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亞洲許多國家有可能重新走向復興

中評社北京4月9日電(評論員　喬新生）西方新聞媒體不久前大膽預測，伊朗將實施更加積極的改革政策，伊朗政治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揣測多少有些異想天開。但是，如果仔細研究亞洲一些國家政治經濟規律，人們就會發現，亞洲許多國家有可能會重新走向復興之路。 

上個世紀在西亞和中亞地區湧現出一大批現代化國家，無論是阿富汗還是伊朗，在當時的君主立憲制體制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整個國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但是，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由於這些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國內出現貧富差距的問題。當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滿，希望改變國家政治制度的時候，那些流亡海外的宗教派人士揭竿而起，推翻了世俗的國王政權，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國家制度。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巨大動盪，一方面讓人們重新思考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間的關係，思考一個國家宗教文化對歷史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促使人們思考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問題，重新尋找解決經濟問題的方式和方法。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一定會出現兩極分化，國家會積累大量的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和平的方式，一種是非和平的方式。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為了有效地解決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問題，實行週期性的民主政治選舉，通過選舉改變國家政權，通過選舉改變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發展路線。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當年阿富汗的國王和伊朗的國王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出現巨大的社會矛盾。由於整個國家沒有形成解決社會矛盾的政治機制，沒有通過週期性的民主選舉，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導致宗教革命應運而生。從這個角度來說，伊朗和阿富汗發生政變，既有歷史的偶然性，但更有現實的必然性。當君主國家實行資本主義，但是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問題的時候，除非這個國家的人口相對較少，否則，這個國家一定會出現劇烈的政治動盪。不論是伊朗的宗教領袖還是阿富汗的塔利班，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國家的政權，就是因為他們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以積極的政策幫助那些陷入絕境的青年找到希望之路。 所以，如果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沒有看到伊朗實行政教合一政治體制的歷史必然性，那麼，在討論伊朗和阿富汗問題的時候，很難找到產生問題的根源所在，當然也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現在人們擔心的是，雖然伊朗和阿富汗實行週期性的選舉，但是，隨著西方勢力的不斷滲透，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希望接觸西方國家文化，嚮往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這是伊朗和阿富汗面臨的重大挑戰。可以這樣說，上個世紀伊朗之所以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執政者沒有通過定期選舉滿足普通民眾的要求。可是如今，伊朗雖然實行週期性的選舉，但是，由於伊朗的宗教制度以及政治治理模式，使得伊朗民眾希望改變現狀，以更加積極開放的姿態，迎接世界工業革命。上個世紀物質文明發展催生了宗教革命，本世紀的民主政治發展，能否改變伊朗的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積累大量社會矛盾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會積極通過政治變革，改變國家的經濟政策。反過來，當一個國家的政治變革得到外部勢力支持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政治變革必然會走向極端，以推翻國家政權為最終目標。這是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週期律，或者這樣說，這是許多亞洲國家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現在伊朗民主政治發展進入關鍵時刻，傳統的政教合一政治體制能否繼續存在下去，不僅考驗著伊朗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同時也考驗著伊朗國家的承受能力。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伊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民主國家，週期性的選舉會讓伊朗選舉產生世俗政府，管理一個國家的政治事務。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伊朗建立了宗教委員會，掌握國家發展的大方向。伊朗最高領袖不僅可以解釋伊朗的伊斯蘭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對政府軍隊實行有效的控制，從而確保而伊朗繼續沿著伊斯蘭道路前進。 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伊朗問題不是國家政策問題，而是伊朗宗教領袖的價值觀念問題。這是一種別有用心的鼓噪。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伊朗所奉行的伊斯蘭教法，對於伊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伊朗所崇尚的伊斯蘭教本身不是問題，一些極端勢力和極端分子之所以高舉伊斯蘭教的旗幟，在世界各國從事恐怖破壞活動，是因為他們違背了伊斯蘭教的核心價值。如果把伊斯蘭教和高舉伊斯蘭教的恐怖分子相提並論，那麼，不僅會妖魔化伊斯蘭教，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可能會讓伊朗作出激烈反應。西方國家之所以拼命地詆毀伊斯蘭教，根本原因就在於，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仍然奉行基督教優越論，他們希望基督教改變世界，當然也希望基督教徒統治整個世界。 

當前伊朗正處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是在現有的國家政治體制下，繼續走開放道路，還是放棄現在的政教合一政治體制，走所謂民主化的道路。可以肯定的是，短期內伊朗不會改變自己的政治體制，但是，伊朗宗教領袖肯定會根據國內和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的要求，對國家的法律制度作出一系列重大調整。從這個角度來說，伊朗恢復繁榮指日可待。 

亞洲許多國家實行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積累大量社會矛盾。克服社會矛盾的唯一途徑，就是要進行政治上的變革。但是，在進行政治改革的過程中，不能採取激進主義的做法，更不能採用一種破壞性的暴力方式解決問題，因為那樣會導致整個國家陷入長期動盪不安之中。不論是伊朗還是阿富汗在改革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各方面的阻力，但是，如果不將各種意見納入到憲法的軌道，嚴格依照憲法的規定實施改革，那麼，最終必然會導致整個國家出現大的動亂。 

如果說塔利班採用武力方式推翻當時阿富汗的傀儡政權是為了捍衛國家的尊嚴，那麼，塔利班所實施的一系列嚴格的宗教政策，則使得曾經享受過繁榮幸福生活的阿富汗人民無法接受。正因為如此，阿富汗國內在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裂，國家長期陷入動亂。同樣道理，伊朗之所以出現宗教革命，推翻巴列維政權，根本原因就在於，伊朗當時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整個社會經濟空前繁榮，但是道德淪喪，人民陷入茫然狀態。宗教領袖振臂高呼，推翻伊朗國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為人們指明了方向。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沒有科學處理宗教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沒有科學處理民主政治發展與經濟改革之間的關係，沒有借助於民主政治發展，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那麼，在改革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大的動亂。可以這樣說，伊朗國內的議會選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風向標，它反映出人心所向，反映出伊朗社會變革的方向。假如伊朗的宗教領袖能順應時勢，積極推進伊朗各項改革，那麼，伊朗在現有的國家政治體制下，一定能逐漸地克服經濟政治社會發展中的困難，伊朗不會出現嚴重的動亂。

我們要指出的是，在一個社會轉型國家，政府管理不是科學而是一項藝術，如何在充分瞭解公眾基本需求的前提下，不失時機地滿足他們的願望，這是一個國家決策者的基本功。短期內可以採取限制性措施，強力推進各項改革方案，但是從長期來看，如果沒有滿足人們精神上的需要，那麼，有可能會導致改革功虧一簣。現在伊朗之所以採取議會民主制度，通過議會選舉體察民意，就是因為伊朗的宗教領袖已經意識到，伊朗政教合一制度必須得到絕大多數伊朗人民的積極擁護，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缺乏群眾基礎，那麼，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岌岌可危。現在伊朗已經擺脫了國際社會的制裁，正在大踏步地進行經濟改革。可以肯定，隨著失業率的下降和國內商品價格的穩定，伊朗將會真正迎來一個繁榮時代。富裕起來的伊朗人民會不會提出新的改革要求，會不會對伊朗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產生懷疑甚至發起挑戰，人們還是拭目以待。 

考察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週期律，是提醒亞洲國家的執政者，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必須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讓人民自覺自願地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如果把所有解決問題的希望寄託在市場經濟的身上，那麼，最終必然會導致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成為政治改革的巨大壓力。反過來，如果能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不斷地調整政治制度，那麼，政治體制改革非但不會動搖一個國家的根基，反而有可能會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深入分析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週期率，對於制定國家發展戰略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來源：中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