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為非洲饑荒負責是無稽之談！

在當今世界，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饑餓幽靈仍然在遊蕩和肆虐，吞噬貧困百姓的身體健康。糧食不足及嚴重短缺的地區包括拉丁美洲、北非地中海沿岸、西亞、東南亞的菲律賓以及南亞，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國家，總計有56個國家嚴重缺乏糧食和食物，在世界範圍內有8.42億人口營養不良。也就是說，世界上大體每8個人中就有1個人在挨餓。位於南亞的印度及孟加拉，因社會發展不平衡始終不能消滅饑餓現象，被列為“嚴重”地區。非洲一直是被饑餓籠罩最多的地區，撒哈拉以南地區尤為嚴重。

到2050年，全球人口將攀升至90億人，而全球對糧食供應的需求也隨之水漲船高，因此，在農業領域實現利潤的最大機會可能會來自非洲。非洲大資料公司Gro Intelligence創始人薩拉·美克（Sara Menker）表示，全球七成未經開墾的土地位於非洲大陸。迄今，非洲一直是當今世界上缺糧最嚴重的地區。糧食嚴重短缺，大部分依靠進口，但又缺少購糧資金，人均糧食供給處於饑餓、半饑餓的消費狀態。

其主要原因：一是人均耕地面積少，生產力落後，抗災害能力弱，導致饑荒頻發。二是生態破壞嚴重，生態系統遭到毀滅性破壞，導致水資源匱乏。三是社會動盪、內亂、腐敗、嚴重自然災害等。四是區域不均衡，各大洲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以及舊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和貿易秩序不合理等。當今世界，驅除饑餓幽靈依然任重道遠。

中國應為非洲饑荒負責?

中國在非洲的農業投資活動一直處於國際輿論的鎂光燈下。西方社會對中國赴非農業投資的關注始於2008年世界糧價危機前後。較早涉及中國海外農業投資的新聞報導，於2007年發表於瑞士國際關係與安全網站。該報導稱，北京已經和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簽署了一項諒解備忘錄，於2006年在該國贊比西河谷開展一個農業專案，專案將讓兩萬中國農民前往這一地區進行耕種，“最終的農產品將供給中國市場”。

此後，不斷有類似的報導見諸媒體。2008年7月，英國《每日郵報》在題為《中國如何接管非洲，西方社會為何應該對此感到“十分”憂慮》的報導中稱，中國“正在不知不覺地將整個非洲變成新的殖民地”。2009年7月，《衛報》網路版發表文章稱，中國和西方國家日益增長的需求在非洲引發圈地運動。

受媒體影響，一些NGO以及智庫機構也開始關注中國對非農業投資情況。一家名為GRAIN(Genetic Resources Action International，世界遺傳資源行動)的組織於2008年10月發表了一篇關於部分國家“掠奪”土地的研究報告。在報告中，“中國”被提及47次，是“通過控制他國土地，來滿足國內糧食需求”的國家中的主要一員。該報告還聲稱，中國政府建立了一項資本為50億美元的基金來幫助中國企業“投資非洲農業”。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所教授Deborah Brautigam認為，接二連三的報導和研究報告讓西方社會對中國對非洲的農業投資形成了如下印象：為了保障本土糧食安全，中國正在利用國有企業和資本在非洲大肆購買土地，擠佔非洲糧食資源，並源源不斷地運回中國。

2012年8月，非洲發展銀行首席經濟學家Mthuli Ncube在其博客中寫道：“最近，世界銀行組織的會議已經形成了一致意見：中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的海外土地掠奪者。”

對於上述種種觀點，中國政府不斷予以駁斥。2008年11月，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走出去”戰略不是海外屯田計畫，中國也沒有海外屯田計畫。2013年聯合國糧農組織駐華代表處助理代表張忠軍表示，在海外開發農業，不是為了去掠奪土地，從而使得當地農民沒有土地耕種，而是增加當地的農業投資，實現互利共贏。直到去年3月，農業部副部長牛盾接受採訪時還表示，中國沒有以“海外屯田”的方式解決國內的糧食安全問題，稱這是“西方尤其是歐美為主的一些國家媒體和部分心懷偏見的人，對中國的一種猜測、攻擊和誹謗”。

但中國官方的聲音並沒有改變西方輿論的觀點。2011年，東非在經歷了60年一遇的大旱後陷入饑荒。對此，德國的非洲政策協調員仍然聲稱“中國應為這次饑荒負責”，因為“中國大量購買非洲土地，建立工業化農業生產，使非洲小農被迫失去生計”。

中國對非洲農業的投資也只是剛剛小有成果而已

如果說有哪個國家可以充分利用這次機遇，那它一定是中國。中國已在非洲購買將近1,200萬英畝的土地來種植糧食，之後再將糧食運回國內，美克在週四加州薩利納斯舉行的“福布斯重塑美國農業技術峰會”上對425名企業家、投資者和農業高管如是說。“由於這些交易並未對外公開，所以世界對此並不知情，”她說，“非洲在大規模種植芝麻、小麥和玉米，以供出口到中國。事實上，這些農作物與非洲的農民並沒有太多互動，因為產出的農作物不會在本地交易，完全是用於出口到中國。”

然而，中國對非洲農業的投資也只是剛剛小有成果而已。雖然非洲地域廣闊，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基礎設施匱乏，其農作物無法運輸到各大港口。這意味著，前往非洲大陸的新投資者，其中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卡塔爾和阿聯酋政府，必須在他們開始種植之前，投資幾十億美元來開墾土地和修建公路。

印度私營的農業公司在進軍非洲時甚至遇到更多的困難，美克如是說，原因是他們缺乏龐大的政府預算，無法資助基礎設施改造。“由於無法克服早期階段巨大的經濟門檻，所以他們一直不太成功，”美克說，“你必須從一開始就部署幾十億美元。”

然而，投資者進軍非洲農業的步伐似乎並未放緩。美克預測，世界上大部分的糧食將來自非洲。“實際上，這是關乎新農田蘊藏的機遇，”美克說，“不久，你將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商業化種植會轉移到世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中國沒有必要從非洲運食

2014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高偉也在實地考察非洲南部國家莫三比克後撰文稱，湖北萬寶糧油公司在莫三比克經營的“友誼農場”完成了5000畝樣板田的開發建設，單產達到550公斤大米/畝，創造了非洲奇跡，而且這種大米頗受當地民眾歡迎。該國總統格布紮曾對此評價道：“如果能搞10個中國農場，莫桑的糧食問題就解決了。”莫三比克多年來糧食危機嚴重，每年大米需求量為60萬噸，但只能生產15萬～30萬噸，其餘依賴進口。

“其實中國在非洲農業投資生產的糧食，是為了增加當地市場的供應，進而間接保障中國糧食安全，很少直接將糧食運回國內。”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農業合作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森告訴《鳳凰週刊》記者。張的觀點也得到了一些海外調查機構的印證。

2009年至201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曾委託國際環境發展研究所(IIED)對中國“圈地”問題進行調查。參與該專案的研究員Lila Buckley向《鳳凰週刊》記者表示，研究人員經過獨立調研和核查後認為，目前中國在全球擁有54個大型農業項目，但其中正在運營且部分糧食作物產出銷往中國的商業土地租賃專案僅有4個，其中涉及非洲的只有塞內加爾的芝麻承包種植專案。

Deborah Brautigam則認為，從經濟角度來說，中國的確沒有必要從非洲國家運糧食。因為“中國從周邊越南、泰國以及巴基斯坦購買糧食更為合算。”世界銀行2013年發佈的資料顯示，以非洲盛產的糧食作物——玉米為例，受運輸成本、勞動力成本較高以及單位面積產量較低等因素影響，就算在玉米生產國尚比亞，其生產成本也比泰國高三分之一。

相比農業投資規模被誇大與農產品用途的被誤讀，Deborah Brautigam在非洲發現的更鮮為人知的現狀則是，中國企業赴非投資的屢屢失利。這一現狀也得到國內專家的證實。一位曾在農業部工作的官員直接告訴《鳳凰週刊》記者：“我們走出去的農業企業，失敗的占大多數”。由於農業是個微利行業，效益回收週期長，至少要5至6年才能收回成本，而這期間一旦受經濟、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等因素的影響，投資就會遭遇風險。

比如，許多中國公司和機構在非洲雇傭當地人後就會遇到中非兩地觀念上的衝突。Lila Buckley對此印象深刻。她曾於2010年5月至6月在塞內加爾一座由中國商務部援建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考察。這座於2006年運營的農業技術中心的建設目標旨在説明塞內加爾農民提高農業技術水準。但她用“競技場”來形容這裡的合作狀況：前來指導的中國農業專家與當地人只在耕種時才有交流，其餘時間，包括吃飯、休閒，兩國人“涇渭分明”，很少往來。一位工作在此的塞內加爾農民向Lila Buckley抱怨說：“我們的習慣是邊耕種邊聊天，這樣才能成為知心朋友。但中國人只帶來了一位能說法語的翻譯，他還經常坐在辦公室裡。”對此，一位中國人對Lila Buckley說：“我們的任務是教會他們耕種技術，而不是在農田裡的社交技能”。他同樣向Lila Buckley抱怨道：“當地人不能吃苦，易於滿足，只要能吃飽，就不願多幹了。”此外，在當地中國人中還流傳著一句話：“相比技術，直接給他們(指當地人)錢，他們會更高興”。在Lila Buckley看來，兩國人在觀念上的這種衝突影響了上述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的實際效果。

除了觀念衝突，對中國農業企業影響更大的則是當地的政治風險。2003年，商務部發佈了一則消息：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在迄今辛巴威最大的農業發展項目招標中中標。此專案位於該國Masvingo地區，計畫在靠近水源的平原灌木林地帶，拓荒10萬公頃，種植玉米和高粱。然而，到2005年，上述專案就已經停工。原因是辛巴威政府沒有按期支付資金。當地一位官員曾評論說：“這顯然是我們政府沒有遵守信用”。

為此，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前官員建議，為了讓中國企業更好地瞭解非洲情況，國家應當建立海外尤其是赴非農業投資的支持體系。“比如，中國駐外使館沒有專職的農業參贊，而日韓等國在海外設立這一職位，為當地本國企業做資訊服務。農業參贊的缺失致使中國企業只能在當地依靠自己摸索、單打獨鬥。”另一方面，中國赴海外進行農業投資的企業也應借此機會提高核心競爭能力。只有借助與國外公司同台競爭的機會，學習現代的農業管理模式與理念，與狼共舞，才能使自身得到全面的成長。“什麼時候全球著名糧商中有中國企業，我們赴海外農業投資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非洲人吃不上非洲產的糧食

西班牙工程師正在建造鋼結構溫室，荷蘭技師正在從兩口深井取水，工作人員正在電腦前觀測著大片土豆、辣椒和其他蔬菜的生長情況，當地1000多名婦女正在挑揀、打包每天50噸的食品。24小時內，這些食品將被送到320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然後轉運至1600公里外的迪拜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這是南非《郵衛報》報導的有關西方投機者投資非洲土地的一個場景。

在非洲大陸，這樣的場景並不少見。非洲土地上生產的糧食運到了能賣出好價錢的地方，非洲人自己卻在忍饑挨餓。本報記者在走訪過的一些非洲國家看到，非洲農民甚至城市居民一天一頓或兩頓飯是常態，這一兩頓飯常常是用玉米熬成的糊糊，條件稍好一點的可以往糊糊里加些蔬菜或者糖，肉類對他們來說是奢侈品，不少人為能吃上一片麵包、喝上一瓶可樂而高興不已。

南非《商業日報》日前報導，受歐洲和美國部分地區惡劣天氣影響，全球主要農作物成本已接近2008年的水準，這正在加劇非洲糧食安全情勢。與天災相比，人禍可能更令人擔憂。過去一年，援助機構、非政府組織和開發監管機構警告，國際投資者日益進入發展中國家，進行大規模土地交易，尤其在非洲，這些收購行為威脅到非洲的糧食安全。

國際救援組織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發佈最新報告，呼籲世界銀行暫停在農業土地上的投資，評估其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影響，然後出臺強有力政策減緩或者停止土地收購和捲入的“土地掠奪”專案。

報告指出，過去10年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農業投資增長了3倍。然而，自2008年以來，接受投資的當地社區提出了21起投訴，反對世界銀行這些投資項目，認為侵犯了他們的權利。報告稱，2000年至2010年間，2/3的國際投資者專做出口導向型農產品，而其他土地則被用來滿足日益增長的國際生物燃料需求。

報告指出，貧窮國家每隔6天就有一個相當於倫敦市區面積大小的土地出售給外國投資者。過去5年，西非的利比理亞已經有30%的土地被這些交易“吞噬”。報告雖然沒有否定這些私人土地交易帶來的積極作用，但警告說，非洲國家的土地正日益被西方投機者看作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投資物件。

美國奧克蘭研究所執行主任米塔爾說，“早在2009年和2010年，我們就意識到世界銀行集團在推動農業大規模投資上扮演的角色，完全忽視了其社會和經濟影響”。他強調，非洲每個國家情況都不一樣，需要與當地進行磋商，看什麼樣的發展才是最符合當地的需要。

南非蘭特商業投資銀行中非業務發展部總監潘明怡對本報記者表示，非洲目前急需資金和技術，但西方投機者對非洲土地的投資不能給非洲國家帶來真正的發展，他們肆無忌憚的土地收購帶給非洲的是饑餓、暴力和長期貧困的威脅。目前，非洲國家針對這些投機非常敏感，正在考慮陸續出臺相關法律和稅收條款對此加以限制，充分發揮國際投資的積極作用，抑制投機帶來的負面作用。

地區衝突導致糧食安全形勢尤為緊迫

地區衝突對糧食安全構成了更大的威脅。該報告顯示，全球有30多個國家需要接受外部糧食援助。其中在西亞的國家有敘利亞、伊拉克、葉門和阿富汗。2014年，穀物產量在西亞下降了9.3%，北非下降了9.2%；其中西亞低收入缺糧國家今年穀物的總產量下跌了1%。

敘利亞的內部衝突阻礙了穀物生產，導致糧食安全形勢尤為緊迫。包括敘利亞及其鄰國在內的大約680萬難民正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由於戰亂導致的土地荒廢，勞動力稀缺，電站、運河遭到破壞，以及乾旱的天氣條件，使2014年敘利亞的糧食產量明顯減少。而伊拉克的形勢也非常嚴峻，內部衝突造成流離失所的人數達到280萬，這一數字較去年上漲了兩倍。

敘利亞“沙姆調頻”電臺資深媒體人尼達爾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敘利亞的糧食危機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敘利亞危機以來，市場上商品的價格至少是原先的5倍，而對於敘利亞老百姓的主食——大餅，政府一直通過國家補貼的方式對其價格保持強有力的控制，敘政府中設有專門的大餅委員會以保證供給。

聯合國糧農組織還注意到，自10月初以來，在暴力事件不斷升級的國家，1/4的家庭採取了消極的應對策略，包括出售生產性資產和屠宰牲畜，這也使得中非共和國今年的農產品價格暴漲了70%。在中非共和國，1/3的人需要緊急糧食援助。

蘇丹達爾富爾、尼日利亞北部、中非共和國和馬里等地產生的難民，進一步給區域糧食供應造成了巨大壓力。在南蘇丹、蘇丹和索馬里有超過600萬人需要幫助。

非洲糧食自給的“化肥瓶頸”

目前，全球每年約損失240萬噸肥沃的土壤，其中廣泛使用化肥以提高農業產量是其中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近年來，非洲各國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化肥需求量逐年增高。但由於基礎設施落後，加上當地企業缺乏資金、技術與相關管理經驗，儘管坐擁全世界超過80%的硫酸鹽礦藏，非洲各國每年仍需從世界其他地區大量進口化肥。根據非洲綠色革命協會提供的資料，非洲每公頃農田的化肥用量只有9公斤至10公斤，遠低於巴西的125公斤和亞洲的150公斤。化肥用量的不足嚴重影響了非洲的糧食產量，成為非洲實現糧食自給的重大障礙。

2013年度在柏林舉行的全球土壤周上，研究人員呼籲重新定位農業政策以保護與改善土壤肥力，特別是非洲地區，政府及國際援助機構應推動在不損害環境的情況下提高農業生產力。

在歐洲，農民為了保持有機農業的商標，僅使用牛糞、液體肥料以及稻草等天然成分的肥料，有助於保持土壤營養。但歐洲的做法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卻難以推行，農民們被迫使用化學肥料以提高產量。儘管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認為化肥的使用造成土壤腐殖質分解與土壤酸化、增加一氧化二氮排放量、喪失生物多樣性等結果，對環境造成負擔，將加快氣候變化並危及未來的糧食安全，但大多數非洲國家的政府近幾年正在推動大規模增加使用礦物肥料。

2007年，非洲開發銀行建立了非洲化肥融資機制，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捐款它，以生產和銷售化肥，幫助農民在短期內提高收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專家認為，非洲有通過成本效益和環保手段來提高產量的可能，但如果缺乏必要的政治意願是難以推動的。

非洲國家農業需要走多元化發展道路

烏干達東南部非洲小農耕作論壇主席哈基姆·巴里瑞尼對本報記者表示，除受戰爭的破壞外，非洲糧食安全不能得到保障的原因還在於非洲農業缺乏肥料、種子、機械和技術的投入等。

在絕大多數非洲國家，農業是支柱產業，農業人口比重大，且貧困人口多集中在農村地區，因此農業發展承載著非洲的希望，農業轉型對於非洲大陸的長遠發展和包容性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為了呼籲非洲國家增加農業投入，提升農業活力，非洲聯盟將2014年確定為“農業與糧食安全年”。在意識到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後，非洲國家近年紛紛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力度，並制定種種優惠政策，推動農業走多元化發展道路。

非洲國家與中國近年在農業方面的合作成為一大亮點，這包括加強土地開發、農業種植、養殖技術、糧食安全、農用機械、農副產品加工等。同時，雙方還在不斷加大農業技術合作的力度。據記者瞭解，中國政府已在非洲多個國家建立了農業示範中心，並派遣農業專家把中國的農業經驗和先進的技術傳授給非洲人民，以幫助其提高農業生產率。

聯合國糧農組織官員姚向君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近年來秉承著“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精神，積極開展農業“南南合作”，這對提升非洲國家糧食安全有著非常積極和有效的推動作用。

非洲農業真正的未來在於扶持生態研究

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正在推動的企業議程旨在達成一個迎合各方利益的種子法，該法將禁止農民自己留存種子，從而為轉基因種子的專利化鋪平道路。

儘管“綠色革命”曾給亞洲造成土地退化和水資源枯竭等諸多遺留問題，AGRA在幾天前發佈的2013年非洲農業現狀報告中，仍確定了該組織在非洲的“綠色革命”議程。AGRA是由蓋茨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06年創辦的，該組織聲稱他們將會開展一場“屬於非洲的獨一無二的綠色革命”，但實際上他們在非洲的計畫並沒有區別于以往的思路，最終將會迫使農民陷入大型農業綜合企業的股掌之中，依賴這些跨國企業提供的種子和化肥，而對產品價格和交貨時間毫無決定權。

AGRA在對報告中認識到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但卻沒有提及這樣的“價格波動”是會給負債的小農們帶來滅頂之災的。通過其政策中心專案，AGRA正在推動的企業議程旨在達成一個迎合各方利益的種子法，該法將禁止農民自己留存種子，從而為轉基因種子的專利化鋪平道路。

AGRA這類機構以及他們的資助者們應該投入更多的資金去扶持生態農業的研究、田間學校的建立，其他NGO、研究中心和基金會也應該提供更多的資訊支援服務，而不是使農民們陷入大宗商品市場的不可靠的操控中。生態農業是能夠賦權于當地農民，使他們自給自足、社區繁榮、生計維持以及令非洲的生態系統得到保護的唯一的方式。這才是當地農民和我們所有人，而不是那些貪心的企業家們，所希望看到的非洲農業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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