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的故事，跨越千年的文物何以道來

正於遼寧省博物館熱展的“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新近宣布延期至3月底。這一展覽首次用文物講述唐宋八大家的故事。盡管疫情令絕大多數觀眾不能親至展廳，可這並不能阻擋人們對其投來關註。更何況VR數字展廳已同步上線，讓大眾得以隨時隨地看展。

總計書法、繪畫、古籍、碑帖拓片、陶瓷等門類的115件（組）作品匯聚在此次展覽，其中宋人《仿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北宋徽宗趙佶《瑞鶴圖》、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北宋歐陽修《行書譜圖序稿並詩卷》、明仇英《赤壁圖卷》等都是難得一見的國寶級文物，53件遼博館藏文物為首次展出，並從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等多家文博單位借展藏品。盡管一提唐宋八大家，人們大多會將其與文學相聯系，因為他們都以散文著稱，共同構成古文運動的核心力量。其實，他們作為中國古代文人的典型代表，又大多兼具書畫家、學者等多重身份，因而展覽中有不少文物就出自八大家之手。而它們與更多文物的有機組合，更為人們構築起一條移步換景的展覽敘事線，讓人們看見唐宋八大家的文華墨彩、家國情懷，領略雄唐雅宋的風采，感受綿延千年的文脈。

歐陽修《行書譜圖序稿並詩卷》

【 國寶引領時代風華 】

宋人《仿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契合著唐宋八大家“效法古道”的一致追求；北宋徽宗1112年完成《瑞鶴圖》，這一年蘇轍辭世，由此宣告了“唐宋八大家”時代落幕

在諸多參展文物中，宋人《仿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北宋徽宗的《瑞鶴圖》堪稱國家級珍寶，尤為引人矚目。看上去，它們似乎與唐宋八大家的關聯度不那麽明顯。事實上，這兩件繪畫作品所昭示的是中華文明的融會貫通、一脈相承，也是引領觀眾走進文人藝術的極好範本。

《洛神賦》本是三國才子曹植的傑作。它用浪漫主義的筆法，描摹了驚艷絕倫的洛神姿容和飄渺迷離的人神愛戀。然而，文字總不及圖像來得直觀和生動。於是，東晉畫家顧愷之暈染水墨，讓這段人仙未了之情躍然紙上、流傳千古。由於巧妙地運用了以形寫神之法，使畫面精準呈現原作的詩意，乾隆皇帝對其視若珍寶，並在引首處禦書“妙入毫巔”四字。如今畫作真跡早已失傳，遼博所收藏的摹本顯得尤為珍貴。它不僅具有“晉尚故實”之風，也是畫中錄賦的唯一宋代版本。在這幅作品中，漢賦、晉畫、宋摹、明跋、清詩、鈐印等多種藝術元素合而為一，既能見佳作之縱向傳遞、歷代相承，也契合了唐宋八大家“效法古道”的一致追求。

與之相反，《瑞鶴圖》則是文藝橫向兼容的體現。在宋以前，中國畫上很少出現成行的文字。似乎深怕破壞觀感，畫師即便落款，也大多字小且隱蔽。它們或寫在一角，或藏於樹幹，頗有讓人找不到之樂趣。宋徽宗卻不守陳規，偏要玩出另類。一次，他看到群鶴飛鳴於宮殿上空，便隨即畫下這一有祥瑞寓意的奇觀。與普通花鳥畫追求“一葉數翎”的局部神韻不同，這幅畫取中軸線對稱的布局，而且運用鮮艷奪目的大色塊，突顯白雲下宮殿的恢弘、碧空中群鶴之百態。在繪畫之余，趙佶還用獨樹一幟的瘦金體，在一旁寫下了自己應景的詩作，從而構成詩寫畫意、書畫交輝之美。這既是唐宋文運流變、藝術交融的產物，也成為後來文人畫“詩書畫印”四絕一體之雛形。

十分巧合的是，《瑞鶴圖》完成於1112年，這一年蘇轍辭世。他在唐宋八大家中最為長壽，也是最後一位告別的。其生命的終結宣告了古文運動的結束，但很快“八大家”的稱謂逐漸確立和流傳開來。南宋呂祖謙在選編《古文關鍵》時，就清晰地梳理了這八人的血緣或師承關系，意在匯集他們的作品，以示唐宋散文與秦漢文賦的截然不同。在此基礎上，明初朱右選編《八先生文集》，更使“唐宋八大家”的提法廣為人知。因此，用這幅畫來引領文物展覽同樣恰如其分。

宋人《仿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局部

【 翰墨詮釋體被文質 】

東晉《曹娥誄辭卷》書心上方有韓愈的楷書題名，這是現今唯一存世的韓愈墨跡；《瀟湘竹石圖》則是罕見的蘇軾畫作

唐宋八大家的遭遇不同、地位懸殊，韓愈甚至比蘇轍大了整整271歲。他們之所以被後人相提並論，主要基於共同的文藝追求：厭惡辭藻、音律、對仗等外在形式的過度雕琢，強調質樸自由、文以明道。因此，這些文人的作品雖然風格不盡相同、個性差異明顯，卻都能折射出一種文與質的兼備和協調，也能體現前赴後繼、古為今用的歷史沿襲。

以此次的書法展品來看，上述先賢的墨寶可謂精妙絕倫、嘆為觀止。東晉的《曹娥誄辭卷》是中國書法由隸入楷階段的傑作，部分專家認為是王羲之的真跡。尤為難得的是，在書心上方還有韓愈的楷書題名。這是現今唯一存世的韓愈墨跡，其字端正、質樸，能見書家崇古之意、方正為人。而《行書譜圖序稿並詩卷》則是歐陽修的日常文稿，其中塗改、圈點較多，卻集中體現了書家的修養和藝品。整幅作品從容自然又不失法度，行筆與文辭渾然天成，毫無矯揉造作之態。作為宋四家之首的蘇軾，書法造詣自是更勝一籌。《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陽羨帖》均為蘇體行書精品。雖是東坡晚年之作，卻更見“老大漸近自然”之神韻，有灑脫飄逸、格調恬淡之韻味。至於《韓愈羅池廟碑》更以“三絕”著稱，因為它是蘇軾的書法，寫韓愈的文章，講柳宗元的德政。這幅楷書反映出效法唐人的印跡，構成一種遒勁古雅之氣。而且三大家的文學、藝術與生平融合一體，也更能體現他們藏巧於拙、文質兼修的一致取向。

作為罕見的蘇軾畫作《瀟湘竹石圖》同樣難得亮相。這幅國畫的內容極簡：僅遠山數點、頑石兩塊和瘦竹幾叢，但其繪畫筆法和內在的精神卻有著裏程碑的意義。今天，談及中國古代書與畫的關系，人們多會引用趙孟題《枯木竹石圖》上的題詩：“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其實早在蘇東坡的筆下，用飛白畫石、以永字八法寫竹早有踐行。《瀟湘竹石圖》所呈現的正是這種技巧的嫻熟運用，也印證了其“成竹於胸”“心手相應”的文藝觀。這同樣是對脫離現實、賣弄技巧的否定。而且較之於宋徽宗“四絕一體”之外形，蘇軾的這幅作品更具文人畫的內在精神和氣質。華麗色彩、嬌艷形姿、摹實求真，被代之以空靈、素雅、簡約之美。以意舍形、借景寫心之法，更是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寫意畫的成熟與發展。因此，鄧拓曾評價此畫：“雋逸之氣撲人……令人心曠神怡，徘徊凝視，不忍離去”。

蘇軾《瀟湘竹石圖》

【 意韻貫通千載文脈 】

南宋《毛詩唐風圖》把《詩經》內容變為可觀的圖景，這種以文入畫，推崇詩意所構成的淡雅、空靈之美，顯然是對歐陽修、蘇軾等文人誌趣的效法

對於中國古典文學藝術而言，唐宋八大家的意義並不止於其身處的時代，更不限於親手所寫的作品。他們所代表的是一以貫之的審美誌趣。這次主題文物展的參展作品中，之所以出現了很多其他藝術家的傑作，是由於它們所因襲的同樣是韓柳之學、三蘇遺風。

一方面，韓愈、柳宗元、蘇軾等大家的詩文，成為了後世藝術創作重要的素材。此次展出的書法精品就有：宋孝宗趙昚章草蘇軾《後赤壁賦》、蔡襄楷書歐陽修《晝錦堂記》、趙孟頫行書蘇軾《煙江疊嶂圖詩》、鮮於樞行書王安石古詩四首、文徵明行書歐陽修《醉翁亭記》卷、祝允明楷書蘇軾《東坡記遊》、祁寯藻楷書韓愈《平淮西碑並序》、曾國藩行書曾鞏《擬峴臺記》等。這些墨跡字體各異、面貌有別，但在線條遊走、筆墨揮灑之中，竭力詮釋的都是原作的意韻和意旨。另一方面，八大家的形象、遭遇和性情，也能孕育出生動的文藝作品。例如明代仇英的《赤壁圖卷》所展現的就是蘇東坡攜友泛舟、夜遊赤壁的情景。在《赤壁賦》的懷古傷今、孤冷豁達之外，畫家似又融入了自己平和、恬然的心境。在展廳門首，清人所繪的唐宋八大家半身像，也結合時代、身份，生動描摹出八個人各自特有的精神氣質。

仇英《赤壁圖卷》

由唐宋文人所積累的書畫技法、藝文品格和思想境界，對後人更是影響深遠。因此，這次展覽以“文垂千載”“德行篤定”“家國情懷”三個版塊，全方位地凸顯唐宋以降中國文脈與內在精神的延續。例如：南宋的《毛詩唐風圖》把《詩經》內容變為可觀的圖景，趙構書詩，馬和之繪畫，次第間隔、相得益彰。這種以文入畫，推崇詩意所構成的恬靜、空靈之美，顯然是對歐陽修、蘇軾等文人誌趣的效法。另外，南宋馬麟的《荷鄉清夏圖》、清代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圖卷》，都用傳神筆墨描繪了杭州山水的秀麗風光。兩件作品均設色淡雅、執簡馭繁，畫面上有較多的留白，呈現出一種動靜結合、以虛帶實、疏密相間、情景交融的別樣意趣。這種寄情山水、以畫寫心的追求，澄懷觀道、天人合一的格調，所彰顯的同樣是古代文人一以貫之的傳統文化精神。在對不同時代藝術作品的對比中，唐風宋韻的詮釋和流變被體現得格外充分，也能給予今人較多的啟迪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