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究竟是壹位怎樣的人？不茍言笑，根本不受同僚待見

包拯墓全稱包孝肅公墓園，位於合肥市內包河南畔林區，與包公祠緊緊相連。墓園面積1200平方米。北宋嘉祐八年，包拯靈柩由他的女婿護送老家合肥，墓地在公城鄉。後來，金兵入侵，攻陷合肥，包拯墓被破壞，當時的隨葬器物也大多被盜。包拯後裔將原棺和墓誌遷葬於墓西三十多米處，原墓地被廢為耕地。後來，當地官員誤將包夫人墓當作包拯墓，修葺壹新，並蓋有享堂。

1973年，合肥文物部門對包拯及其家族墓地進行清理，從包拯墓葬中出土了包拯遺骨及其墓誌，同時還出土了包夫人董氏及他們的兩個兒子、兒媳及長孫的遺骨。

對於包拯和王安石而言，歐陽修可謂貴人。

歐陽修在茫茫人海中發現了這兩位經世之才，將他們引薦入朝，讓此二人得以躋身仕途。按理說，王安石和包拯同屬歐陽修舉薦，算是有同門之誼，兩人又有上下級關系，理應有所往來才對。然而，在《臨川集》中，我們卻沒有看到關於包拯的只言片語。

筆者個人認為，包拯的人格光輝恐只有海瑞能與之媲美，但正所謂人無完人，包拯的完美恰使他變得與外界格格不入，缺少人情味。所以，包拯壹輩子都沒交下朋友。歐陽修在討論包拯時，用了這樣兩句耐人尋味的話：“心中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於外，而天下共瞻。”

之所以歐陽修會對包拯進行這樣的批評，大抵是因為包拯彈劾張方平與宋祁這兩件事。

包拯之所以針對宋祁，是因為他在成都做官時鋪張浪費，當地人多對他的奢侈頗有微詞。相比於宋祁的兄長宋庠，宋祁無疑不夠節儉。然而，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文官遊宴已經成為壹種風氣，如果將遊宴的官員壹竿子打死，恐怕朝廷將有壹半文官失業。

況且，根據史料的記載，宋祁絕非只知吃喝玩樂的糊塗官，每晚遊宴過後，回到官邸的他往往會點起油燈，修撰《唐書》。在宋祁過世後，幾千名成都百姓來到祠堂為其送行。顯然，我們絕不能因為包拯的壹紙奏折對宋祁做出偏激的評價，宋祁並非庸官、貪官。

至於包拯彈劾的另壹人張方平，這人滿腹經綸頗有才學，且頗有眼界見識，是個當官的好材料。只不過，張方平為人不拘小節，有時做事欠考慮。某年，京城有戶人家變賣祖產，擔任三司使的張方平便買了壹棟房屋。

其中的具體情節，史料並無提及，估計是賣家見張方平的身份尊貴，所以在價格上做出了壹些優惠。就是這樣壹檔子小事，被包拯無限放大，批判其“無廉恥，不可居大位”。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張方平的做法的確有些不顧影響，但與“無廉恥”似乎沒什麽關聯。

那麽，包拯究竟是壹位怎樣的人？

註意，筆者提出的問題是怎樣的“人”，而不是怎樣的“官”。拋開職業，拋開身份地位，包拯永遠是人類社會的壹份子。然而，在浩瀚的史海中，我們卻無法找到包拯為人處事的記載。在坊間傳言中，尚有不少關於包拯少年、青年時行俠仗義的傳說，但這些都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撐，做不得數。

我們能了解到的包拯，是元雜劇中那個經後世文人美化修飾過的“天下第壹清官”。拋開元雜劇中的藝術形象，我們又能從哪個渠道了解包拯呢？

且來看看包拯的朋友圈，歷史上，包拯曾與吳奎關系不錯，包公的墓誌銘就是吳奎寫的。此外，北宋官員張田曾為包拯的奏議結集，並自稱包拯門下。除了這兩人之外，我們便看不到包拯身邊的親朋了，甚至，連記敘包拯生平事跡的同僚都沒有。

為什麽話癆成風的宋人會繞過包拯，不肯為他立傳甚至不願寫他的名字呢？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些人的心態多半是這樣的：對於包拯這樣的同僚，若說這人不好，卻又無法找出他的不足之處；若評價他好，又有些心不甘情不願。在這樣的心態影響下，時人幹脆避而不談，權當不認識包拯。或許，這便是人至清則無徒的作用。

正所謂“包公笑，黃河清”，這句諺語在北宋壹度流行。包公的不茍言笑，已經家喻戶曉。若能讓包公展顏壹笑，恐怕比讓黃河水變得清明還要困難。在史料中，我們無法看到包拯有面部神經癱瘓壹類的病歷記錄，也沒法從“不茍言笑”這壹個特質上判斷包拯是個天生不擅表達情緒的人。

拋開這些不談，壹個整天面部肌肉僵化，不會哭笑的人，就算他做出不少為人稱道的功績，人們也只會遠遠地敬畏，不會主動接近。剛正不阿絕對是壹項美德，但即便是美德也要掌握尺度。包公憑借這壹品德收獲了青史留名的機會，卻疏遠了同僚，也難怪沒有北宋官員願意與包拯交好。

對於講究人情世故的中國人來說，對旁人“揉不得壹點沙子”的人，往往會被視作孤僻和另類，或許，在時人眼中，包拯就是這樣的人。

參考資料：

【《臨川集》、《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四十五·包孝肅公拯》、《東都事略·卷七十三》、 《宋史·卷三百壹十六·列傳第七十五》、《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七·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