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廣州：只是為了生存，還是擁有一個中國夢？

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後，在東南亞經商的非洲人轉戰廣州，尋找人生的轉捩點。據廣州市公安局資料，在穗非洲人約有1.6萬，遍佈非洲54個國家，主要來自尼日利亞、埃及、馬里、安哥拉等國。日前，南方都市報10人調查小組，歷時兩個月，以設置了3 3個問題的問卷調查為主要手段，完成了《在穗非洲人群體調查報告》，力求勾勒出一幅在穗非洲人的現狀輪廓。

此前，曾有一位在廣州經商的非洲人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描述，“有一些本地人看到非洲人就聯想到貧窮、罪惡、欺詐和無家可歸。”南都記者問卷調查發現接受訪問的204人中，有109人表示自己接受過大學教育，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占7.35%。

但需要說明的是，在此次調查中，南都記者遭遇拒絕的比例超過50%。有很多人因為聽不懂或看不懂英文而放棄接受訪問，所以此組資料並不能完全準確反映廣州所有非洲人群的實際現狀。

據瞭解，目前一名普通非洲人來中國的費用，包括簽證費1000元左右、來回機票費10000元左右、一個月時間在華食宿費用3000元左右，因此在來中國之前就至少要準備15000元以上才能確保成行。

也正是這樣的現實情況，在接受調查的204人中，有167人認為自己的家庭在所在國家屬於中等或以上經濟地位，占總人數的81.86%。

在中國企業進入非洲尋找資源的時候，非洲商人也來到了“世界工廠”中國。商人們將廉價商品運往非洲，而萬里之外的50個非洲國家一件不餘地迅速消化掉這些本國生產不出的日用消費品。20世紀90年代末，第一批非洲人來到廣州，第一站便是迦南服裝城。而現在，以迦南服裝城為中心，一公里範圍內崛起了許多外貿城。這一帶，逐漸被廣州人稱為“巧克力城”。

是否想要在廣州定居？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不”。在填寫原因的問卷中，回答“希望在廣州定居”的5份問卷給出的原因都與“生意需要”有關，另外7份問卷回答了“不希望定居廣州”，原因是他們的家人在非洲、非洲家裡有固定工作。

一個坦桑尼亞礦工兒子的中國夢

1998年，弗蘭克三十而立，他穿山越海，來到廣州。20世紀末的廣州，市場經濟就像五顏六色的肥皂泡一樣，讓人迷醉又狂亂。弗蘭克站在淘金路上，暈暈乎乎地盯著威嚴聳立的花園酒店和友誼商店，兩個膝蓋都在打顫。那時他的體重還不到現在的三分之二，披著一套在老家好不容易搞到的、毫無剪裁可言的皺巴西裝，卻發現周圍來來往往的行人都穿著他從未見過的夾克和牛仔褲。

17年後，我和弗蘭克在廣州的第二次見面，便是約在這條街上，周圍那些曾經是城市繁榮象徵的建築都已經顯出了老態，弗蘭克卻活得愈發風生水起。啤酒肚加沙灘褲，寬大T恤上印著吼叫的老虎。他踢著人字拖，帶我拐進了一家盤絲洞般的土耳其餐廳。

一坐下，老闆就笑嘻嘻迎過來，弗蘭克熟稔地點了桃子味的水煙和酒。他說自己愛酒，卻並不太抽煙，水煙只是在應酬中東和印度客戶時必備的一種手段，“但你難道不覺得這很浪漫嗎？”他邊說邊把煙管從自己嘴裡抽出，並遞到我鼻尖底下。看我擺手搖頭，他不置可否地扯出一絲笑，聳了聳肩。

弗蘭克接著打了幾通電話，不到一刻鐘，3個與他風格雷同的非洲中年男人就坐到了桌旁。“採訪？哈哈……採訪什麼？”他們饒有興趣地把我打量了好幾遍。“記者嘛，總是幻想著能挖到猛料，你知道的。”弗蘭克一邊說，一邊翻了個不明顯的白眼。他們隨即叫了第二輪酒，並開始談起生意——匯率、稅率；美金、RMB；零件和發動機、合夥人勞動力和供應商；廣州的工商局與坦桑尼亞的地頭蛇。將零部件通過貨輪運到東非某港口後，由當地工人組裝成“Made in China”的摩托車，再拉到各城各鄉賣掉，這就是弗蘭克所做的生意。

我問他有那麼多東西可販，為什麼偏偏是摩托車？

弗蘭克說第一次站在廣州街頭，令他感到目瞪口呆的不是高樓不是霓虹燈，而是這些亂竄無阻的摩托車。“我當時就想，把這傢伙弄回家的話，my holy goddess，那多帶勁！你不知道在馬賽，你有時去找一個人，或者打一罐水，隨隨便便都得走十幾個小時，所以我看著摩托車，就像看見了印度飛毯，覺得太不可思議了。”但他顯然不可能一步登天地就開始倒騰摩托車。於是從小件好帶且成本低廉的飾品入手，弗蘭克在廣州火車站批發幾大包耳環、項鍊、手鐲和其他或閃閃亮亮、或顏色誇張的小玩意兒，經海路寄回，雇幾個當地人把貨賣掉，各自分成。

在娶了兩個老婆並有了6個孩子之後，弗蘭克已徹底摸清了非洲女人的喜好。於是不到5年時間，他就成了馬賽鄉親們口中的“傳奇”。其間他夾雜著賣過衣服、涼鞋、皮帶和各種日用品，在廣州黑人還沒有開始暴增之前，生意並不難做，“因為這邊看來是‘次品中的次品’的一切，一旦被運回我們那裡，都會成為‘好東西’。”

不過關於經商的細節，比如如何白手起家、賺得第一桶金、處理和國內各類單位商家的關係、打通家鄉的黑白兩道……弗蘭克並不願意多談。儘管他的朋友幾次一不注意差點把話說到了那個份上，他也會一個眼色使過去，他們便隨機話鋒一轉，毫無嫁接痕跡。

生意人阿杜的賺錢經

去東方賓館送完貨，非洲人阿杜閉上眼，靜靜地靠在的士後座上。這天，他逛了三座商品城，累了。

說不清他是賣什麼的。服裝、電子產品、藥品、貨運，什麼賺錢做什麼。無論上百萬元的大單，還是小到一把吉他的零售訂單，他都要。

大部分非洲人在廣州都是這麼過的。他們先找客戶，問清楚對方的要求，然後幫忙買貨、運輸、報關、辦證、翻譯等等，抽取10%或者更少的提成。

阿杜來自馬達加斯加。

據中國商務部官網資料，這個美麗的非洲東部島國是全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

2012年，當中國的電影觀眾開心地看著美國電影《馬達加斯加3》裡的4位好夥伴逃離非洲那年，馬達加斯加的貧困率位居非洲之首。

阿杜的桌上擺開4部手機。

其中3部是從大沙頭舊貨市場淘的。每天，他背著包游走在廣州各大商城，嘴裡不停跟人念叨著馬達加斯加語、法語、英語和漢語。而他的老婆Holy則幫他在網上跟客戶接洽和整理貨物。

他是2010年來廣州的。

北京奧運會那年，他被青梅竹馬的女友“甩了”，嫌他窮唄。他跑到法國找二姐。二姐告訴他：“去中國吧，那裡才可以賺錢。”

他的第一個夢想是賺錢蓋房子。

2012年，阿杜花了幾萬元，在中國買了全套的傢俱，船運回國。在父親死後留給他的土地上蓋了間兩層高的白色樓房，看上去就像中國南方農村裡，一個城市打工者回老家蓋的新洋房。當然，他還買了輛車。

他的第二個夢想：是在安塔那那利佛開個店，當然，賣的都是中國商品。但岳父突然病亡，幾乎花光了阿杜的存款。他甚至沒錢回去參加老丈人的葬禮。12月4日，岳父下葬後的第二天，阿杜被邀請參加朋友的彈唱會，大家和著旋律，唱起了他們最愛的歌———Mahaleo的《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人啊，如果去國外，請不要忘記我們的島國，以後一定要回去你的故鄉，因為死的時候我們要葬在那裡......”

兩任丈夫都消失了

寒冬陰雨,和其他初來乍到廣州的非裔人士不同,艾麗莎像本地人一樣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加絨衛衣裡還有一件厚厚的毛衣,加絨牛仔褲,球鞋和襪子。走過寶漢直街,身邊行色匆匆的非裔生意人,衣著單薄,大多數甚至不穿襪子。他們似乎並不怕冷,或者根本不考慮為這短期停留特意在冬衣上浪費一大筆錢,還增加行李的重量。

十年前,艾麗莎也和他們一樣,對廣州陰冷的冬天並不敏感。至少那時候,身邊還有男人的溫暖,足以讓她對抗生活的嚴寒:艾麗莎與第一任丈夫相識于家鄉,他做生意,往返于廣州和非洲,大量購置服飾、手機回國,賺取中間差價。但最後一次回非洲以後,他沒有再來廣州,把艾麗莎一個人留下。第二任丈夫也是人間蒸發,當時艾麗莎還懷著未出世的女兒。“他就是消失了,誰都不知道他在哪裡,總之就是消失了。”她很麻木地重複。

對於自己失敗的婚姻,艾麗莎不太想提,說起突然消失的兩任男人,她一臉憤恨。雪上加霜的是,艾麗莎說她的護照和簽證多年前丟失了,此後就成了非法居留的“三非”人員。

唯一掛念她的人是遠在非洲家鄉的年邁老母親,艾麗莎也會偶爾在寶漢直街的國際長途電話攤上給母親打電話,每分鐘話費2元到3元不等,寥寥幾句就掛斷。對於艾麗莎的窘困,老母親同樣無力,而她的父親早已去世。

親屬中唯一過得比較好的是艾麗莎的表兄,他家境看來不錯,在北京留學。“但表兄的錢是表兄的。”艾麗莎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家人間的關係。

執手容易偕老難 額外門檻是簽證

到底有多少中非婚姻家庭？有資料顯示，廣州約有400個中非婚姻家庭，但該資料未得到官方證實。跨越種族、國籍、文化的愛戀，大都為“非洲男人”和“中國女人”的結合模式。

執手容易偕老難。中非婚姻中一道額外的門檻則是簽證。

據廣州警方介紹，外籍人與中國人結婚，一般簽發居留期不超過2年的居留許可。結婚滿5年，並符合相關條件，在華有穩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才可以申請永久居留。因此，中非婚姻家庭一直“膽戰心驚”：不少非洲“姑爺”在中國“只能”居留一年。“不知明年能否續簽”是個年年都會被提及的話題。兩個月裡，南都記者重點追蹤了3對中非婚姻個案：1對關係融洽；1對在鬧離婚；還有1對在冷戰。關係融洽的，夫婦天天擔心簽證到期問題；鬧離婚的，據說是因為非洲老公想生更多的孩子。有的中非婚姻，連結婚證都沒有，行過禮就算夫妻。在非洲，證書沒用，他們有娶很多個老婆的傳統。

結婚後，錢基本都由妻子管。因為妻子認為，老公的家鄉就像是電視上說的那樣，貧窮落後、人們住草屋、靠耕種生活，單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但非洲也有高樓大廈。很多中國妻子常常擔心丈夫回非洲之後就再也回不來了。因為很多中非婚姻都是這樣的結局。

還有一個大麻煩就是孩子。正在冷戰的那對夫妻，原因就是家裡經濟並不寬裕，老婆是廣西籍，孩子要留在廣州讀書很困難。

人在他鄉得有組織

在廣州的加納人都認識我，就算不認識我，當遇到困難的時候，他的朋友們就會說‘去找Kubi’。”39歲的Kubi是加納廣州商會(GhanaianCommunityof China)的秘書長，從2011年起他就擔任此職，他要處理加納人在廣東省內遇到的各類問題，從“替同胞爭取延長留穗簽證”到“為在中國死亡的同胞奔波殮葬”，無所不包。

在廣州，像這樣的非洲社團組織超過10個，加納廣州商會目前有會員100余人，而規模巨大的商會則會員上千，其中人數最多的尼日利亞廣州商會超過千人。

“外國駐華商會需要民政部審批，非洲在穗沒有正式的商會組織，目前所謂的非洲國家商會是某個國家在穗公民自發形成的小團體，其成員主要以在穗常住人員為主，他們不定期會更換商會負責人。”這是廣州市公安局對南都記者書面採訪提綱的回復。

一位多年從事在穗外國人管理工作的人士說，中國的一些職能部門與商會領導關係諳熟，雙方各取所需：中國官方通過商會領導達到管理非洲外來人口的目的，而商會領導通過為同胞奔波辦理各種事情，與政府部門負責人頻繁接觸建立關係，借此在所在國家商會內部樹立威信。

博多莫2012年出版了《A fricans in China》(《非洲人在中國》)一書，有專門章節討論非洲人在穗商會的情況。據他研究，這些非洲商會組織性不強，不存在一個有明確領導職位的傘形組織結構。商會成立早期，普遍有兩三個派別的人馬競爭領導地位，接受訪談的尼日利亞和喀麥隆商會領導都承認這點。到了近幾年，不同非洲商會社團合作，並建立面積較大的辦公室。大部分商會的成立原因都是非洲人遇到一些普遍問題迫切需要解決。

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面臨非法移民問題

Hi廣州:那麼對於解決“三非”問題,有沒有比較好的應對辦法呢?比如說在政府層面制定一些比較好的指引或者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配套、法律援助?尤其是針對一些因客觀原因“回不了家的”而成“三非”人員的群體。

梁玉成:縱觀很多發達國家的移民問題演變,外來移民問題最開始都是一個邊緣性的社會問題,但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影響該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以及國家安全等多個領域的關鍵性社會問題。幾乎所有的當今發達國家都面臨著移民和非法移民造成的大量社會問題,因此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國而言,著手瞭解外來移民的來華規律及其影響因素越早越好。

如今,“三非”問題均落在公安部門,這對他們構成了非常大的壓力。實際上“三非”問題應該是個綜合治理的社會問題,需要各個部門的多層面的配合,而不是個單純的治安問題。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三非”問題對於中國社會而言,仍然是個邊緣性的問題,目前還沒有納入全面性的制度建設,這也是一種社會理性。我感覺公安部門在推進外國人服務管理工作上比較積極,畢竟出了事板子總是打在他們身上。

Hi廣州:像艾麗莎這樣的案例,針對她迫切想回家的願望,您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梁玉成:根據我們過往觀察到的一些案例,我想她不太可能獲得豁免直接遣返回國,因為她非法逾期拘留的時間太長了,多多少少會有法律後果需要承擔,原則上會面臨審查拘留。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七十八條 外國人非法居留的,給予警告;情節嚴重的,處每非法居留一日500元、總額不超過10000元的罰款或者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第八十一條　外國人違反本法規定,情節嚴重,尚不構成犯罪的,公安部可以處驅逐出境。公安部的處罰決定為最終決定。

被驅逐出境的外國人,自被驅逐出境之日起10年內不准入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

第二十五條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非法居留：

(一)超過簽證、停留居留證件規定的停留居留期限停留居留的;

(二)免辦簽證入境的外國人超過免簽期限停留且未辦理停留居留證件的;

(三)外國人超出限定的停留居留區域活動的;

(四)其他非法居留的情形。

第三十二條　外國人被遣送出境所需的費用由本人承擔。本人無力承擔的,屬於非法就業的,由非法聘用的單位、個人承擔;屬於其他情形的,由對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停留居留提供保證措施的單位或者個人承擔。

能否建立外國人在華行為檔案

2012年6月18日，一名非洲男士在廣園西路搭乘電動自行車，與車主因車費糾紛引發打鬥，雙方隨後被警方帶回礦泉派出所作進一步調查。據當時越秀警方發佈的媒體通報稱，當日17時許，該外籍男士突然昏迷，警方隨即通知“120”派醫務人員到場搶救，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次日15時許，陸續有一些外籍人員來到礦泉派出所門口聚集，導致廣園西路交通嚴重堵塞。越秀警方隨即採取果斷措施依法處理，組織民警對現場外籍人員進行教育和勸解，並全力做好廣園西路的交通疏導工作。至17時許，圍聚的外籍人員逐漸散去，廣園西路交通恢復正常。警方呼籲，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社會公共秩序。

越秀區登峰街外國人管理服務工作站相關負責人認為，一些外國人來穗後除了投宿旅店外，還會租住民宅，這些外國流動人口，對外管工作帶來相當大的壓力。政府部門也在進行各種嘗試，以越秀區為例— 為了摸清底數，區內423間旅業單位安裝旅館業治安執行資訊系統，對入住的外國人進行登記錄入及離開核銷；對非旅業的出租屋，安排社區人員“洗樓”，逐棟、逐層、逐戶核查，做到“人來登記、人在走訪、人走註銷”。當中還明確了責任追究機制，因外國人漏登失控而造成不良後果的，嚴格倒查社區民警和出管員的責任。

“當前的管理問題是太多部門管，誰都管不好。”長期接觸非洲留學生的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喻峰舉例說，前段時間學校裡出現一名非洲籍學生在校內騎摩托車，違反了“禁摩”的規定。向學校反映，學校稱外國人問題歸派出所管，派出所稱歸出入境部門管，出入境部門說證件沒到期前，還是歸學校管。喻峰認為，此事暴露了我們在涉外問題上的管理缺乏聯動的問題。

如何解決呢？喻峰認為，當前問題的癥結在於，審批外國人的護照大部分是由我國外交部駐各國領事館負責的，而外國人在華期間的管理事務則由地方政府負責。究竟一個外國人在全國各個地方有何不良記錄，簽證審批部門難以全面掌握。喻峰建議，應該打通全國範圍內各省市之間的外國人管理檔案系統，同時整合銀行、旅業的各企事業單位的系統，科學梳理出一套外國人在華行為檔案，協助外事管理部門在審批簽證時作為參考。對於個別有不良行為的外國人，應當收緊相應的簽證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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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發網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