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皇後與蔡京初相元符皇後與蔡京初相

蔡京，字元長，今福建仙遊人，史稱「京自崇寧之後已居相位，雖屢黜免，然未幾而復，自是執政者幾三十年」，（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補》，中華書局，1996年，第808頁）「自古執政之盛，莫與為比」，（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四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73頁）可見蔡京對徽宗朝政局影響深遠。

徽宗即位之初，元符三年（1100）十月三日，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十一月一日，改知江寧府；同日，再遭彈劾，蔡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端明殿學士為館職，也稱帖職，用以「待文學之選」，是文官榮譽加銜，「宰執資格者，帶觀文、資政、端明學士」，（趙升：《朝野類要》，卷第二，中華書局，2007年，第45頁）蔡京未任宰執，被授予端明殿學士，是當時大臣對將其外放的安撫，「落端明殿學士」，則取消了其榮譽職銜。

「提舉杭州洞霄宮」，即「奉祠」，源於北宋祠祿製度，始於真宗朝，「以佚老優賢」，最初用來優遇致仕宰相王旦。熙寧間，王安石推而廣之，用來安置政敵，一旦被授予宮觀官，即解除實際職務，僅「以此食祿」。（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356-357頁）

蔡京因政爭而奉祠，但崇寧元年（1102）六月十二日，蔡京除尚書左丞，晉升執政，未及兩月，再除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第一次拜相，二者均屬「超拜」和「異恩」，蔡京更成為北宋「自左轄登庸」第二人。（王明清：《揮塵錄》，前錄卷之三，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8頁）

「京復入相，必考求其故」，（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1頁）蔡京初相同樣如此，但《宋史·蔡京傳》相關記載大為可疑。

一

《宋史·蔡京傳》將蔡京初相首先歸功於內侍童貫：「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宋史·童貫傳》，「徽宗立，置明金局於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遊。京進，貫力也。」

美國漢學家蔡涵墨認為，《宋史·蔡京傳》取材於南宋官修《四朝國史·蔡京傳》，由洪邁抄自《東都事略·蔡京傳》，但《東都事略·蔡京傳》對此只字未提，由此認定必為蒙元史官增補，而實無所出。（蔡涵墨：《的文本史》，《歷史的嚴妝》，中華書局，2016年，第191頁）

蔡氏結論並不足以否定蔡、童交結，他忽略了《東都事略·童貫傳》的記載，「元符末，徽宗置局於錢塘，且訪求古法書、圖畫之屬，貫以內供奉主之。蔡京方謫居，與之遊。京有能書名，自書屏障、扇帶，階貫以進。踰年，入為尚書左丞。」（王偁：《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齊魯書社，2000年，第1050頁）

南宋史學家李心傳認為，王偁著《東都事略》「特掇取五朝史傳及四朝實錄附傳，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具體而言，《蔡京傳》和《童貫傳》當取材自《欽宗實錄》附傳，王偁之父王賞參與編修《欽宗實錄》，但《欽宗實錄》失傳，因此，蔡京交結童貫，取媚徽宗的記載是否出自《欽宗實錄》，仍不得而知。不過，南宋人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一）同樣將蔡京初相歸咎於童貫，「其始，因陳瓘言，察裴彥臣交通內外之跡，以罷蔡京；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可見這一記載已被廣泛接受。

今人多以蔡、童二人行跡在時間上的矛盾，質疑《宋史·蔡京傳》。《皇宋十朝綱要》載，「（崇寧元年）三月，始命入內供奉官童貫至杭州製造禦前生活」，（李埴：《皇宋十朝綱要校正》，中華書局，2013年6月，卷第十六，第433頁）與《皇宋十朝綱要》或出自同一史源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也將童貫任命系於崇寧元年（1102）三月。

但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二月二十二日，蔡京已離杭，並抵達蘇州。是日，蔡京為知州吳伯舉作《雙廟記》並書，（範成大：《吳郡誌》，卷十二）《曲洧舊聞》也認為《雙廟記》作於蔡京自杭州被召入京的途中。總之，蔡京離杭已兩月之後，童貫始受命，絕無可能出現「留杭累月，京與遊」的場景。

《宋史·蔡京傳》極力構建蔡京與內侍童貫的關系，是南宋史學道學化的結果，意在形塑「蔡京作為奸邪政府中唯一罪人的形象」，（蔡涵墨：《歷史的嚴妝》，第192頁）此間，蔡京、童貫雖無往來，但並不能否定內侍在蔡京初相過程中確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另有其人而已。

《三朝北盟會編》引《幼老春秋·蔡京傳》：紹聖年間，蔡京「為翰林院學士承旨，交納內侍郝隨、劉瑗」，「勢益牢固」。（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九，第372頁）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始於紹聖三年（1096）七月壬辰，而九月丙辰，孟皇後「廢居瑤華宮」。（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三，中華書局，2004年，第515頁、第523頁）

蔡京交納郝隨時，郝隨正為哲宗昭懷劉皇後（即元符皇後）所用，是時，元符皇後尚為賢妃，郝隨構陷「瑤華秘獄」，唆使哲宗廢掉孟皇後，從而為劉賢妃謀取皇後之位，「時孟後位中宮，（劉）後不循列妾禮，且陰造奇語以售謗，內侍郝隨、劉友端為之用」。

二

紹聖年間，蔡京交納內侍郝隨，同一時期，郝隨為元符皇後所用，蔡京是否因而與元符皇後暗通款曲，仍然未知，但《宋史·蔡京傳》關於蔡京初相的其他敘事提供了線索。

「太學博士範致虛素與左街道箓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後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類似記載，又見於《朱子語類》：「範致虛初間本因同縣道士徐知常，薦之於徽宗」，「致虛未到，即首疏雲：『陛下若欲紹述熙豐之政，非用蔡京為政不可。』」（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中華書局，1986年，第3128頁）

《宋史·蔡京傳》敘事曖昧，或為尊者諱，隱去了重要人物徽宗，而《朱子語類》未提及元符皇後，但自範致虛，經徐知常抵達徽宗的傳導鏈條中，元符皇後必然是重要一環，而溝通元符皇後與徽宗的，很可能是明達皇後。

明達皇後「繈褓而入禁庭，總角而親宸扆」，（《宋會要輯稿·後妃一》）由其卒年推斷，大約生於元祐三年至四年之間，生下不久就被抱入宮中，差不多同時，元祐四年興龍節前後，發生了北宋史上著名的「乳母案」，「雇乳母者為劉氏也」，（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三十六，中華書局，1992年，第10520頁）劉氏即元符皇後，「興龍節」為哲宗生日所設，即十二月八日。

時年，哲宗「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元符皇後大概只有十一二歲，卻為哲宗懷下第一個孩子，事件經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始為宣仁太後所知，宣仁太後先後給出兩個迥異的辯解理由：一說「先帝有一二喫乳公主也」；另一說「禁中為高族雇乳母」，皆經不起推敲：先帝去世已近五年，不可能還有一二需要母乳餵養的幼女；「為高族雇乳母」，就是為宣仁太後娘家雇乳母，宣仁太後向來標榜「抑絕外家私恩」，何以竟不惜動用宮中力量為娘家尋保姆？（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三十六，第10511、10518、10520頁）

自相矛盾之處，源於此事大出宣仁太後意外，因而慌不擇言，由此推斷，宣仁太後很可能事先毫不知情，言官卻將矛頭對準自己，屢屢觸及她作為祖母的「保佑」和「護視」之責，這勢必進一步觸怒宣仁太後，一怒之下，很可能將嬰兒扼殺於搖籃之內，畢竟，兩宋時期，「生子不舉」乃至溺殺司空見慣。

另外，《宋史·後妃下》稱，「（劉氏）生一子二女」，但《宋史·公主傳》、《東都事略》、《皇宋十朝綱要》等所有可見史籍中，僅留下元符皇後所生皇子茂及第二女懿寧公主下落，對於她生下的第一個女兒，「乳母案」的主角，均只字未提，間接呼應了以上推斷。

元符皇後流產或幼女被扼殺之際，尚在「繈褓」中的明達皇後被抱入宮中，而哲宗尚未納後，元符皇後是他唯一的女人，或「以同姓養為女」，借以填補痛失幼女的哀傷。《宋史·後妃傳》共收錄兩宋55位後妃傳記，「繈褓而入禁庭」，有案可稽的僅明達皇後一人，就足以說明一切。

元符皇後

北宋後宮的「養女」或「私身」，也被稱為「編外的後宮」，後妃們努力將「養女」精心培養為未來的後妃，以延續自身及其家族的榮寵。（彭康：《編外的後宮：北宋宮廷養女》，廈門大學2018年碩士論文）

元符三年四月初，聖瑞宮有位「私身」，因爭奪「養娘」未能如願，情急之下，縱火焚宮，落得個「決杖，配嫁車營務」的下場。聖瑞宮是朱太妃寢宮，朱太妃是哲宗生母，哲宗升遐之際，朱太妃欲與宰相章惇及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梁從政聯手，圖謀擁立自己另一個兒子，即哲宗同母弟簡王即位，不為徽宗以及擁立徽宗的向太後所容，向太後先拿哲宗乳母竇國婆開刀，宮人們想必從中嗅到不祥征兆。

聖瑞宮「私身」縱火案的消息不脛而走，莫名的恐慌像瘟疫一樣在深宮蔓延，下一個被引爆的，必定是元符皇後殿中，不僅如此，向太後更欲廢掉元符皇後，進而恢復元祐皇後的位號，元祐皇後就是元符皇後與郝隨聯手炮製「瑤華秘獄」，並唆使哲宗廢掉的孟皇後，如此一來，元符皇後要想扼住後宮的人心離散，註定徒勞無功，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為她們找好下一個最有價值的出口。

或許，「縱火案」不久，元符皇後就決定將「養女」進獻徽宗，至於徽宗與元符皇後之間的牽線搭橋者，實屬宮闈禁密，已不可考，但徽宗即位僅三個月之後，元符三年四月，明達皇後就被選為「禦侍」，（《皇宋十朝綱要校正》，第388頁）幾乎與「縱火案」同步。

「禦侍」是後宮內職名，即「祗應人」，雖夠不上任何品級，但足夠有機會接幸皇帝，徽宗生母陳氏入宮之初，就是一名「禦侍」，元符皇後同樣出身「禦侍」。

明達皇後「選為禦侍」的當月，十三日，徽宗顯恭王皇後生下皇長子桓，即欽宗。次年九月，鄭氏生下皇次子兗王檉，十一月，王氏生下皇三子鄆王楷，意味著明達皇後「選為禦侍」之際，徽宗可知的三位後妃相繼進入哺乳期或妊娠期，明達皇後必然獨得徽宗寵幸， 「入宮，即大幸，由才人七遷至貴妃」，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徽宗，內侍郝隨的命運以及蔡京的仕途，也將隨之改變。

三

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徽宗即位；「二月二十五日，管勾禦藥院郝隨、劉友端並與外任宮觀」，（《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內侍省》）《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徑以「逐郝隨、劉友端」稱之，徽宗自言，「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皆隨、友端所創也」。（《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五，第576頁）

但一年之後，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甲戌，向太後崩，隨即「內侍郝隨復以修內司進用」。「提舉修內司，領雄武兵千人，供皇城內宮省垣宇繕修之事」，一般由入內內侍省都知、副都知為「都大提舉內中修造」，（《宋會要輯稿·職官三〇》）而入內內侍省都知被視為「內臣極品」，「首冠禁庭」，（《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內侍省》）位高權重。

當初，徽宗貶逐郝隨、劉友端很可能迫於向太後壓力。徽宗即位前後的情勢，和「元豐末命」有些類似。所謂「元豐末命」是指元豐八年，神宗病危，引發「建儲事」，即立皇太子之爭，母親高太後、妻子向皇後為究竟由誰決定嗣君人選而明爭暗鬥。元符末年，當年的向皇後已為向太後，她在與朱太妃的權力博弈中，成為嗣君人選的最終決定者，並成功擁立徽宗即位，卻招致「皇帝踐祚，內外皆有異意之人」，徽宗雖為「長君」，仍不得不「堅請皇太後同聽政」，主動請求向太後垂簾。

元符皇後作為哲宗的妻子，自然是這場博弈中最有力的一極，卻因為幼子、愛女、夫君在元符二年閏九月乙未、戊戌以及三年正月己卯接二連三地離世，尤其是幼子夭亡，讓她失去目標人選，再加上哀傷所致，以至於在這場關鍵之戰中暫時缺席，但向太後對她的忌憚並未因此消除。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於福寧殿；八月壬寅，葬於永泰陵；癸亥，祔廟。但五月庚午，「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向太後垂簾，故以「簾中」稱之，「元符」即元符皇後，元祐皇後因廢居瑤華宮，故以「瑤華」稱之，可見哲宗尚未祔廟，向太後就迫不及待地要剝奪元符皇後作為哲宗妻子的身份，而貶逐郝隨、劉友端就意在剪除元符皇後在後宮中的勢力。

北宋歷代後宮的權力角逐中，內侍都或隱或顯地扮演著重要角色，朱太妃為所生子簡王謀取皇位依靠的是內侍藍從熙與梁從政，內侍閆守勤、裴彥臣是向太後心腹，內侍郝隨、劉友端為元符皇後所用，助其終成一代皇後，而向太後為鞏固和獨占「策立之功」，即「徽宗入繼大統」，「發謀、定策盡出於皇太後獨斷」的歷史定位，必然要對元符皇後痛下殺手。

向太後欲廢元符皇後，「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曾布：《曾公遺錄》，中華書局，2016年，第258頁）當初，哲宗「欲有所建立」，「不若稟兩宮，降手詔以告中外，於義為順」，即「以皇太後手詔立元符為後」更加名正言順，但「向太後手詔」卻是內侍劉友端偽造的，這給了向太後廢掉元符皇後的把柄和借口。而且，元符皇後與向太後之間的宿怨遠不止於此，紹聖三年，元符皇後時為婕妤，因為和元祐皇後爭「朱髹金飾」的「禦坐」，當眾出醜，於是，一氣之下，「不復朝」，幹脆不再向皇太後請安。

四

向太後欲廢元符皇後，但時為翰林學士承旨的蔡京拒絕撰寫詔書，並以「不廢元符、無嫌並後之意」，（《宋會要輯稿·後妃一》）主張應該保留元符皇後的位號。結果北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兩後並立」的荒唐局面，但「並後匹嫡，《春秋》譏之」，（《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第714頁）恢復自己作為哲宗唯一皇後的位號就成為元符皇後的首要目標。

即便是向太後已逝，以韓忠彥、曾布為首的宰輔集團作為「元祐皇後再復位號」的執行者，是很難為元符皇後「翻案」的，這就使元符皇後有易置宰相的動機和動力，這和徽宗宣布改元崇寧前後的心態一拍即合，宰相韓忠彥、曾布作為「建中之政」的製定者同樣不再適用於推行「崇寧之政」。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徽宗發布《建中靖國元年南郊改來年崇寧元年赦天下製》，「奉神考初行之誌，繹紹聖申講之文」，（《宋會要輯稿·禮五四之一二》）正式宣告恢復和繼承由父親神宗和兄長哲宗在元豐和紹聖年間開創和延續的變法與改革，這就決定了徽宗同樣需要一位新法的操盤手，作為碩果僅存的「元豐侍從」之一，蔡京就成為徽宗和元符皇後不謀而合的不二人選。

元符皇後與徽宗的合作很可能早已有之。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徽宗入繼大統；四月十三日，皇長子生，大約同時，明達皇後選為禦侍。和當年的「乳母案」如出一轍，皇長子降生，也成為徽宗逼宮向太後的重要契機。

讓人費解的是，第一個「乞皇太後不候升祔還政」的人，是內侍省高品白諤。「諤乃聖瑞殿中人，簡王之師父也」，「聖瑞殿」是朱太妃寢殿，對於朱太妃和簡王母子而言，徽宗是不折不扣的「竊國者」，母子倆對徽宗即位最為不忿，作為「聖瑞殿中人」、「簡王之師父」的白諤，卻不惜觸怒向太後，為徽宗爭取權利，這是十分反常而可疑的。

白諤公然道出徽宗的難言之隱，又像是揣摩「聖意」和有意迎合之舉，這給大臣曾布造成壓力，曾布不得不急著向徽宗表態，「臣下亦頗有愧於諤」，「此亦非獨白諤之言，外議有雲，陛下已生子，皇太後弄孫，無可垂簾之理」。（《曾公遺錄》，第263頁）

另一方面，白諤率先發難，又是最佳選擇，白諤與朱太妃母子的關系使其成為最能洗清徽宗嫌疑的人，同時還可以緩頰徽宗與簡王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像是朱太妃母子主動向徽宗輸誠，並納下的「投名狀」。

最後，白諤選擇發難的時機同樣引人註意。四月十三日，皇長子生，五月四日，明達皇後已「選為禦侍」，但皇長子尚未滿月，白諤獨樹一幟，似乎表明徽宗已經和元符皇後暗中結盟。

白諤是自發行為，還是他人授意，事涉宮闈，其詳已不可考，但並不能排除元符皇後居間運作的可能。向太後與朱太妃這對妻妾之間有隙，但徽宗、簡王君臣的奪嫡之爭，更難調和。

徽宗對幼弟簡王防範嚴密，擔心簡王借扈從靈駕而與宰相章惇、內侍梁從政、藍從熙等密謀，「惇於定策之初，宣言不當，今從靈駕西行，往返幾一月，而諸王亦皆從，及（梁）從政、（藍從）熙輩又亦俱行，惇麄疏暴率，語言舉措動或非理，其他雖未敢有所妄作，萬一於（簡）王府有一言交通，為朝廷所知，恐不可掩覆，若稍施行，則於陛下兄弟之間，未免傷恩，此不可不慮」。（《曾公遺錄》，第262頁）

徽宗與簡王的矛盾一觸即發，有可能對簡王母子施以援手的，只有元符皇後，畢竟，作為哲宗生母，朱太妃是元符皇後真正意義上的婆婆。如果猜測屬實，元符皇後授意朱太妃母子指使白諤率先問難向太後，就再合理不過，這是朱太妃母子根本無力拒絕的要求，哪怕進一步觸怒向太後，而元符皇後卻可以借此進一步交好徽宗。

白諤上疏在朝野間形成輿論壓力，向太後意識到「稱製終身之失」，「被殺不如自殺」，元符三年七月丙寅朔，向太後被迫向天下臣民宣告還政於徽宗；八月壬寅，葬哲宗皇帝於永泰陵；九月辛未，「以扈從靈駕不職」，章惇罷相；十月丙申，再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長沙）安置。

五

徽宗宣布改元崇寧的第10天，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日，蔡京復龍圖閣學士、知定州，開始踏上重返朝廷之路，次年六月丙申，蔡京除尚書左丞，晉升執政，製書稱蔡京「屬神考之有為，繼泰陵之克紹。更張述作，蓋嘗廷議而躬行；沮格廢興，又且目睹而心憤。力變難回之俗，必行已試之言」，（《宋宰輔編年校補》，第695）稱贊蔡京參與過「神考」（即神宗）與「泰陵」（即哲宗）兩朝的改革事業，並對元祐及元符末舊黨廢黜新法深惡痛絕，是徽宗力行「崇寧之政」的最佳人選。

不過，郝隨再次進用的時間，迄無定論，但陳次升《讜論集》有《奏彈郝隨復進三官狀》，而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以公（陳次升）為（遼天祚帝）生辰初使」，（陳次升：《讜論集》，中國書店，2018年，第10、262頁）也就是說，郝隨重返宮廷，必然在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以前，更在蔡京起於閑廢以前，卻在明達皇後「選為禦侍」之後，因此，他們很可能都受益於明達皇後，背後則是元符皇後，蔡京早年交納郝隨，經由郝隨而為元符皇後所知，元符皇後進而援引蔡京入朝，至少在時間上是極有可能的。

郝隨再次進用約一年之後，崇寧元年七月戊子，蔡京除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執政凡二月而相」，執政僅兩個月之後，先除右相，崇寧二年正月丁亥，蔡京再除左相，而元符皇後則是蔡京初相的最大受益者，元符元年七月丙寅，向太後還政，十一月甲子，徽宗降出《改建中靖國元年禦劄》，宣布改來年為建中靖國元年，意在上承太平興國「故事」，表明他有意借「兄終弟及」，重塑皇權合法性敘事，這為元符皇後改變自身地位和處境帶來契機，而援引蔡京入朝拜相，為她達成目標創造了可能。

蔡京拜相，隨即投桃報李，開始重新評價並不斷增崇元符皇後。崇寧元年閏六月辛未，蔡京初預執政第32天，徽宗主動以禦筆的形式為元符皇後「平反」，稱「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謂非後出」，「殺母取子，實為不根」，（《鄒浩重行黜責禦筆》，《宋大詔令集》，中華書局，1962年，卷第二一一，第801頁）元符二年八月戊寅，元符皇後生皇子，隨即，「母以子貴」，因「載育長嗣」，於九月丁未，皇子滿月之日，被立為皇後。（《宋大詔令集》，卷第十九，《立劉皇後製》，第91頁）

但言官鄒浩認為，皇子非元符皇後所生，而是卓氏所生，元符皇後卻「殺卓氏而奪之子」，徽宗禦筆不僅為元符皇後「辯誣」，還間接透露出為元符皇後「辯誣」初衷，就源於「繼體承祧」，暗示他重塑皇權合法性敘事的動機。

八月辛酉，徽宗再發布《加崇元符皇後詔》，「元符皇後實受遺訓，故定策之際，欽成皇太後深所付托」，（《宋大詔令集》，卷第一七，第86頁）這一詔旨明顯與事實不符，欽成皇太後即朱太妃，她意在擁立自己所生子簡王，絕無可能托付元符皇後策立徽宗。

和元符皇後一樣，徽宗同樣有根深蒂固的合法性焦慮和危機。當初，向太後策立徽宗的理由是，「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二十）但徽宗皇位畢竟繼承自哲宗，而非神宗，而元符皇後作為哲宗配偶，享有對其遺產/皇位的處置權，但向太後喧賓奪主，一旦向太後薨逝，徽宗亟需借元符皇後的「定策之勛」為皇權合法性背書，加崇元符皇後就是對其「定策之勛」的必要酬傭。

九月丁酉，禦史中丞錢遹要求追責韓忠彥、曾布、李清臣等謀廢元符皇後事；（十月）甲戌，「以禦史錢遹、石豫、左膚及輔臣蔡京、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等言，罷元祐皇後之號，復居瑤華宮」，徽宗廢黜元祐皇後，再次肯定元符皇後作為哲宗唯一皇後的歷史定位，此事正是由郝隨、蔡京主導，「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後」，（《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後妃下》）而錢遹除禦史中丞，由蔡京薦引，必為蔡京所用。

崇寧元年十二月辛酉，徽宗「贈哲宗子鄧王茂為皇太子，謚獻湣」，（《宋大詔令集》，卷第二十五，《哲宗子鄧王贈皇太子改謚獻湣製》，第130頁）在循序漸進的一系列操作之後，冊元符皇後為崇恩太後，順理成章，「（孟）後由是復廢。遹、豫遂言元符皇後名位未正，乃冊為崇恩太後」。

先為元符皇後「殺母取子」辯誣，從而為皇子茂正名，再追贈皇子茂為「皇太子」，進而確認元符皇後的「定策之勛」，最終，冊元符皇後為崇恩太後，可謂步步為營，水到渠成，有著極其周密的謀劃和設計。這些對「粵自幼歲」就已「身居九重」的元符皇後而言，是很難勝任的，背後顯然有宰相蔡京參與，內侍郝隨很可能成為元符皇後與蔡京之間的聯絡人，當然，蔡京也借刀殺人，乘機剪除了自己的政敵。

當然，蔡京與元符皇後及明達皇後的關系遠不止這些，後來，蔡京之子「鞗尚茂德帝姬」，帝姬即公主，茂德帝姬的生母正是明達皇後，而同樣出自元符皇後殿中的明節皇後得以重入宮中，以明達皇後「養女」之名，最終成為徽宗的另一名寵妃，依靠的則是內侍何䜣與楊戩，而楊戩、何䜣之所以崛起，就在於蔡京當權之際，以何䜣、楊戩等五人提舉修建「延福五位」，這一職能必然屬於修內司，由此推斷何䜣、楊戩也很可能出自郝隨門下。

在與元符皇後、明達皇後暗通款曲之後，蔡京一黨也進一步坐大，但更為重要的是「帝緣哲宗故，曲加恩禮，後以是頗幹預外事」，元符皇後的政治野心因此日益膨脹，終至於政和元年徽宗「大病」之際，元符皇後「有垂簾意」，徽宗不惜「殺嫂」，以解除元符皇後對於皇權的威脅，而關鍵時刻，蔡京仍不惜觸怒徽宗，極力回護元符皇後，只是未能挽救元符皇後的性命而已。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