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堅持“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隨着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演變進入最後階段，香港政局出現兩個相關聯的新現象：一是“港獨”開始被一些人列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前途的一個選項;二是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未來10年甚至30年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將面對巨大挑戰。

關於前一個現象，有兩個事例。4月25日上午，剛結束訪問北京返回香港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在商業電台的一個節目中稱，香港未來方向只有三個可能性，分別是“一國兩制”、“一國一制”或“獨立”，三者之間並無灰色地帶。

4月27日，在由東亞民情研究社主辦的“香港2016一國兩制及本土思潮研討會”上，剛于4月21日領銜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提倡“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的學者方誌恆稱，香港的不同本土派系，共通點是堅持香港人身份，但提出不同解決辦法;未來本土論述是自決派、自治派抑或獨立建國派主導，在乎北京一念之間。如果中央願意調整政策，承認香港的核心價值和落實普選，本土思潮可望紓緩。

湯家驊反對“港獨”，卻承認“港獨”是香港前途的一個選項。方誌恆則認為“港獨”的責任在中央。二人不僅認為“港獨”思潮和活動會進一步擴張，而且都相信“港獨”可能成真，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動向。

有效管理兩地關係與互動

關於後一個現象，有兩篇文章。4月30日，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袁彌昌在《明報》“觀點”版發表《30年戰爭抑或30年進步?》，把香港政局與歐洲16世紀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及17世紀“30年戰爭”相類比，文章結語稱：“現時距離2046年剛好還有30年。究竟香港將迎來30年戰爭抑或30年進步，未來一兩年將會是關鍵。”

5月1日，呂大樂為《明報》“星期日生活”撰寫《透視十年：迴歸我們從未認真準備過》，稱：“我們其實沒有好好想過內地與香港(如中央與特區、香港與周邊地區等)在九七回歸後將會發展怎樣的新關係、新的互動模式。當初在草擬基本法時，更多人擔心的是中央會否在港徵税(基本法第106條)，誰支配香港的外匯基金(第113條)，會否藉詞徵用個人的財產(第105條)，省市單位會否干預香港事務(第22條)等。當時的想法集中在限制和防禦，而不是發展性的;可是，在香港迴歸之後，再加上宏觀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舊的框架顯然未能回應新的挑戰(例如如何管理區域融合)，同時也未能開拓新的關係。”“究竟應該收起這個話題?還是更大膽向前思考怎樣管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與互動?怎樣帶動整個香港社會去思考這個重要課題，而不是止於憂慮、恐懼，將會影響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

呂大樂的文章指出了一個不爭事實：“一國兩制”在1997年6月30日以後的實踐，同1997年7月1日之前的設計產生愈益顯著的矛盾。香港社會必須正視矛盾，“而不是止於憂慮、恐懼”，這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未來10年、20年發展至為關鍵。

歷史往往有驚人相似之處。人類進步常常呈現似乎向舊事物回復。袁彌昌的文章具歷史感，但把今日香港同16-17世紀歐洲類比，過於牽強。儘管如此，他關於未來一兩年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未來30年產生決定性影響的觀點，值得重視。

香港前途必將是“一國兩制”

“港獨”思潮和活動迅速擴張，是香港的最大挑戰。方誌恆把“本土論述”分為三類——自決派、自治派、獨立建國派，它們的差別是非本質的，共同的本質是欲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或者“獨立建國”，或者“實際獨立”即掛“特別行政區”招牌行自成一體之實。方誌恆要求中央退讓以紓緩本土思潮。問題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中央何來一絲一毫退讓的餘地?何況，即使退讓，能換得的只是本土思潮紓緩而不是本土思潮消弭!

湯家驊明白“港獨”思潮和活動的社會基礎、政治基礎和意識形態基礎之深，又主張以温和態度處之，所以，視“港獨”為香港前途的一種可能性。但是，他明白，追求“港獨”將使香港支付沉重代價，規勸追求“港獨”者深思香港能否承受那樣的代價。

鼓吹“本土主義”“去中國化”“分離主義”和“港獨”的反對派必須認清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香港已經迴歸祖國，中國已成為一個世界大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同16世紀羅馬教宗，香港政治的兩大陣營——建制派與“泛民主派”，同神聖羅馬帝國的七個諸侯，均無可比之處。在中央堅強領導下，未來30年，香港不會出現類似17世紀歐洲“30年戰爭”的亂局。香港特別行政區前途，既不可能是“獨立”，也不會是“一國一制”，而將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呂大樂教授提出，香港社會“更大膽向前思考怎樣管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與互動”，應予肯定。

來源：大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