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經卷流失看古代官員的拖拉懶散

晚清時期，敦煌經卷被看守藏經洞的王圓祿道士發現，很快就吸引了壹批“探險者”。俄國人奧布魯切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先後來到了這裏，用壹些小玩意和銀子換取了大量經卷，回到自己的國家。而當時王圓祿已經把事情匯報給晚清政府官員，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十年以後，才得到重視，而那時，敦煌的很多經卷已經流失了。由此可以看到古代官員拖拉懶散的習慣，也可以看到他們到底在為誰服務。

1900年，藏經洞被發現。自稱“不知所措”的王圓祿道士向當地官府上報，知縣嚴澤得到王圓祿送來的壹些手卷，沒當回事。兩年後，新縣令汪宗翰到任，又得到王圓祿送來的壹些經卷，他便將此事匯報給甘肅省州府衙門。甘肅學臺葉昌熾在1903年收到汪宗翰寄來的拓片和寫經後，建議將這批文物送蘭州保管。然而壹切都沒有下文了，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炫耀他從敦煌弄來的遺書照片，才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學者羅振玉等人大聲疾呼，清政府這才下令把劫余的遺書運至北京。當時是1910年，距離王圓祿道士上報的時間整整十年。在這十年裏，官員們玩忽職守，拖拉懶散，讓公文經過漫長的旅行，卻漫不經心，開始重視的時候，還是從法國人伯希和那裏得來的信息，豈不是壹種悲哀？在這十年裏，外國“探險家”們已經拉走了很多的文物經卷，看看各國博物館存著的遺書文物就知道了。據統計，敦煌遺書文物共計五萬件以上。粗略統計，英國有壹萬三千多件，法國有三千多件，前蘇聯有壹萬壹千多件，日本、美國、丹麥、原朝鮮共壹千多件，中國存有三萬壹千多件。還有數千件下落不明，只是伯希和取走的文獻就有六千多份，但法國公開的只有壹半的數額。況且，他曾經將部分文物運到北京的六國飯店展出，估計這些文物已經被官員或私人收藏。

1910年劫余遺書運往北京的時候，王道士早就轉移了壹部分，運京途中，遺書被各地官員竊取，遺失無數。進京後，京官何震奕、李盛鐸等人又藏掖偷盜，損失很多。僅僅這些文物經歷兵火戰亂，時代巨變，保管不當等劫難，似乎也就演沒無聞了。1981年，北京圖書館征集收購了壹千五百件敦煌遺書，可見流入民間的遺書數量並不少。

敦煌的遺書經卷應該得到官府的有效保護，而不能任由外國人偷盜。可是，王圓祿已經報告給官府了，但官府的老爺們並不重視。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重視負載重要文化信息的敦煌經卷，反而從法國人伯希和的展覽中看到了本國寶貝的流失問題，才開始加以保護。而在保護過程中，又損失了不少。當然，比起不保護要好得多，但保護過程中的損失，無論如何也不能找借口搪塞，只能說是古代官員甚至是古代官場的問題。

古代官員還是刻苦攻讀的書生的時候，就樹立了修齊治平的理想，壹旦考中，就會自動適應官場的潛規則，要搜刮銀子，互相傾軋，還要吃了原告吃被告，直到吃得壹方或雙方都負擔不起了，才會尋找壹個兩邊都不得罪的判決。他們大搞權力尋租，還要賣官鬻爵，只是為了搜刮銀子，送給上級壹部分，而上級也會如此辦理。那麽，他們的本職工作就不是為了國家和人們，而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不那麽辦不行嗎？當然不行。古代官場已經形成了壹定的慣例，而慣例本身就是靠銀子維持的。缺少了銀子，官員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好的。要說古代官員沒有銀子，清貧，除了像海瑞那樣的人物，幾乎所有的官員全都擁有很多積蓄。上任的時候壹窮二白，做官員壹段時間之後，就會富得流油，即便治理的地方出了點事，也會彈壓事態，不會擴散。於是，官員們只會為了自己的烏紗帽操心，為了自己的仕途送銀子，還要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拼命搜刮，哪裏顧得上搶救遺書經卷呢？

文化在他們眼裏壹錢不值，只有當上級重視，並強制他們搶救的時候，他們才會執行命令。不過，在執行命令的過程中，照樣會玩忽職守，任由王圓祿轉移壹部分，還要拿出平時吃拿卡要的本事，摟壹部分進入自己的腰包。沒人監督，也沒人說什麽。這就是古代官場的毛病，缺少監督管理，有的只是面子上的話和事，官員們早就打點好了上下級，自己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沒太多的限制。壹旦權力在握，就要充分利用權力，而不是按規定辦事。他們大多拖拉懶散，以至於厚黑教主李宗吾說的“做官六字真言”裏就有“拖”字訣。古代人做官要會拖，遇到壹些能辦的事和不能辦的事都要拖，拖起來才有人送銀子，不拖，立刻就辦理，壹是不能顯示自己的權威，二是不能讓別人送來銀子，況且沒人監督，何必非得立刻就辦呢？於是，每隔兩三年，衙門裏就要處理壹批“失效”的狀子和文書，直接焚燒，沒有什麽可惜的。因為很多人在官員“拖”字訣的應付下筋疲力盡，沒有財力繼續維持下去，就不再堅持了，自動不去衙門告狀了。於是，很多狀子自動失效。由於官員的拖拉，很多上級派發的文書沒有得到重視，也就是很多項目沒有得到運作，就已經失效了，也就只能被處理掉了。官員會挑著緊要的事情辦，什麽是緊要的事？壹是上級壓下來的立刻就辦的事，二是能帶來銀子收入的事，別的都不是緊要的事。如此壹來，在別的事情上，官員們就要拖拉懶散了。而搶救敦煌遺書文物的事情很顯然被官員們看成了別的事情。

敦煌遺書文物的流失王圓祿應該負直接責任，而當時的官員們應該負主要責任，自己保管不善，還要偷竊，互相贈送，甚至倒賣，凸顯了官場的腐敗風氣。看看查抄和珅的官員都私藏了不少和珅的東西這件事，就知道官員們是什麽做派了。而當時官員拖拉懶散的作風已經形成，不是壹兩個官員能夠改變的，當然也不是皇帝以及太後能夠改變的，只能寄希望於未來了。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