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鄧家宙：割裂歷史教育錯釀“本土”意識

圖：鄧家宙指“割裂”式的歷史學習失去了學史意義。大公報記者唐曉明攝

編者按：香港社會開始關注歷史教育，坊間也有不少團體參與歷史傳承，包括已成立十年的香港史學會。但該會總監鄧家宙關注到，目前社會在歷史推廣教育上，思維和實質政策割裂，“割裂”式的歷史學習失去了學史意義，更造成錯誤的“本土”觀，令社會撕裂，例如灣仔海岸線只限於灣仔，過了鵝頸橋就不設標示牌。斬件式撥款安排，也令工作難以持久。他認為社會應協助青年人從香港角度出發，探討與周邊城市關係，培育歷史感，直言如果連區際觀念也未弄清，將無從談論面向國際。

        文、圖|大公報記者唐曉明 呂少群

對於激進港青提出所謂香港“自決”和“獨立”等議題，鄧家宙指出，“自決”和“獨立”目的，就是要“割斷”，這些議題不是突然出現，社會從現實上或行政上都是以割斷、割裂的模式去運作，青年人便將這些運作原理帶到日常生活上，“我認為在歷史推廣教育上，思維和實質政策一直‘割裂’，所以當我們評論一班年輕人言行時，你不能只怪他們，因為當社會不和我們講人情，只和我們談數字，只講求是否達到預期目標，達不到就不能持續，這種情況自然出現。”

鄧家宙形容，所謂割裂，即是沒有宏觀歷史教育，“以歷史保育為例，灣仔區豎立了一個海岸線的牌，講述灣仔海岸線發展，但香港海岸線並非只有灣仔，中環和銅鑼灣就沒有設立相關標示，這是社會發展的一個變化，但站在行政角度，就只是抽了灣仔一段來看，令歷史保育不完整。你覺得沒有經濟效益就不去做，香港人亦不會有歷史感，歷史感是不會無故生成。”

　　港與周邊地區有連帶關係

部分香港人“割裂”的歷史觀，催化了所謂“本土”思潮冒起。“香港‘本土’問題不是現在才出現，近十年在互聯網上本港各區都有自己的關注組出現，這班人不一定講政治，可能只是建基於喜愛一個地方，例如我生在深水埗，就會多談論當區發展，但歷史不是隻在自己狹窄範圍內，而是會與周邊地區互動。”鄧家宙舉例，即使在筲箕灣生活的人，也會和柴灣聯繫，也會到灣仔購物，與周邊地區都有連帶關係。

“不少人指香港史由1841年香港是一個荒島開始，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教科書十幾二十年來仍然講香港開埠前是一個荒島，明顯是歷史觀念出現問題。而且香港是有源流性，香港人幾代都是內地走來，如果了解歷史，會對現時社會問題有不同見解。”他補充，我們眼光不應該只集中在自己一個小區域上，不應該只有這一個角度，大家應該有另外一個角度，例如談論筲箕灣，也要考慮是否和香港島其他地方有聯繫，“這正是我們今時今日要講歷史教育，應該要推動一個宏觀城際觀念，因為香港地方小，需要擴闊眼界，例如香港和澳門關係如何？香港和廣州深圳等廣東城市關係如何？甚至和福建關係如何。你要先有城際觀念，再有區際（華南地區）觀念，再有亞太地區觀念，再而面向國際。”

　　斬件式撥款令教育零碎

最令鄧家宙不解的是，香港社會對推廣歷史教育資助方式，依舊是割裂（俗稱斬件），用他的學術名詞叫做“盂蘭分屍式”撥款，令教育政策和思維都割裂零碎，“在香港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處境很糟糕，既難以謀生，有理想但無財力。那麼看到政府那裏有資助，就用投標形式獲取資助，大家一窩蜂爭着去搶，那些資金通常只能維持一至兩年，不長遠，如果一筆撥款申請失敗就要轉往申請其他資助項目。這樣根本不是發展歷史教育，只是維持機構生命。”

鄧家宙批評這種模式難以持續做好教育推廣工作，因為要遷就市場，但人文學科不能以市場發展的觀念和數字的形式來量化，一定不能持續做出成績，香港史學會經過十年體驗而確認這是香港推動文化的困局，“例如保育發展，不少計劃看不到延續性，這三四年推動建築保育，過四五年又將精力全部投放在非物質文化保育上，但人文教育是需要用時間去累積，是需要長時間的經驗、學習和交流。若香港單以財政角度、長遠經濟負擔去理解文化，是不能成功。”

　　感慨港歷史教育陷困局

坊間一向認為學史無出路，但鄧家宙對歷史的興趣，令他用上十年時間投身歷史教育和相關研究，其間出版《香港佛教史》等十三本學術着作，他更立志成為真正史學家。

談到香港歷史教育，滿腔理想的鄧家宙難掩無奈神色。他坦言長遠看不到歷史教育會有好大變化，“人文學科用市場模式好難做到事情，如不糾正觀念，社會只會繼續在困局中纏繞。”但他仍會繼續下去，因為歷史體驗教育活動能令參與者的人文思想發酵，是開啟歷史智慧過程，只能盡力去做。

經常有中學生問他，“至今仍不明白讀歷史有什麼作用，過時事物與現在的我有何關係？”他的回答是，讀歷史講求對縱向源流理解，過去影響今天，今天影響明天，證明歷史既是過去式，亦是現在式、更是進行式，所以“歷史是活”的學問。他慨歎，現代人不明白讀史意義，因為用了“割裂”方法，只着重看“某時段”、“某專題”與我有關的實用部分，還要以背誦方法死記，這種是死板歷史，當然無甚意義。

　　“文史哲”能啟迪做人處事

鄧家宙認為，文史哲的學習能監古知今，對做人處事有啟迪作用，“例如學習孔孟四端，能讓學生接受到仁義禮智道德文化教育。”他感慨，香港經濟模式重效益、講實際，“歷史一直以來的學習模式讓我們感受不到實際用處和效益，例如學生修讀物理、化學、生物等專業科目，可估計將來有什麼出路。但讀文科的學生卻難以看到前景，甚至在教育制度上亦如是，高中中文科曾經有段時間甚至將古文去除，到現在才返轉過來，重新引入古文。”

令他樂觀的是，愈來愈多港人對歷史感興趣。從香港史學會活動所見，三四十歲的頗多，歎息在學時沒怎麼學歷史；五六十歲退休人士不少，想加深了解歷史源由；另有一些老師，則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大家都很想補歷史的課。

　　民間四式教史彌補學界不足

與學校歷史教育不振相反，香港坊間對歷史興趣不斷升温，更以不同方式運作。鄧家宙分析，目前民間組織主要有四種運作模式。第一種是個人會社模式，即由一人單槍匹馬為組織主導，其好處在於自由度大、參與度高。另一種是純商業模式，取足導遊牌，以商業模式向遊客展現香港面貌。另一種是“長春社”式，即是需要不停申請政府資助以維持營運，獲得資源最多，涉及歷史議題範圍亦最廣泛。

至於鄧家宙擔任總監的香港史學會，則屬於半自費經營，“我們帶？理想，成立會社已有十年，每個成員不但無薪水，更要自己掏出真金白銀維持運作。由於我們舉辦活動不用錢去衡量，不受金錢阻礙。”他表示，香港史學會活動收費彈性，有收費或半費活動，亦有免費活動，以維持歷史學精神價值。

　　社會資源投放不足

歸納這四種運作模式，鄧家宙發現各有優劣，但主要問題都離不開社會資源投放不足。他指出，個人會社模式只靠一個人單打獨鬥，規模恐怕有限，純商業模式則主要從經營上考慮，歷史文化推廣只屬當中一部分，“長春社模式亦有不足之處，就是太受資助要求影響決定議題，好多時都是一個計劃做完後便開展另一個計劃，令議題缺乏延展性，這種‘睇食飯式’經營方式，難收長遠影響。”

至於香港史學會，鄧家宙表示形式彈性雖然較大，但缺乏大機構支持，人力是影響其持續營運的重要因素。

　　十年盤點助港人追本溯源

香港史學會早前于中環三聯書店舉行十周年研討會，盤點本港歷史教育並展望未來，請來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主禮。研討會開了一整天。

鄧家宙表示，論壇主要圍繞近十年來香港歷史大事，亦談及本港文化傳承工作情況，並進行文化推廣教育。研討會分三個部分，一個部分講史事，第二部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傳承，第三部分談論文化組織和推廣教育，“這部分曾邀請海事博物館、WalkinHongKong、長春社等等，亦有專門研究港澳教育的澳門大學鄭潤培教授和香港中史教師徐振邦等，分享歷史教育問題。”

過去十年，香港史學會一直協助本地人追本溯源，除了舉辦工作坊和本地導賞團外，2013年底曾舉辦離港導賞團，往澳門、廣州、粵北等地，考察客家源流，希望為香港歷史做到一個銜接，讓大眾知道歷史並不是“割裂”。

鄧家宙又應學校邀請，支援歷史教學。令他遺憾的，不少老師當他們只是“援手”而已，甚至呼之來揮之去。

所以，他要努力維繫歷史學家應有的專業和尊嚴。“香港史學會繼續讓不同階層接觸歷史，分享歷史，過程要灌輸一些歷史觀點，讓他們知道歷史是有價值的，從而尊重歷史學家身份。”

來源：大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