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如何從一介書生到晚清第一重臣

奏折是高級官員給朝廷的“工作報告”、請示和建議，稍稍重要之事，臣屬都要向朝廷“彙報請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閱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長，或者說要盡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數都是國家、地方的政治、軍事、經濟大事，其中不少又與上折者個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關，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陳明原委、說透道理，委實不易。可以說，奏折中的每一個字都十分珍貴，都不能“浪費”，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寫奏折、廣而言之下級如何向上級“打報告”，確實大有學問。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兩江總督曾國藩上了一道《參翁同書片》，指責曾任安徽巡撫的翁同書對曾參與地方鎮壓撚軍、但後來又割據一方抗清的苗沛霖處理不當、棄城而逃、謊報軍情等數條罪狀，要求朝廷嚴懲。

此折一上，朝野震動。因爲翁同書的父親翁心存曾入值上書房達二十余年，鹹豐皇帝、恭親王等道光帝的幾位皇子都是他的學生，曆任工部、吏部尚書；翁同書的兩個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權位如此之高竟有人鬥膽敢“參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動？

以翁家權位如此之高，要參奏翁同書，曾國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幾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備選。在幾份稿本中，他獨獨選中了此時還是他的私人幕僚李鴻章（字少荃，1823－1901）之稿。事實證明曾國藩所選不錯，如此重要之折，李鴻章只以區區不到六百字便將事情“搞定”，迫使本來有心回護翁同書的朝廷只得“比照統兵將帥守備不設，爲賊與掩襲，以致失陷城寨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

曾國藩研究專家唐浩明先生認爲，此折表明李鴻章寫折的本領比其師曾國藩“還要辣”。據說曾國藩曾經贊賞李鴻章說：“少荃天資于公牍最近，所擬奏咨函批，皆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于藍，亦未可知。”因此，曾國藩在軍情緊急之中要李回鄉組建“淮軍”援滬、使其得已開始經營自己的政治、軍事力量。就在李爲曾寫了《參翁同書片》幾個月後，曾又推舉李爲舉足輕重的江蘇巡撫。早想建功立業卻屢受挫敗因而大發“昨夢封侯今已非”之歎、以“書劍飄零舊酒徒”自嘲、在無奈之中托人介紹才加入曾國藩幕府的李鴻章，終于志得意滿，從“替別人”寫折變成“爲自己”寫折，其一生事業，便由此“隆隆直上”。

從一介書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動蕩時代特有的風雲際會，更有李鴻章本人的通權達變、審時度勢。這種曆史風雲與老謀深算，當然也反映在他給朝廷的奏折中。

從1862年任江蘇巡撫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來李鴻章一直位高權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權謀與“寫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盡致。在不少有關國家大政及一些與他本人利益相關的事情上，他與朝廷的主張並不一致，但多數情況下，他卻都能迂回曲折達到目的，並在奏折中列舉種種理由說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張。

更重要的是，由于參與大量國家、地方政務與機要，李鴻章的奏折內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會、經濟的重要信息。僅從本書所評點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1861年其“基本國策”如何發生重大變化，使其“死裏逃生”，又贏得幾十年時間；他怎樣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勝軍”、使其爲己所用鎮壓太平軍卻又不致尾大不調、失去控制，利用與控制之間反映出清政府與列強間的複雜關系；他在對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據理力爭，更有忍讓妥協；他怎樣衝破重重阻力，“遇到紅燈繞道走”想方設法修鐵路、架電線、造輪船、派留學生直至支持“商辦”企業，艱難推進洋務運動；曾、李在與朝廷的博弈中爲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議、協調與呼應，表明了地方勢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敗，統治者的颟顸無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盡致……

奏折當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對奏折的點評、研究，除了分析其寫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義的是要透過奏折的“文本”分析隱藏其後的具奏者的真實意圖、見識、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時代、社會背景與意義。所以，“奏折中的曆史”往往比只有“結果”而缺乏“過程”的“史冊中的曆史”更加生動、豐富，給人的曆史感受更加深刻。與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飾。如果說奏折更多“台面”上的東西，信函則更多“台下”的活動，寫信人的思想、真實意圖往往表現得更加直接，是了解曆史人物及其時代、社會背景的另一個重要渠道。因此，本書也對李鴻章給曾國藩、總理衙門、海軍衙門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點評。目的依然是期望通過“奏”“函”兩相對照，人們能對其人其事，對衰世忠臣在大變動時代依然竭力掙紮、力圖維持一個一直在風雨飄搖中的腐朽政權的那種無奈心境與悲涼命運，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狀況的了解更加深刻、詳細、生動。

李鴻章死後，梁啓超寫道：“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他的“才”、“識”、“遇”，其實也就是他“個人”與那個激烈動蕩的時代、與那個江河日下的王朝的關系，這些，也生動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