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澳門——明清更替之際，天主教在日本覆滅了，卻在澳門幸存下來

當葡人終于在澳門立足穩固，天主教也隨之而來。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第一批耶穌會教士佩雷斯（Francisco Peres）、特謝拉（Manuel Teixeira）及平托（André Pinto）三位神父在澳門定居下來，開始發展亞洲傳教。今天為我們所熟知的澳門大三巴遺跡，就是由佩雷斯神父負責修建的。萬歷四年（1576），天主教在亞洲已取得一定規模后，羅馬教皇宣布成立天主教澳門教區，并任命卡內羅（D.Belchior Carneiro）為澳門主教，統籌中國、日本和朝鮮的教務。

萬歷十六年（1588），由科埃略神父（Gaspar Coelho）擔責的日本教區由于教務發展迅速，羅馬教皇同意日本教區脫離澳門教區而單獨設立，成為天主教在亞洲發展的標志性事件。由于日本教區的脫離，導致澳門教區的地位下降，這讓澳門主教主教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o）心急如焚。不過急歸急，卻也無可奈何，只能祈禱在中國傳教的利瑪竇（Mateu Ricci）教士加快傳教步驟，趕快將業績趕上來，不要落后日本教區太多。

其實，今天回過頭看，天主教在日本的“迅猛發展”，是有深刻政治背景的，換句話說，是科埃略被豐臣秀吉利用的結果，只不過是科埃略看不透其中的黑幕。豐臣秀吉（原名木下滕吉郎，綽號猿、木綿藤吉、豐太閣、猴子）原是尾張國貧苦農民家庭出身。本能寺之變后，在織田氏諸家臣內部斗爭中勝出，成為織田信長實質的接班人，此時他的名字叫羽柴秀吉。天正十三年（1585年），羽柴秀吉已是大權在握，朝廷便允其成為前久的猶子并就任關白，并應其要求賜予新的姓氏“豐臣”。

豐臣秀吉在天正十二年（1584）擔任太政大臣時，曾提出一個擴張計劃：“天正二十年（1592）”占領朝鮮做跳板，第二年（1593）初占領北京，第三年（1594）日本遷都北京，然后再進軍印度，而自己則“居守寧波府”。為了實現這個計劃，豐臣秀吉在就任關白（類似于中國的丞相）后，找來科埃略密談，向他透露攻打朝鮮和明朝之意，希望他能搞到兩艘葡萄牙戰船助戰。作為回報，耶穌會可以在朝鮮和中國傳教。急于討好的科埃略不但一口答應，還吹噓說，他甚至還能調來印度的葡萄牙軍隊相助。

大吹法螺的科埃略其實是諂媚之心。然說者無心，卻聽者有意。雖然豐臣秀吉答應科埃略放手去做，但心存顧忌這顆種子，已在豐臣秀吉的內心種了下來。此時豐臣秀吉心知日本的統一大業已是接近最終完成，從后日本再也不能群龍無首，四分五裂。歷朝歷代，在權力逐漸重新集中之時，統一者都會格外提防禍起蕭墻。豐臣秀吉對于日本戰國時代的佛院勢力介入政治的歷史十分敏感，他當然不希望天主教最后發展成左右日本的新的政治宗派。

1587年，剛剛統一了日本九州的豐臣秀吉來到博多津（今日本福岡），在一艘葡萄牙商船上，再次會見了科埃略，了解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教發展，帆船建造和槍炮仿造等情況，賓主相談甚歡。科埃略趁機提出，希望豐臣在博多城賜給耶穌會一塊土地修建教堂。豐臣秀吉醉意熏熏的隨口答應好啊好啊。喜不自禁的科埃略則向豐臣贈送了許多的葡萄牙美酒。其實，科埃略從豐臣秀吉手里獲得土地建造教堂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583年，科埃略就從豐臣秀吉手里獲得過大阪的一塊土地，這也是天主教在日本迅猛發展的原因之一。

然而，豐臣秀吉對天主教的態度，似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轉變。半夜，酒醉得嘔吐不已的豐臣秀吉，接過親信施藥院全宗遞過來的醒酒茶啜飲喘息。趁此機會，施藥院全宗提醒豐臣秀吉說：天主教勢力日漸擴大，又有像高山右近這樣的實力大名擁護，早晚會成為威脅。一語中的，豐臣秀吉立即清醒過來，怒氣沖沖將科埃略喊起來，要他立刻回答幾個咄咄逼人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強迫他人改宗？為什么要搗毀佛教和神道寺院？為什么以馬、牛這樣有益的牲畜為食？為什么葡萄牙人要把日本人賣到海外為奴？

其實，豐臣秀吉與其說是質問，不如說是斥責，是他內心真實的瞬間反應。天亮后，施藥院全宗將連夜寫好的《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バテレン”是葡語“神父Padre”的日譯，意思就是神父驅逐令）遞給豐成秀吉，他看也沒看立即簽發了。這份驅逐令大意是說，日本乃神國，而天主教則為邪教，命所有傳教士在二十天內全部離境。不過很快豐成秀吉便后悔了，因為還有一張途徑朝鮮侵略中國的時間表擺在那呢，離開了葡人相助而攻打中國，豐臣秀吉自問做不到，于是《伴天連追放令》不久便不了了之了。

天正十八年（1590），豐臣秀吉寫信給朝鮮國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按豐臣秀吉的想法，狹小的日本呢，就留給德川家康算了。天皇呢可以搬家到北京居住，我豐臣本人可以低調點就住在寧波，至于我兒子嘛，可以接我的班擔任關白，實現占領印度的終極目標。為實現他的計劃，豐臣秀吉甚至還向呂宋島的西班牙人發出邀請：你們弄一支兩萬人軍隊，跟我們一起去中國撈撈世界如何？打下中國，咱們各分一半江山玩玩唄？

兩萬人？分一半？開什么國際玩笑。要是倭寇這么好耍，那早就不是倭寇了。豐臣秀吉其實就是來打探葡萄牙人尤其是天主教底細的。果然，西班牙的菲律賓總督被倭寇灌上幾杯奉承幾句，便大嘴巴說出了葡萄牙人的光輝歷史：他們是怎樣沿非亞海岸線來到東方，他們都占有哪些殖民地，他們都獲得了哪些利益，他們又是怎樣利用傳教士來作為征服先導的。這樣一來，葡人在日本的傳教目的便露餡了，豐臣秀吉更加認定，葡人帶來的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背后包藏著不可告人的殖民野心。

既然如此，原先說好的葡人雇傭軍，自然也就不能算數了，攻打中國的事，還是咱們霓虹人自己來吧，豐臣秀吉自言自語道。文祿元年（1592），一切準備就緒后，豐臣秀吉調動了九個軍團共二十萬人，以宇喜多秀家為總指揮官，于4月正式開始了對朝鮮的戰爭。戰爭初期倭寇處于優勢，不久便攻陷朝鮮京城，驅逐朝鮮國王李昖（讀嚴）。明朝集結遼東及三千戚家軍約四萬人由李如松統領，奔赴朝鮮作戰。倭寇在平壤之戰中大敗，隨后在碧蹄館之戰中小勝，于是向明朝提出議和。

議和便議和唄，無非雙方各派一人坐下來談便是了，對不對？對，也不對。因為雙方派出的都是忽悠專家，中方是沈惟敬，倭方是小西行長。雙方談了許久，得到一個初步結果：倭人從漢城撤兵，明朝也分批撤兵；明朝派出使臣與豐臣秀吉談判；日本放還朝鮮俘虜。談判完成后，雙方都松了一口氣，沈惟敬帶著談判隊，去找豐臣秀吉了。其實沈惟敬小看了豐臣秀吉，他由一個普通士兵走到今天，內心的驕傲和優越感不比大明少。他提出了“秀吉七條”。

沈惟敬一看“秀吉七條”不由得一陣陣暈眩：一、明朝將公主嫁為日本后妃。二、明朝和日本進行貿易，自由通商。三、明朝和日本交換誓詞，永遠通好。四、割讓朝鮮四道，讓給日本。五、朝鮮派出王子大臣各一人，作為人質，由日方管理。六、返還日軍俘虜的兩位朝鮮王子。七、朝鮮宣誓永不背叛日本。小西行長也覺得很恐怖，這簡直是不可能達成的結果嘛。于是兩個大忽悠私底下經過商議，制定出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計劃——“瞞天過海”。

沈惟敬是個好編輯。他把倭寇提出的條件編輯得讓大明容易接受，又把大明提出的條件也編輯得讓倭寇容易接受。然后這件事變成一個笑話。大明以為倭寇服了，派使者來是來投降的。而小西行長對豐臣秀吉說，大明已經服軟了，甘愿俯首稱臣。當小西行長帶著假冒的《關白降表》戰戰兢兢地念完后，萬歷舒了一口氣，表態說，既然倭人愿意歸降，那朕也不會虧待爾等。此有詔書一封，可由天使去往爾國冊封豐臣秀吉為王。事情已經朝近乎瘋狂的地步發展了。

萬歷二十三年（1595），沈惟敬前往倭國宣讀詔書如下：“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圣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賜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肯求內附。情既堅于恭順，恩可靳于柔懷。茲特封爾為日該國王，賜之誥命。于戲龍賁芝函，襲冠裳于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于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祗服綸言，永尊聲教。欽哉！”

豐臣秀吉一頭霧水聽了半天，忍不住問小西行長，這都說的些啥？小西行長神情自若說，這是好事呀！大明國皇帝要封大人為日本國王。什么？！豐臣秀吉將詔書一把奪過來摔在地上，大吼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從豐成秀吉的角度看，雖然他此時的身份是關白，實際上跟國王也沒啥區別，雖然頭上還有“天皇”。但要真的接受了大明國冊封，成為取代“天皇”的“日該國王”，豐成秀吉卻還沒做好準備。于是豐成秀吉一把將小西行長扯過來揪著耳朵說，不是說大明國答應了七條嗎？

沈惟敬哈哈大笑說，稍安勿躁，本使此來，便是來談這七條的。豐臣秀吉轉怒為喜，將沈惟敬奉為上賓，天天陪吃陪喝供著。沈惟敬也不客氣大吃大喝，每次都掏出一個葫蘆倒出丹藥和酒吞咽。豐臣秀吉很好奇，問他吃的什么？沈惟敬笑瞇瞇地說：“這可是仙家之寶物呀。”然后一通吹噓，說自己六十多歲了，還這么鶴發童顏是因為仙丹的功勞。豐臣秀吉聽了十分好奇，也要嘗試一下，因為他吃得有點多，不像沈惟敬天天吃，慢慢地一病不起，不久便一命嗚呼了。這個趣聞，記載在朝鮮人李肯翊所著的《燃黎室記述》里。

豐成秀吉死因為何，至今仍是個迷。但他在臨死前兩年的1596年，下令在京都和大坂逮捕了二十六名教士和信徒，將他們在基督教大本營長崎公開處死。這個事件被稱為“長崎二十六人殉教事件”，是天主教在日本發展開始衰落的序幕。德川家康接掌日本后，漸漸把介入政治過深的天主教勢力視為安全隱患。幾次偶然性事件后，幕府于1614年決心禁教。1622年，以“平山常陳”事件為導火索，將五十五名傳教士和教徒在長崎處死，史稱“元和大殉教”。

倭人禁教的風波，也開始刮到中國。萬歷四十四年（1616），南京的禮部侍郎沈灌連上奏折，狀告傳教士三大罪：一、傳教士送禮物給中國人是為了收買人心，以致在適當時候可以傾覆中國；二、傳教士幫中國修歷，推算日蝕、月蝕等日期，有意變亂中國傳統；三、傳教士破壞儒家文化，教導人不拜祭祖先，這更是中國人不能容忍的。朝廷在壓力下，下令“禁教”，勒令將傳教士驅逐出境，不走的或被殺頭，或被下監，于是傳教士大多跑回澳門，有些則躲在信徒家中，不再公開傳教，收斂了好些年。

1637年，在日本的九州島原地區發生了著名的“島原之亂”，這是江戶時代最大規模的暴亂。雖然不純由宗教而起，但因起事者多為天主教徒，領袖亦以教為旗，使得這場變亂頗有宗教戰爭的性質。1638年，幕府征調十幾萬大軍鎮壓，約三萬七千反抗者鮮有幸存。這次大規模暴亂，徹底地斷絕了天主教和幕府之間任何緩和余地，幕府禁教自此更為決絕。與此對應的，是前后一系列斷絕與西班牙和葡萄牙往來、禁止日本人私自出海的政策，澳門開始陷入衰落。

原來天主教居然可以強大到引發暴亂，這讓明朝官府提高了警惕。崇禎十三年（1640），崇禎皇帝頒詔禁止澳門葡人進入廣州貿易，隨后荷蘭人也攻占了馬六甲海峽，切斷了葡人的東方貿易航線，更是讓澳門陷入混亂。但隨后的局勢，卻讓葡人不得不觀望一下。一方面，明朝廷在闖王軍和滿清軍的夾擊下，已是風雨飄搖無暇他顧了；另方面，葡萄牙王室發起了脫離西班牙統治的獨立戰爭，葡王為穩住澳門的葡人，派人兼程趕來授予澳門“天主圣明之城，無比忠貞”的榮譽稱號，于是澳門選擇支持葡王。

不久，局勢便明朗了。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前往景山自縊，史稱甲申之變。李自成進京后，原本打算招降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未果，遂于四月二十一日開打一片石戰役。翌日，吳三桂漸漸不支，乃降于滿清軍多爾袞，兩軍聯手擊潰李自成。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北京，怒殺吳三桂一家老小三十四口。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登基稱帝，第二天便離開北京逃往西安，臨行前放火燒了紫禁城。過了兩天，滿人進入北京，從此明朝改朝換代成了清朝。

滿人統治漢人，有一條做法就是“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意思就是，你要歸降，就必須剃滿人的發式，否則殺頭。當時中國天主教的神父是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也不得不對此做出抉擇。為此，已在中國呆了二十多年的湯若望，采用“識時務者為俊杰”的理念，接受了滿人“剃發易服”的統治做法而免于殺頭。后來，順治了解到湯若望原本是明朝的欽天監，精通西洋歷法，于是也將他聘為欽天監，打算實行西洋歷法，廢除中國歷法。

對于順治的新潮思想，攝政王多爾袞剛開始是不以為然的。湯若望為說服多爾袞，便用西洋歷法推算出八月初一將發生日食，且初虧、食甚、復圓的時刻分別是多少，果不其然。多爾袞甚為欽服，決定從順治二年開始，將其參與編纂的新歷命名為《時憲歷》，頒行天下。湯若望受到鼓舞，便將他參與編輯的《崇禎歷書》改變成《西洋新法歷書》一百零三卷，進呈攝政王多爾袞。多爾袞很高心，便給他加封了太常寺少卿的官兒。湯若望漸漸在清廷有了聲望，得以在宣武門原天主堂側重建教堂，一時之間灼手可熱。

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留下兒子鄭經防守廈門金門，親率二萬五千將士和數百艘戰艦，自金門料羅灣出發，經澎湖橫渡臺灣海峽，向臺灣進軍。當時臺灣落在荷蘭人手里，在險要地段建立了堅固的防御要塞，攻打難度非常大。但從鄭成功的角度看，此戰志在必得，臺灣非收不可。鄭成功在東南沿海時落時起的打了十幾年，始終沒取得重大進展，跟他沒有穩固的后方基地，沒有穩定的給養來源有很大關系。因此鄭成功在北伐南京失敗后，下決心要先取得臺灣做根據地。

這年，順治駕崩，皇三子康熙繼位，輔政大權落在鰲拜手里。鄭氏降將黃梧向鰲拜建議“平賊五策”：自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后撤二十里，斷絕鄭成功的經貿財源；毀沿海船只，寸板不許下水；斬成功之父鄭芝龍于寧古塔流徙處（一說斬于北京菜市口）；挖鄭氏祖墳；移駐投誠官兵，分墾荒地。鄭成功接連聽聞噩耗，加上在臺將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鄭經又在澎湖與乳母私通，使得鄭成功內外交逼，于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急病而亡。

遷海二十里，意味著澳門的葡人不得不收拾行李滾蛋。面對前來呼呼喝喝的兵勇，澳門葡人早已見怪不驚，使出看家本事，給錢。一百兩行不行？不行？那就二百兩！只求通融一個月！通融一個月，當然可以，反正還有其他地方要遷嘛。但葡人利用這個月時間，火速赴京找到湯若望，要求想辦法免除澳門的遷海令。這是當仁不讓的！湯若望拍著胸脯說。果然，湯若望出面一活動，效果就出來了，都是重量級大臣來跟鰲拜說情，鰲拜不得不網開一面，免除了澳門的遷海令。

這個洋人不簡單呀？鰲拜對湯若望為之側目，于是暗令親信調查湯若望。誰知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湯若望頭上的虛銜都不打緊，打緊得是他手下的教眾多達十余萬，許多皇親貴胄王公大臣都與之往來，連太皇太后都要給他三分面子。鰲拜不由得捋須暗想，一個洋人，一呼百應，萬眾一心，這是危險人物呀。聽說前陣子教眾還在東洋人那兒鬧了事情，這不就是仗著人多勢眾嘛。倘若這個洋鬼子也依葫蘆畫瓢鬧起來，怎么得了？不行，此人須得除掉，罪名莫須有。不久，楊光先便出場了。

若是論起來，楊光先并非無名之輩。他著有兩本書，一本叫《辟邪論》，一本叫《不得已》。《辟邪論》是楊光先反對根據西方數學方法推算歷法的代表作之一。他在此書激烈反對湯若望、南懷仁等人按照西洋歷法來制定新歷法，稱湯若望等這類做法屬于意圖謀反，需得將天主教信徒“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他甚至提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寧可使什么，不可使什么，這句話如果你聽著熟悉，說明你曾聽過著名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論斷。

《不得已》則是反對地圓說的專著：“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洼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翻譯：如果你說地球是圓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側面與下方的怎么辦？難道象蜾蟲爬在墻上那樣橫立壁行，或倒立懸掛在樓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湯若望先生喜歡奇思怪想，你是否見過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國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沒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魚鱉，湯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

康熙三年（1664），楊光先向朝廷呈上《請誅邪教狀》，提出湯若望等有罪三條：潛謀造反；邪說惑眾；歷法荒謬。九月二十六日，在鰲拜主持下，清廷“會審湯若望，以及欽天監官員。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議將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弘量，歷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

以此同時，廣東香山縣的前山寨（在今珠海，管轄澳門的營寨）提升了級別，改設副將，增設左右營都司僉事、守備、千總，共官兵兩千人。他們的任務是，一待朝廷下令，便一舉將澳門的夷人全部抹去。于是，大家伙摩拳擦掌，枕戈待旦，準備大開殺戒。說來也怪，就在廷議不久，北京便發生了輕微地震（四年后山東郯縣發生了8.5級特大地震），立即便有謠言流傳。太皇太后聽聞謠言，得知與廷議凌遲湯若望有關，便出面斡了斡旋。鰲拜無奈，只好赦免了湯若望，原本打算一并剿滅澳門的計劃，也就擱淺了。

康熙五年（1666），湯若望病死于寓所。康熙七年（1668）山東的特大地震，波及十余省，造成約五萬余人死亡。康熙八年（1669），康熙發布了對湯若望的祭文：“皇帝諭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事，故湯若望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恤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畀象歷之司，爰錫通微教師之號。遽爾長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有所知，尚克歆享。”

這其實是康熙決意鏟除鰲拜集團的信號，可惜鰲拜勇猛有余，智商不足，沒有閱讀明白。鰲拜就擒后，康熙命議政王大臣等審訊鰲拜。大臣們審實后，宣布鰲拜三十條罪狀，應處以革職、立斬。據法國傳教士白晉記載，當時鰲拜請求覲見康熙，讓康熙看他為救康熙祖父皇太極而留下的傷疤。結果，累累傷痕和對上兩代皇帝的功績，終于使他保住了性命。康熙念及鰲拜資深年久，屢立戰功，且無篡弒之跡，遂對他寬大處理，免死禁錮。其黨羽或死或革。不久，鰲拜就在禁所死去，卒于康熙八年（1669）。

折騰來折騰去，澳門最終還是有驚無險留存了下來。從此，澳門的葡人便好像是擁有了“雙重國籍”，全面接受了清朝官府的統治。康熙五十三年（1714），澳門用禮炮、鐘聲、燈火和焰火慶祝康熙皇帝的六十壽辰。康熙五十九年（1720），連續三個晚上，為慶祝康熙皇帝喜得太子而張燈結彩。雍正元年（1723），議事會收到通報康熙皇帝去世的官文，為此各炮臺兵船鳴炮24小時，官員、士兵和法官穿喪服三個月。這些都是過去沒有的事情，澳門的葡人在康熙年間開始轉變得像是白皮黃心人了。

【圖文綜合整理：華發網】（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