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國從隆盛走向衰敗的終極原因

安祿山本雜胡 （ 父胡母突厥 ）， 玄宗於 742 年任之為平盧節度使 ， 旋即兼範陽節度使 、 河東節度使 ， 使今河北 、 山西 、 內蒙古 、 遼寧等地均受其統治 ， 擁兵十八萬之眾 。

玄宗四十二年 （754） 正月 ， 宰相楊國忠言安祿山必反 ，“ 試召之 ， 必不來 ”， 安祿山聞命即至 ， 玄宗由是益親信安祿山 。 據說安祿山以唐玄宗待之厚 ， 欲其死後始叛 ， 楊國忠數次奏安祿山將反 ， 唐玄宗不聽 ， 楊國忠乃數次設法刺激安祿山 ，“ 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 ”。 玄宗四十四年 （755） 十一月 ， 安祿山以討楊國忠為名遂反 。

後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 部將史思明殺慶緒 ， 史思明復為其子史朝義所殺 。 安史之亂前後長達八年之久 （755—762）。 經此一亂 ， 社會破壞慘重 ， 肅宗時全國人口已銳減至三百九十三萬戶 ， 幾乎減少了三分之二 ， 一百余年來所滋養出的繁榮隨風而逝 。

唐代衰亡的製度原因

歷代的政治 ， 就像一支龐大的交響樂隊 ， 有三大要素 ： 樂章 、 指揮者 、 伴奏者 。 唐初四大製度 （ 租庸調製 、 府兵製 、 三省製與科舉製 ） 是樂章 ， 唐太宗是揮舞指揮棒的人 ， 房玄齡 、 杜如晦 、 李勣等是演奏不同樂器的樂師 。 他們根據美好的樂章 ， 奏出了千古贊賞的絕妙佳曲 —— 貞觀之治 。 唐太宗逝世後 ， 承繼他的指揮人雖遠不如他 ， 但只要能按著旋律演奏 ， 一樣清音悅耳 ， 嘹亮不絕 。 指揮與伴奏均在叠更 ， 只要樂章不變 ， 整個唐代仍然循康莊富強之道前進 。 一到樂章改變 ， 才出現鼓噪雜亂的音響 ， 令人掩耳 。

唐初四大製度自武則天 、 韋後以迄玄宗 ， 已逐漸腐蝕轉化 ， 至安史之亂後 ， 租庸調與府兵製已徹底被改變 ， 三省製與科舉製則已變質 ， 弊竇叢生 ， 失卻創製本意 。 柱石腐潰 ， 大廈焉得不傾覆 。

租庸調製不僅按耕地 、 戶口與人丁合理分配負擔 ， 並有為民置產的命意 ， 實行此製 ， 必須嚴密調查戶籍 。 唐高祖時即規定每年一製 “ 計賬 ”， 即預計下一年的徭役之數 ， 以為庸之張本 ； 另規定每三年一製戶籍冊 ， 以為租調之根據 。 戶籍冊上尚須繪當事人之相貌形狀 （ 類似今之照片 ）， 以免奸欺 。

但到唐高宗晚年 ， 由於計賬戶籍失實 ， 農民負擔不均 ， 賦役苛重 ， 因此農民逃亡 、 戶籍隱漏的情況日益嚴重 。 同時 ， 土地兼並之風亦盛 。 失掉土地的農民 ， 淪為莊田的雇農或佃農 ， 佃農所納田租 ， 十倍二十倍於租庸調製 。

府兵製亦逐漸變質 。 唐初為府兵者租庸調全免 ， 故人多樂為之 ， 亦頗受尊重 。 唐高宗以後 ， 天下承平 ， 府兵不受重視 ， 將領亦視之為廝養 ， 役使如奴仆 ， 府兵地位低落 ， 農民甚至自殘肢體以避之 。

玄宗時代 ， 均田製崩潰 ， 府兵製失其依據 ， 已至名存實亡的境地 。 玄宗十二年 （723）， 宰相張說以番上之府兵羸弱 ， 且逃亡殆盡 ， 乃請用募兵方式 ， 征集拱衛京師之宿衛 。 安史之亂起 ， 征募之兵皆不戰而潰 ， 代而興者為 “ 禁兵 ”。

禁軍為直屬皇帝的武裝力量 ， 李隆基曾憑借萬騎禁軍平定韋後 。 禁軍共有左右十軍 。 唐德宗信任宦官 ， 讓宦官統率禁軍 ， 宦官用以挾製朝政 。

三省製在政治上有抑製平衡與集思廣益的功能 ， 但主要靠皇帝英明 ， 能選才任賢 。 唐玄宗晚年任用李林甫 、 楊國忠等奸佞之人 ， 他們濫用親近 ， 普施官祿以收買人心 ， 中央地方官吏日漸增加 ， 做官成為發財之道 。 朝廷官僚充斥 ， 階職繁多 ， 加以唐製中央集權 ， 地方官權位低微 ， 形成重內輕外情形 ， 致使內外政治腐化懈弛 。

科舉製亦發展出偏差 。 唐代科舉之項目很多 ， 常設者有明經 、 進士等八科 。 玄宗晚年 ， 進士科已只重詩賦 。 進士甚受朝野尊崇 ， 這是促成唐代文學興盛的主要原因 。 但這一批以聲韻辭章為學 ， 吟詩作賦為務之進士 ， 一旦為官 ， 酬觴吟和 ， 風流自賞 ， 不懂政事 ， 也不屑於理政事 。 科舉製為百姓開進仕之途 ， 但遴選出的是一批飄逸浮華的文士 ， 使政治敗壞 。

唐代衰亡的三個新興因素

安史之亂後 ， 有三大新興的因素出現 ， 即藩鎮 、 宦官與朋黨 。 這三股勢力 ， 交互激蕩 ， 終於使唐朝走向覆亡之途 ， 中華世界遂由殷庶康莊而逐漸淪入雕零殘破 。

藩鎮是安史之亂的禍源 ， 固非始於安史之亂 。 唯此事變之後 ， 藩鎮變本加厲 ， 根基加深 ， 範圍更廣 ， 為禍更劇 。 節度使本由唐初撫馭邊疆外族之六都護府演化而來 。 玄宗時的節度使 ， 除劍南及嶺南而外 ， 其余均在西北 、 東北邊境 。 玄宗時期中央權勢顯赫 ， 各節度使均極馴服 。 安史之亂時 ， 唐肅宗亟欲收復兩京 （ 長安 、 洛陽 ）， 未用李泌之策 ， 直搗安史之巢穴 ， 反封其降將為藩鎮 。 故安史之亂雖平 ， 藩鎮之禍未已 。

藩鎮之範圍逐漸擴大 ， 遍及全國各地 ， 最後連長安附近亦有藩鎮 。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欲擴大封地 ， 歷數大臣過失 ， 且曰 ：“ 此去長安百八十裏 ， 智光夜眠 ， 不敢舒足 ， 恐踏破長安城 。 至於挾天子令諸侯 ， 唯周智光能之 。” 藩鎮如此專橫跋扈 ， 原因有三 ：

一 、 宦官專權 。 唐肅宗以後 ， 宦官李輔國參與軍事 ， 權勢日大 ， 逐漸掌握藩鎮黜陟之大權 。 皇帝常派遣宦官為 “ 監軍 ”， 監督藩鎮將領的軍事行動 。 監軍不諳軍事 ， 但權力大 。 戰勝則宦官急忙向皇帝報捷邀功 ， 戰敗則宦官對主將百端淩辱 。 若幹忠於朝廷的藩鎮 ， 在宦官的淫威之下 ， 自懷二心 ， 藩鎮的離心力自日益增加 ， 朝廷討伐無功 ， 只有 “ 赦之 ” 之一法 。 如此發展下去 ， 服從中央反可能殞身 ， 實際獨立或叛逆則未必獲罪 。 由製裁到姑息 ， 中央完全失去統馭地方的能力 。

二 、 自禁軍代替府兵與騎而成為皇帝的唯一武力後 ， 禁軍之權 ， 全操在宦官手中 。 宦官唯借以作威作福 ， 真正作戰 ， 則見敵即潰 ， 成為擄掠的主力 。 朝廷直接控製的地區 ， 只有江南八道 ， 僅有一百四十萬戶百姓 。 養兵之糧糈缺乏 ， 也是禁軍戰鬥力弱的原因 ， 故一有叛亂 ， 只有用聽命的藩鎮去討伐叛逆 ， 這些藩鎮亦不過利用機會 ， 擴張一己之地盤而已 ， 如此相反相成 ， 藩鎮之禍亦愈演愈烈 。

三 、 藩鎮總製領域的軍政財權 。 唐德宗初行兩稅製時 ， 藩鎮尚需向中央輸三分之一的稅收 。 此後藩鎮逐漸抗命 ， 聚斂所得 ， 完全擅自支配 。 更進而自立名目 ， 征收賦稅 。 藩鎮獨占鹽鐵之利 ， 甚至自鑄錢幣 ， 以增加財源 ， 稱霸一方 ， 這與中央之府庫耗竭 ，“ 賞賚不時 ， 士卒有怨言 ” 適成對照 。 藩鎮經濟力量充實 ， 故能養兵以自固 ， 亦能網羅人才為己用 。

藩鎮是一批有權無識之武夫 ， 他們生活奢靡 ， 只知窮民間財富以自享用 ， 朘削百姓以養軍隊 。 所以 ， 農村經濟破產 ， 百業蕭條 。

唐代的第二個禍源是宦官權勢之高漲 ， 遠超過後漢 。 唐代宦官幹預朝政弄權 ， 始於唐肅宗時之李輔國 。 唐肅宗崩後 ， 李輔國為中書令 ， 是以宦官拜宰相矣 ！ 宦官因統率禁軍 ， 藩鎮多出身禁軍 ， 中央要職亦多其門下 ， 故終唐之勢 ， 宦官權勢不衰 ， 朝臣敢有稍露反對之意者 ， 輒遭屠戮 。 宦官不僅對朝臣 ， 對皇帝亦任意廢立弒殺 。 自唐穆宗以後八代皇帝 ， 八十余年間 ， 為宦官所立者七位 ， 兩帝被弒 （ 如連唐憲宗在內 ， 則是三帝 ）， 一帝 （ 唐昭宗 ） 被幽 。 在朝廷用人行政完全受製於宦官後 ， 朝政日益腐化 ， 貪權納賄之風盛行 ， 百姓更深受其巧取豪奪之苦 。

使得唐代衰亡的最後一個因素是朋黨 。 唐文宗 （826—840 在位 ） 嘗嘆曰 ：“ 去河北賊易 ， 去此朋黨難 ”， 足見唐代朝廷黨爭之劇烈 。 所謂朋黨 ， 實即豪門世族與進士出身兩者之間的沖突 。 科舉製打破了世族壟斷政治的傳統 ， 平民競進而皆有入仕之機會 。 官場職位雖多 ， 仍無法饜足求仕者之眾 ， 由是結黨自固 、 排擠異己之事自然發生 。

出身豪門世族者流 ， 由於家世關系 ， 多數有教養 。 關隴大世家 ， 均承北朝余緒而重視儒術 ， 故多務實而輕浮華 ， 而且從小耳濡目染 ， 對實際政治較有認知 。 他們雖也熱衷政治 ， 但由於教育及家世關系 ， 不至於不擇手段和只求高官厚祿 。

進士則 “重藝文，習奢靡”，他們獵取高官厚祿不擇手段，阿諛逢迎權貴，尤其是宦官和藩鎮，且無所不用其極。這類人士，自為閥閱出身的世族所不齒。

一般所謂 “ 牛李黨爭 ” 的解釋是牛僧孺與李德裕朋黨爭權 ， 實誤 。 李 ， 是指李宗閔 。 牛僧孺與李宗閔兩位進士出身的人 ， 依附宦官 ， 排除異己 ， 黨同伐異 ，“ 使牛 、 李權勢赫於天下 ”， 他們最想打擊的是世族李德裕 （ 同時也是進士 ）。 牛李黨 “ 紛紜排陷 ， 垂四十年 ”（ 大致是 809—849 年 ）， 中間經歷六位皇帝 。 士大夫勾結宦官 ， 攬權傾軋的結果 ， 朝政自是敗壞 。

唐玄宗以後，盛唐立國的支柱開始腐蝕變質，加上藩鎮、宦官、朋黨的無情摧殘，大廈已搖搖欲墜。民變再掀起狂風暴雨，唐代傾覆的命運便來臨了。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