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那么，企業該如何應對這些不確定問題?

王鵬：中資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上的這些國家開展投資之時，需要做好前期調研，通過專業服務機構或者與當地稅務機關的溝通，對投資可能存在的稅務風險進行了解和評估，提前做好應對和准備工作。此外，中資企業應了解在當地取得稅收優惠的可能性，針對戰略性投資項目，可以在與當地政府協商投資或者特許經營條款時，對稅收事項進行確認和溝通。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企業在境外開展的業務形式不同，所遇到的稅務風險是否也不同，如何合理地進行稅務籌劃，規避風險?

王鵬：企業在開展境外投資之前，應針對企業的運營模式，結合自身的發展戰略和商業目的，探索適合自己的稅務籌劃機會。不同類型的企業在開展境外業務過程中需要關注的稅務風險也可能各有側重。

例如，在境外開展工程項目承包的中資企業，一般需要在競標之時對項目造價進行評估，並向業主提供報價，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對項目的成本預算管理非常重要，而稅務成本應該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因此，這類企業需要事先對海外當地的稅制進行調研，對項目涉及的重要稅務成本和風險進行評估，從而在競標過程中提供具有競爭力的報價。此外，考慮到海外工程承包項目一般周期較長，因此中資企業在當地進行活動之時應了解並遵守當地稅務申報的規定，降低稅務合規風險。

對於某些制造銷售類企業，可能在海外眾多國家均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承擔銷售、研發、制造等不同的職能。這類企業往往涉及較多的集團間關聯交易，因此在境外投資的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轉讓定價安排的風險，如何對關聯交易定價進行合理的安排，平衡和控制在不同國家的稅務風險，將是這些跨國公司需要面臨的挑戰。此外，對於在眾多國家設立機構的跨國企業來說，需要對其控股架構的稅務效率進行設計和梳理，降低未來利潤彙回或投資退出的稅務風險。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您能否列舉幾個國外企業在跨國投資中，成功規避境外投資中的稅務風險的案例?

王鵬：一些大型跨國企業(如歐美企業)由於開始進行海外投資的時間較早，在開展跨國投資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應對稅務風險也有著較為成熟的機制。許多大型跨國企業在組織機構設置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支經驗豐富的稅務團隊，在控制跨國投資的稅務風險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例如，在跨國並購項目中，為了管理稅務風險，跨國企業一般會聘請專業的外部稅務顧問對目標公司或目標資產進行稅務盡職調查，針對在盡職調查過程中識別出的潛在稅務風險(如未決稅務爭議、稅務稽查、激進的稅務籌劃)，在收購協議中引入保證和賠償條款，以規避相關風險。在交易交割之前，這些企業還會結合其自身戰略發展目標，對收購架構進行設計，從而提高持有目標公司或目標資產的稅務效率。

目前，國內一些長期從事海外投資的大型企業已逐漸樹立了較高的稅務籌劃意識，例如某大型國有企業曾聘請我們為其撰寫和修訂海外投資稅務管理手冊，對海外當地的稅制規定、申報規定、稅務風險點以及該企業在當地稅務工作管理流程等方面進行了梳理，從而形成了企業稅務人員在當地稅務工作的具體實操手冊和項目操作指引，為有效控制在海外運營過程中的風險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中資企業在未來該如何做?請分別從國家政策層面和企業層面談談您的建議?

王鵬：從國家政策角度，建議抓好投資前後輔導工作。投資前，建議通過政府和商會組織的駐外機構，為企業提供境外信息的搜集、協調工作;投資後，可定期舉辦培訓和交流活動，協助企業了解當地的商業、法律和財稅等合規要求和注意事項，促進中國企業之間的案例和經驗分享，從而幫助中國企業規范投後管理，少走彎路。另外，在稅收環境建設方面，一方面，建議政府加大對走出去項目的稅收優惠力度，例如，擴大現有兼並重組稅收優惠的適用范圍至涉及跨境投資的交易，放寬境外已納稅抵免制度;另一方面，建議增強與海外投資重點國家之間的稅收協定網絡建設，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的相關國家，如現在我國與緬甸、柬埔寨和約旦等國尚未簽署稅收協定，建議加快與相關國家的磋商和稅收協定的簽署，以發揮“一帶一路”大戰略對海外投資的帶動作用。

從企業層面，短期來看，在進行投資決策之前，我們建議企業聘請專業的服務機構就投資項目進行整體風險評估、關注投前策劃及投後管理、以及項目盡職調查和架構設計等工作，盡早發現潛在風險，提高海外投資成功率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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