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院校自主能超越政治嗎？

在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問題上，主張或支持陳文敏出任壹方有壹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院校自主不應受政治幹預。

的確，無論在港大內部還是香港社會，反對陳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長者均不以為此公是壹位適當人選，蓋因他在“占中”及其他涉及香港政治事情上的表現。

然而，有關分歧和爭議原本是在港大有關機構內部展開，是支持陳文敏壹方主動向媒體並經媒體向香港社會披露。如果他們相信院校自主，那麽，是不必多此壹舉的。支持陳文敏壹方將壹項大學人事任命變成逸出院校自主範疇的政治事件，豈不是對他們口口聲聲的院校自主莫大諷刺？

院校自主體現並服務政治

其實，全世界任何壹所大學的院校自主都不可能脫離政治。西方的所謂院校自主就是西方政治在高等院校的表現形式之壹。香港大學以及其他高等院校，是西方教育制度的花果，所承繼的就是為西方政治所主導的院校自主。

在那樣壹種院校自主下，無論大學管理層、師資還是學生會，政治色彩和傾向是明顯的。莫說內地高等院校培養的教師欲進入香港高等院校執教“難於上青天”，即使內地背景的“海歸”學者進入了香港的高等院校教師行列，也往往被另眼相看。

近些年，香港的大學招收了不少內地中學畢業生，其中若幹校園活躍分子企圖參與大學學生會領導層競選，被香港本地另壹些同學挖掘“紅色背景”並攻擊。這樣的政治場景也是在院校自主的帷幕下展開。

既然所謂院校自主從來就不僅不脫離政治，相反是體現或服務政治，那麽隨著政治變遷，院校自主傳統模式必定受沖擊而發生變化。

七月三十壹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宣布辭去港大校委會委員。他在記者會上坦言，香港過去壹直能融匯不同文化、意見及價值，化解爭拗和矛盾，轉化為新力量，“壹直也找到這個微妙平衡，但這個平衡在過去三年，好似完全失去，與這個方向愈來愈遠”，無法找到出路。香港過去數年的政治動蕩“壹定會帶入港大，校委會是港大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壹定會帶入去”。

袁國勇這番話就包含兩層意思：壹是香港過去建立並維持了不同文化、意見和價值的平衡，社會如此，大學亦是；二是近三年舊平衡被打破，社會政治化必定反映到大學裏來。袁國勇沒有說或者他未必能說的是，香港從長期受英國管治到中國壹個特別行政區的歷史性轉變，必定重塑香港政治，也必定要求香港的院校自主模式發生同香港歷史性政治巨變相適應的深刻變化。

香港政治尚處於深刻轉變的初期。“占中”為何能夠持續七十九天？非法“占中”倡導者和骨幹為何至今仍能逍遙自在？因為傳統政治勢力及相應觀念依舊強大。以陳文敏應否出任港大副校長而論，如果支持者不以為他們在香港社會依舊擁有強大勢力，那麽他們是不會將這壹港大內部事情公諸於眾的。陳文敏至今堅持誌在必得港大副校長壹職，也是自恃其支持者頗具力量。今年九月，港大校務委員會會議可能議決陳文敏是否出任壹事。無論何種結果，都不是所謂院校自主的勝利而是香港政治較量壹個回合的結局。

誠然，大學畢竟是教學和科研的園地，不是政治舞臺。如果校園或課室充斥政治爭論和鬥爭，如果學生和教員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於政治活動，那麽就不是院校自主的問題，而是院校是否還成其院校的問題了。如果容忍暴力沖擊大學決策層會議、破壞大學正常運作，那麽，就更不是院校成何體統的問題而是香港還是不是壹個法治社會的問題了。

處理政治問題守兩原則

香港大學以及其他大學同社會各界壹道正處在香港歷史性轉變關頭，在院校自主範疇處理政治問題時需要把握下列兩項原則：

（壹）有利於建立和推進香港與國家、香港高等院校與內地同行之間的良好關系。教員和學生作為個人，可以發表不利於香港與國家、香港高等院校與內地同行關系的言論，可以不參與內地學術活動，但是，香港的高等院校不可以也不可能那樣做。

（二）有利於建立和推進香港本地經濟轉型社會演變與政制發展之間的協同和協調。教員和學生作為個人，可以發表支持反對派的言論，可以加入反對派政治團體，可以投身反對派政治活動，但是，香港的高等院校不可以也不可能那樣做。

陳文敏是香港大學的壹名法律學教授，早就充分享受個人自由而發表支持反對派的言論，介入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人們沒有因為他的政治立場、政治表現而質疑其教授資格。現在的問題是，他競聘香港大學的副校長，而據其壹方披露，他已被港大有關機構向校務委員會推薦出任這壹職位的唯壹人選。盡管多這樣壹個人加入香港大學管理層未必對港大政治傾向有重大影響，但是，值此香港政治深刻轉變之際，有關任命的政治氣息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是不能低估的。

來源：大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