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孝莊靠哪些大臣助子登基？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突然病逝。皇太極死後，其弟睿親王多爾袞與皇長子肅親王豪格爭位激烈，相持不下，一時出現繼統危機。以孝莊為核心的崇德後宮作為皇權的代表者，與兩黃旗重臣圖賴、索尼、鰲拜等人聯合，迫使多爾袞、豪格做出讓步。八月十四日，諸王大臣於崇政殿定議，由年僅六歲的皇九子福臨即皇帝位，45歲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與32歲的多爾袞共同輔理國政。

繼統危機的解決過程中，弱女子孝莊究竟如何幫助兒子福臨登上皇位？在這段歷史中，在關註孝莊與多爾袞之間的“感情”而外，兩黃旗大臣應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力量。

從繼統危機發生乃至解決，兩黃旗大臣始終表現出參議皇嗣人選的主動性，令人刮目。

皇太極剛剛去世，兩黃旗主要大臣“圖爾格、索尼、圖賴、錫翰、鞏阿岱、鰲拜、譚泰、塔瞻八人，往肅王（豪格）家中，言欲立肅王為君，以上（福臨）為太子，私相計議。”(《清世祖實錄》卷37，順治五年三月己亥。）可見，兩黃旗內部已形成一支主張立帝之子的中堅力量。

八月十四日會議前夕，即“太宗崩後五日，睿親王多爾袞詣三官廟，召索尼議冊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清史稿》卷249，《列傳》36，《索尼》。）明確表示應立帝之子。而多爾袞身為親王，這一屈躬摸底之舉，亦從反面證明兩黃旗大臣的態度很受重視。

八月十四日“黎明，兩黃旗大臣盟於大清門，令兩旗巴牙喇兵張弓挾矢，環立宮殿，率以詣崇政殿。”造成先聲奪人之勢。會議開始後，索尼與鰲拜“首言立皇子，睿親王令暫退。”（《清史稿》卷249，《列傳》36，《索尼》。）接著，議立豪格、多爾袞、多鐸、代善的方案先後出臺，各方不能達成一致。在陷入僵局的關鍵時刻，兩黃旗大臣“佩劍而前曰：‘吾屬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此前，豪格已表示“‘福小德薄，非所堪當’，固辭退去。”這時，代善以老病為由抽身離開會場，阿濟格“隨而出”，多鐸“默無一言”。多爾袞見自立無望，迫於兩黃旗大臣的壓力，提出“當立帝之三子（編者註：第三子為第九子之誤）。而年歲幼稚，八高山軍兵，吾與右真王（濟爾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即歸政。”（（朝鮮）《沈陽狀啟》，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遼寧大學歷史系清初史料叢刊本，第514頁。）這一建議為與會者接受，從而為皇太極死後皇權交接的順利完成，鋪平道路。還應看到，此次會議最後議定福臨為皇位繼承人時，六位實力最強、最有發言權的親王、郡王中，竟有三人（豪格、代善、阿濟格）於中途退出會場，這是與議立皇太極為嗣汗時迴然不同的情況，說明鬥爭的復雜性與激烈程度，都超出前者。

會議之後，索尼與譚泰等共六位兩黃旗大臣“盟於三官廟，誓輔幼主，六人如一體。”（《清史稿》卷249，《列傳》36，《索尼》。）不久，碩托、阿達禮等人擁立多爾袞的密謀暴露。《清世祖實錄》卷1，崇德八年八月丁醜。八月二十二日，兩黃旗大臣、侍衛共210人“盟誓天地”，效忠幼主，“如效先帝時”，不得“諂事諸王”，“結黨謀逆。”（《清世祖實錄》卷1，崇德八年八月癸未。）

按照八王共治制所規定的汗位推選制原則，議定新帝，乃宗室諸王份內之事，因此，議立皇太極為嗣汗時，八旗大臣並無發言權。八月十四日會議上，諸王宗室，特別是爵位最高的四位親王、兩位郡王本應是主角，參加會議的兩黃旗大臣，只應充任陪襯角色，遵諸王旨意行事，唯前者馬首是瞻。但是，恰恰相反，兩黃旗大臣不僅於會前以武力示威，會議伊始先聲奪人，當眾人之議“未及歸一”時，兩黃旗大臣再次挺身而出，慷慨陳詞，表達立帝之子的堅定決心，從而迫使多爾袞提出上述方案。解決繼統危機的全過程中，兩黃旗大臣作為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始終居於主動地位，在關鍵時刻起到重要作用。兩黃旗大臣這種反客為主、敢於公開與諸王抗爭的表現，與其身份不相符合，在後金歷史上從未曾有。

兩黃旗乃皇帝自將之旗，兩黃旗大臣的切身利益，與崇德皇權休戚相關。繼統危機中，兩黃旗大臣之所以能與崇德後宮的主張相一致，舍棄豪格，力主立福臨為帝，很大程度上是為維護其既得利益這一動機所驅使。如果豪格稱帝，正藍旗的地位將大大上升，這對兩黃旗大臣極為不利，只有福臨繼位，才能避免這一結果。

下述情況，從另一角度反映出兩黃旗大臣的重要作用。

當多爾袞拒絕阿濟格和多鐸的勸請後，阿濟格和多鐸曾一語道破多爾袞之顧慮所在：“汝不即位，莫非畏兩黃旗大臣乎？”（《清世祖實錄》卷63，順治九年三月癸已。）

繼統危機解決後，豪格曾對人說：“固山額真譚泰、護軍統領圖賴、啟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碩睿親王。”“和碩睿親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壽幾何，而能終其事乎？設不克終事，爾時以異姓之人主國政，可乎？”（《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戊午。）豪格因未能繼承帝位，牢騷滿腹，認為多爾袞是因得到兩黃旗的支持，才登上攝政之位；並預言如果多爾袞英年早逝，兩黃旗大臣將繼而代之。

豪格的上述看法，反映出兩個重要事實。其一，經過皇太極的多次懲治，八旗旗主、諸王貝勒普遍受到貶抑，惟有皇太極獨尊，淩駕諸王之上，而諸王貝勒的權勢，皆不足以與皇權相抗衡。其二，與崇德皇權的發展同步，兩黃旗因是“皇上旗份”，實力不斷增長。繼統危機中，無論何人，必須同兩黃旗大臣聯合，實質上也是借助皇權的力量，方有可能在這場政治角逐中，取得勝利。豪格正因失去兩黃旗大臣支持，成為角逐中的失敗者。痛定思痛之後，他才有此認識，為時晚矣。多爾袞也主要由於未能獲得兩黃旗大臣的支持，被迫退出皇位之爭。

兩黃旗大臣能夠在繼統危機的解決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是崇德皇權已較為集中，皇權基礎較為牢固的體現，同時，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依據八旗制度，八旗大臣是各旗旗主的家仆屬人，與旗主之間具有隸屬關系，上下尊卑分明，不可逾越。兩黃旗大臣亦無例外。兩黃旗旗主皇太極去世後，兩黃旗大臣的家仆屬人身份，並未改變。

兩黃旗大臣的權勢來自皇權，必須以皇權為依恃，皇太極在世時如此，其死後亦然。否則，解決繼統危機過程中，他們就不可能與諸王相抗衡，並為諸王所畏懼，甚至被認為有“主國政”之勢。

質言之，皇太極暴卒後，兩黃旗大臣惟有以清皇室為靠山，在其支持下，才能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行動。在皇太極未立儲嗣而亡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與皇權關系最為緊密，並在某種意義上講可以代表皇權者，非皇太極妻室，即崇德後宮莫屬。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