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筆下的母親為什麽多為悲劇色彩？

《史記》開創了我國以人物為中心的文學表現形式，是我國古代傳記文學、小說和戲劇的始祖，具有高超的寫人藝術。《史記》中的人物形象不僅鮮明，而且豐滿，在以男性為主的歷史世界中，也有眾多的女性形象。在這些女性形象中，包含著壹組母親形象，她們身上籠罩著濃重的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帶有特定時代環境下的悲劇色彩。

家國利益沖突下的悲劇色彩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戰火紛飛的年代，生命如同露珠壹般，轉瞬即逝，人的命運不可預知。吳起手下這位卒母的丈夫正是為國捐軀、曝骨荒野的烈士，而她的兒子或許亦將同他的父親壹樣，客死他鄉，永難相見。在那個戰亂頻發、刀光劍影的年代，作為壹個母親，她所面臨的是壹種喪夫之痛和失子之憂，她無法預測孩子的生死，面對未知的恐懼，她只能在惶恐不安的煎熬中度日。這位卒母，正是億萬士卒家庭中女性形象的縮影，是家國利益沖突下的犧牲者。卒母的遭遇已然令人同情，而她那痛徹心扉的啜泣聲，更是彰顯了人物本身的悲劇色彩。

還有《史記·趙世家》中位高權重的趙太後。趙太後疼愛自己的幼子，不願讓他成為他國人質，從而陷於危險境地，於是“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此時，觸龍深知太後心理，但為了國家利益，他還是對太後循序漸進地勸諫，終於使太後改變初衷，救趙國於水火之中。可以看出，趙太後是壹個開明的女性：她聽取忠言，以家國利益為重而舍棄天倫之樂，終救國家於危難之間。而對於自己的女兒，趙太後則在其出嫁之時抱著她的腳後跟為她哭泣，惦念她嫁往遠方。女兒出嫁別國，自然是為了鞏固江山社稷，永葆國家基業。趙太後作為壹個關乎國家利益關系的重要人物，身處政治高位，不得不為國謀劃。因此，在家國面前，她必須舍棄小家，放棄過同平常人壹樣普普通通卻樂在其中的生活，放棄享受其樂融融與天倫之樂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為壹個母親，她並沒有完全的自主權，並不能真正保護自己的兒女。因為她是太後，必須為國家謀利益，她的壹言壹行都要服從國家利益，她的首要任務是綿延國祚，而不是保證自己兒女的幸福與安全，從這點來看，趙太後何嘗不是壹個具有悲劇色彩的母親呢？

眾所周知，趙括是“紙上談兵”的主人公，秦趙長平之戰，他因空有理論而無實戰經驗，平白葬送了自己和四十萬同胞的生命。千百年來，“紙上談兵”使他成為眾人口中的笑柄，但人們並未因此貶嘲趙括的母親，而是贊揚與欽佩這位遠見卓識、深明大義的女性。《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記載：“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壹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趙括母親深諳趙括的秉性和缺點，在對比分析趙括與其父親趙奢的特點後，敢於公開兒子的隱秘，指出兒子用兵之道的弱點，希望趙王收回令趙括為將的成命。她不僅關心兒子的性命，更關心趙國的命運，她站在民族立場上，表現出壹個卓絕女性對國家深深的關懷。她的智慧是“從人生的細節洞見人性弱點，並且是從國家從百姓的角度去觀照國家存亡的大智慧”。可是，趙王最終並未采納她的建議，仍然派趙括出兵，她因此發出了壹聲飽含無奈與絕望的嘆息：“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在嘆服趙括母親敏銳洞察力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同情她的遭遇。這位母親無疑是最無奈、最悲痛的人：縱然她再聰明、再有先見之明也敵不過君王的壹句聖旨，不能使家國利益得以兩全。

犧牲自我的悲劇色彩

為奪取政權，劉邦和項羽上演了壹場轟轟烈烈的楚漢之爭。劉邦知人善用，項羽剛愎自用，垓下壹戰，劉邦戰勝項羽，奪取政權，已是歷史的抉擇。而在那個年代，就有壹位睿智而崇高的母親，深諳歷史大勢，以死來堅定兒子跟從劉邦的政治決心，她就是王陵之母。《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鹹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項羽怒，烹之。陵終與高祖定天下。”王陵的母親處在項羽的強勢壓迫下，仍沒有向項羽妥協，因為她深知項羽嗜殺成性、驕傲自大，也深諳劉邦寬厚仁愛，將來必能取得天下。為了不使兒子受到牽連，亦不使其有所顧忌，她選擇用死亡堅定兒子的忠君之心。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壹位崇高而剛烈的女性所具有的品質：不畏強暴、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以及對兒子深切與無私的關愛。她以母親的直覺、母性的剛烈堅定了兒子依漢擊楚的政治抉擇，體現著悲壯與崇高的審美範疇。

另外壹個犧牲自我的母親，不像王陵母親那樣悲壯和激烈，但仍然值得壹提，她就是介之推的母親。介之推是晉國國君晉文公的救命功臣，但當晉文公回國登基、論功行賞之時，卻將他忘記了。介之推於是打算功成身退，到山中歸隱。《史記·晉世家》中記載了母子倆商量歸隱壹事時的對話：“‘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可以看出，介之推之母無疑是希望兒子能夠光宗耀祖、飛黃騰達的，但是，當她聽說兒子不願同朝中佞臣相處而企圖歸隱時，卻未加反對，而是“與女偕隱”，認同並堅定兒子歸隱的決心。介之推的母親舍棄了能使自己榮耀顯貴的生活，為的只是讓兒子保持高潔的品格。“正是因為有如此深明大義的母親，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潔之士。”然而，就是這樣壹位品格高尚的母親仍然未躲過命運的殘酷：最終母子隱遁深山，葬身火海。這確實是壹段慘烈的史實：母親以犧牲自身利益堅定兒子的選擇，用生命的代價保持兒子的獨立人格，可謂用血淚譜寫了壹支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

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的悲劇色彩

在《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呂不韋列傳》中記載了秦始皇的母親。兩千多年來，人們常常視秦始皇母為生活糜爛、禍國亂家的反面形象，然而，作為壹個母親，在她的身上也有著難以言說的無奈與痛苦，彰顯著濃重的悲劇色彩。秦始皇母因嬴政即位而貴為太後，變成秦國形式上的最高統治者，但秦始皇母子所面臨的形勢卻是十分嚴峻的：嬴政尚小，太後無任何根基，處於這種孤立無援的境地下，他們的政權隨時都有倒臺的可能。因此，為了鞏固母子的權威與地位，太後與呂不韋私通，為的正是尋求呂不韋的支持。在此期間，呂不韋的勢力日漸膨脹，不久便成為秦始皇母子的潛在威脅。

面對危局，太後處變不驚，沈著應對，借機拉攏扶植嫪毐來制約呂不韋。在太後的提攜下，嫪毐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快就成為可與呂不韋分庭抗禮的重要力量。而此時，太後那久被政治壓抑到谷底的內心情感竟被嫪毐激起，與其生下了兩個兒子。於是，嫪毐憑借著與太後的特殊關系和自身的地位積極培植私人勢力，企圖發動政變。在這危險時刻，秦始皇發現了嫪毐的陰謀，先發制人，鏟除了嫪毐集團。處在盛怒之下的秦始皇，毫不猶豫地處死了兩個年紀尚幼的同母異父胞弟，而此後，他同母親的關系也是名為母子，實同路人。縱觀秦始皇母親的壹生，可謂辛酸至極：她中年喪偶，為了兒子的江山，不得不忍辱負重，以身事人；雖貴為國母，卻無力保護自己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忍受兒子之間刀劍相向、骨肉相殘的煎熬。她雖在秦始皇年幼時竭力為其穩住江山，卻始終不能使秦始皇理解自己。最終，她只能在深深的孤獨與悔恨中度過自己的余生。可以說，秦始皇母是壹個典型的政治鬥爭犧牲品。

異化的人性悲劇色彩

除了敘述正面的母親形象之外，司馬遷還塑造了壹些反面的母親形象。她們有的專橫殘忍，有的玩弄權術，有的糊塗偏私，有的利欲熏心……在她們身上體現的是異化的、畸形的母愛，她們失去了人性中的真善美，釀造了壹幕幕人性墮落和道德淪喪的悲劇。

在《史記》中，司馬遷僅為壹位女性專門作了傳，她就是呂後。呂後以壹位女性政治家的角色立於男性史林之中，其身份之尊貴自不待言。但同時，她也是壹個典型的處在傳統社會政治中心的母親，她深知“母以子貴”的道理，並以此將自己的兒子同其政治目的牢牢地綁縛起來。呂後，用其壹生踐行著“母以子貴”的觀念，並因此獲得了顯赫的權利與地位。然而，壹件事情的背後往往顯露出它的另壹面，呂後的做法固然使她達到了政治目的，但政治同人性的締結，終究使得她的母愛呈現出異化的狀態。呂後百般呵護其子劉盈，為的就是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馳”[1]1918，這是後宮女性誰也無法擺脫的命運。呂後深知此理，故在劉邦因她年老色衰而將萬千寵愛集於戚夫人壹身之時，她更加註意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與權利。而此時的戚夫人，年輕貌美，恃寵而驕，對呂後的政治利益構成了不小的威脅。同樣深知後宮規則的戚夫人，憑借其受寵日加的籌碼，整日在劉邦枕邊啼泣，想讓劉邦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於是，壹場爭奪皇位的鬥爭在呂後和戚夫人之間展開。呂後雖不及戚夫人得寵，但她懂得謀略，知道運用政治手段獲得寵幸大臣的扶持，最終獲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事情並未就此結束，處在勝利喜悅之中的呂後，依然對戚夫人懷恨在心。因擔心戚夫人東山再起，威脅她的政治地位，呂後竟使用慘無人道的“人彘”刑法將其殺害。然而，呂後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她運用謀略和權術千方百計守護的兒子，卻偏偏毀在了自己的權謀之下。目睹生母的殘暴，劉盈提心吊膽，惴惴不安，他開始放任自我，整日“日飲為淫樂，不聽政”[1]274，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五年，劉盈終因不堪重壓，與世長辭。權力異化了呂後，也異化了她的母愛，她不僅將自己推向陰冷黑暗的內心深淵，更將兒子的錦繡前程毀於壹旦。殘毒陰險的呂後，失去了人性的真善美，她正是政治權欲支配下，人性與母性異化的壹個悲劇。

同樣處在政治漩渦之中的母親還有《史記·晉世家》中的驪姬。驪姬倚仗獻公的寵愛，利用各種手段使自己的兒子奚齊成為太子。她在獻公面前極進讒言，詆毀陷害太子申生和其他公子，致使申生自殺，其他公子流離失所，嚴重危害了晉國的社會秩序。然而，君王駕崩之後驪姬終因失去倚靠而無法在男權社會的政治裏生存，兒子和自己被殺。驪姬畸形的母愛使自己墮入人性深淵，並最終難逃悲劇的命運。

呂後、戚夫人和驪姬的生平不禁使人扼腕。男權政治下，女性身份卑微，個人價值與地位的獲得，同其兒子密不可分。身處後宮的她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寄希望於兒子，讓兒子成為她們立足後宮的工具。她們需要做的，就是參與政治鬥爭，為其子謀劃未來，因為她們深知子貴母貴、子榮母榮的道理。社會的悖論，性別的不平等，將她們推向殘酷而慘烈的政治鬥爭，迫使她們從壹位仁愛的母親壹步壹步走向異化的深淵，不自覺地深陷其中，成為政治漩渦中的犧牲品。

憑著對歷史的尊重、對女性的尊重，司馬遷突破了傳統歷史觀念的束縛，把這些母親清晰地融入《史記》，讓她們以不同身份、不同姿態、不同處事方式出現，力爭展現她們最具個性的壹面。她們身上所籠罩的悲劇色彩各有各的不同，卻都令我們為之動容。《史記》中的母親群像包含著司馬遷對人性和歷史的思考，這些傳記作品中展現的濃重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不僅是其進步歷史觀的體現，也是他面對天道是非的詰問與抗爭。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