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香港管治面對空前挑戰

2016年2月28日第五屆立法會新界東地區一個議席補選結果，向香港提出來三個問題：

（1）2015年11月第五屆區議會競選和本次立法會補選，為什麼反對派否決普選行政長官議案、令香港合資格選民喪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機會，卻未獲得應有懲罰，亦即所謂“票債票償”的預期沒有成真？

在這一現象背後，至少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即：反對派鼓吹的“真普選”，依然為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選民）所追求。

政治光譜劇變

（2）為什麼反對派在立法會變本加厲地製造“流會”“拉布”，空前嚴重地阻撓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卻沒有因此損失選票？

就在立法會補選前一天，2月27日，反對派百般阻撓，以致高鐵香港段追加撥款申請未能趕在2月底為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所通過，有關工程面臨停工。這顯然是香港的損失，尤其是香港納税人的損失。但是，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選民）基於政治立場和理念，仍將選票投給了反對派參選人、令其勝出。

（3）為什麼2月9日凌晨“旺角暴亂”血淋淋的情景歷歷在目，暴亂始作俑者、本土民主前線的一位已被警方拘捕、取保候審的成員，竟獲得逾15%選票？

本土民主前線的參選者原本籍籍無名，因參與旺角暴亂被捕而成名。有人説，逾6萬選民投票給他，不代表這些選民都支持暴力。但換一個角度，至少必須承認這些選民不反對暴力。

以上三個問題帶出另一個問題——香港政治向何處去？

在立法會補選前夕，2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袁彌昌，在《明報》“觀點”版“筆陣”欄目發表《激進本土派冒起與新政治光譜的形成》，稱：長期以來香港政治以“泛民主派”與建制派對立的政治光譜，在旺角暴亂後出現了變化。其邏輯是：“‘泛民’建制這一陰一陽，其形成以及背後驅動的動力都源自中央，令‘泛民’與建制雙方一直以來只需要作簡單的政治表態，單憑這樣便可撈取政治利益，根本毋須注重內涵。”“基於同一原因，‘泛民’與建制派很自然認為沒有必要認真對待本土主義，以致長久以來也對之採取忽略、迴避，甚至無視的態度。”“令本土甚至‘港獨’訴求成為了本土派專享的政治能量和道德高地，而激進本土派就挾着這股威勢向‘泛民’叫板”。“原有的‘泛民’—建制政治光譜失去了實質意義，‘泛民’與建制派的博弈，由當初的零和遊戲變成現時的負和遊戲（negative sum game）”。“無論新政治光譜何時出現，是以取代舊光譜抑或以另一軸線的形式出現，都急需充實內涵。在這層面上，首先出現的應該是對應目前急劇冒起的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由此亦將形成保守—激進的政治劃分或軸線。這種保守主義只是相對激進而言，本身並不反對進步；只是反對激進的進步，並重視已建立之體制，以及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傳統及核心價值。”

如果這一説法成立，那麼，建制派和傳統反對派，將分別而同時呈現空前分化和分裂，各有相當一部分政治團體或個人加入兩個新的政治陣營——保守本土派與激進本土派。相應地，如袁彌昌所期望：“隨着‘泛民’—建制政治光譜逐漸失去意義，事實上中央再沒必要維持目前直接控制香港的方針，應該趁機抽身而退，收回在香港投放的過多能量，力圖避免在未來的風波中引火焚身，加劇陸港矛盾的危險。”袁彌昌以為“香港目前確實需要一種本土主義以代替尚未成形的民族主義，方可令香港繼續壯大，再創高峰。”毋需贅言，這是對“港獨”的憧憬！

政爭方式急速轉變

在新界東補選後，鑑於本土民主前線參選人獲得逾15%選票，3月1日《明報》發表題為《暴力抬頭港獨隱現，補選折射情勢詭譎》的社評，稱：“香港事態演變至走向暴力與反暴力、港獨與反港獨鬥爭的可能性愈來愈高，這是最壞的發展，目前看不到有什麼辦法可以扭轉局面，香港前途使人憂疑困惑。”

社評呼籲：“未來香港將有暴力與反暴力、港獨與反港獨鬥爭，這種30多年來從未預期出現的最壞情況已經近在眉睫，這是對香港的嚴峻挑戰，今後整體社會必須認真面對，勿再繼續養癰為患。”

愛國愛港陣營必須清醒地認識形勢嚴峻。香港政治鬥爭焦點正急速轉移。在反對派否決普選行政長官議案前，香港政治鬥爭圍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而今，轉移至圍繞香港特別行政區性質——是堅持“一國”抑或謀求“港獨”。

香港政治鬥爭方式正急速轉變。“佔中”前，兩大對抗陣營基本上在法律允許範圍內以和平方式“過招”。而今，激進反對勢力訴諸暴力、牽引整個反對派陣營趨於更激進；遏制暴力、維護社會安定成當務之急。隨着香港政治急劇演變，香港社會呈現思想混亂，無論對“港獨”傾向喜出望外抑或憂心忡忡，都是思想混亂的反映。

毋須贅言，任期不足一年半的本屆政府，將面對空前嚴重的管治和施政困難。

來源：大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