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的興與衰：它，改變了中國

當安祿山的叛軍猛烈沖擊江淮防線時，大唐帝國，來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從755年12月安祿山起兵，到第二年洛陽和長安相繼陷落，盡管帝國的政治中心先後淪陷，但對於大唐帝國來說，它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江淮地區並未受到沖擊，依賴著來自江淮地區的財賦，大唐帝國的軍隊仍然擁有源源不斷的支援。

於是，安史的叛軍，開始向睢陽城發起猛烈沖擊。

當時，作為守護江淮流域的屏障，睢陽位處隋唐大運河的重要支點，如果睢陽陷落，那麽作為運輸江淮財賦的大運河也勢必將為叛軍所掐斷，並且叛軍還可從此南下江淮地區，徹底摧毀大唐帝國的經濟基礎。

為此，張巡等人先後堅守睢陽周邊近兩年時間，歷經大小400余戰，壹直戰鬥至757年十月全軍覆沒，睢陽城才最終陷落。

所幸有賴張巡等人的堅守，作為大唐帝國運輸江淮財賦的生命線、大運河得以保全不失。

大運河不失，大唐帝國，就還有生的希望。

▲安史之亂中張巡之所以死守睢陽，核心在於保護大運河和江淮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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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時代楚莊王時期，孫叔敖就在今天湖北壹帶的雲夢澤畔開鑿人工運河，此後約100年，吳王夫差開鑿了連接長江與淮河的邗溝，並挖掘運河荷水連接黃河，率兵北上中原參與諸侯爭霸。

到了戰國初期，魏惠王（約公元前361-公元前353年）又指揮開鑿了連接黃河與淮河的鴻溝水系，從而為中華帝國的水運時代，打開了浩瀚的先聲。

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中華帝國境內的各個政權開始不斷修建運河，從秦國修建連接嶺南地區的靈渠，到灌溉關中地區的鄭國渠，再到漢朝開鑿漕渠連接黃河與渭水，東漢末年曹操指揮修建白溝、平虜渠等人工運河，可以說，中華帝國的水運工程，壹直在源源不斷的修建之中。

到了隋朝，再次實現大壹統的大隋帝國用隋文帝和隋煬帝兩代人的時間，先後開鑿了廣通渠、山陽瀆、通濟渠、永濟渠、江南河，構建起了壹條以洛陽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大運河，這就是此後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的前身。

從隋唐時期開始，中華帝國的政治中心盡管處在關中地區的長安，但中國的經濟中心，卻逐漸東移到江淮流域，由於古代陸運艱難、損耗巨大，因此水運成為最經濟便捷的運輸方式，通過大運河，江淮地區的財賦得以源源不斷地進入關中地區，成為哺育隋唐帝國的生命線。

由於向往江淮地區的繁華，隋煬帝楊廣曾經三次沿著大運河下過江都（揚州），隋朝大業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煬帝第三次從洛陽下江都（揚州），從此踏上了生命的不歸路，兩年後，公元618年，留戀揚州繁華不歸的隋煬帝在江都（揚州）被叛軍所殺，盡管主持鑿通大運河的他有望成為壹代雄主，但楊廣最終卻落得了淒涼下場。

對於主持開鑿隋唐大運河，成就隋唐盛世的隋煬帝，後人普遍情感復雜，對此晚唐詩人皮日休評價說：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裏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隋朝因為修建大運河、征伐高麗等超級工程、濫用民力而亡，但因隋而興的唐朝，卻得到了大運河實打實的好處。

唐朝在618年建立後，隨著帝國再次歸於壹統，關中地區的人口也不斷激增，在最高峰時期，當時人口超過百萬的長安城，糧食缺口達400萬石（約合1.68億公斤），因此，即使是在“年谷豐登”的豐收年份，唐代長安城也是糧食緊缺“人食尚寡”。

隨著關中地區土地的鹽堿化和肥力的不斷減退，當時關中地區已經無法哺育不斷激增的人口，大唐帝國的京畿地區，必須通過大運河運輸的江淮財賦和糧食來支撐生存，但是，大運河的財賦和糧食供應，走水運必須經由黃河進入渭水，再通過其他水道進入長安，但黃河三門峽段非常兇險，“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常）十（之）七八。”

為此，唐朝的皇帝為了就近大運河接收江淮財賦和糧食供應，不得不多次遷到大運河的中心點洛陽“就食”，即使是在盛唐時期，唐高宗李治就至少三次因為長安缺糧，而被迫東移洛陽辦公。

到了大唐景龍三年（709年），由於長安城所在的關中地區接連遭受水旱災害、再次出現糧荒，於是，有大臣建議唐中宗效仿他的父親唐高宗和母親武則天，搬到洛陽、靠近大運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壹帶的糧食供應。

沒想到，唐中宗卻發了好大脾氣，他十分惱火地說：

“豈有逐糧天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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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唐中宗願不願意，大運河已經成為了大唐帝國的生命線，這壹點在當時的唐人看來，就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於是，為了守住大運河、守住江淮地區，張巡等人在安史之亂中，甚至不惜以人肉為軍糧，也要守住睢陽城，盡管這在後世引發爭議，但張巡等人的堅守，最終為大唐帝國反攻安史叛軍，奠定了強大的經濟基礎。

由於總長2000多裏的大運河，溝通了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以政治中心長安、洛陽為軸心，向東北、東南呈現扇形輻射的水運網，這種布局，也極大影響了此後1000多年的中國城市布局和政治中心走向。

關註中國首都地址變遷可以發現，中國的首都從隋唐時期開始，沿著長安-洛陽-開封從西向東遷移，此後從南宋開始，又沿著杭州-北京的從南到北路線遷移，這種從西向東、從南向北的十字架走向，其本質上，其實就是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的脈絡走向，可以說，大運河的走向與中國的首都遷徙出現高度重疊，絕對不是簡單的偶然，而是壹種政治與經濟結合的必然。

在隋唐大運河的哺育下，中國的城市格局也出現了重大變化，在隋唐以前的魏晉南北朝，長安和洛陽由於常年的戰亂受到了嚴重摧殘，與之相對，臨近漳水、擁有河運便利的鄴城，還有遠離中原戰火的河西走廊的武威，甚至遠在黃土高原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都曾經壹度成為地方政權的首都。

但在隋唐大運河興起以後，長安和洛陽由於大運河的哺育，再次煥發了生命力，而在大運河沿線，溝通江淮流域和關中地區的揚州，則崛起成為大唐帝國的第壹經濟都市；此外，在大運河沿線的楚州（今江蘇淮安）、蘇州、杭州、潤州（今江蘇鎮江），以及在大運河北線的魏州（今河北大名東），中線的汴州（開封）、宋州（今開封）、徐州等城市也紛紛崛起，因此可以說，從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開鑿大運河後，此後1400多年間，中國最重要的城市格局，基本是沿著大運河的走向不斷興衰起落。

對此唐朝詩人李敬芳就曾經在歌頌大運河汴河線的《汴河直進船》中寫道：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

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

但大唐帝國因運河而興，也將因運河而衰。

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北方多地陷入藩鎮割據，而西北的河西走廊等地又被吐蕃占據，這就使得困守陜西關中地區的大唐帝國，更加仰賴大運河運輸的江淮財賦，但由於關中地區長期缺糧，如何供養關中地區龐大的軍隊和人口，就成了非常棘手的問題。

當時，大運河由於引入黃河等河水，因此各條渠道泥沙含量非常之高，在平時如果不加疏浚，則往往壹兩年後，大運河就很容易陷入淤塞，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唐朝中央財力日益困窘，這就使得大運河的許多河渠未能得到及時疏通，從而使得河運和物資供應日益艱難。

在此情況下，大唐帝國被迫將供應軍糧的任務轉向地方，“應須兵馬、甲仗、器械、糧賜等，並於本路自供。”另外，唐朝中央為了減少糧食運輸的耗費，還經常將軍隊分散到地方供養，這就使得地方節度使更加得以從賦稅到糧食，都掌控了軍隊的命脈，這種將軍隊供應權下放到地方的結果，就是使得唐朝中央與地方藩鎮“弱幹強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從而加劇了藩鎮割據和唐朝的衰亡。

另外，黃河在進入唐代以後泛濫的加劇，也使得大運河經常遭遇洪水和泥沙的沖刷淤塞，隨著隋唐帝國的統壹，中國人口不斷增加、黃河中上遊的森林植被也不斷遭到破壞，進入唐代以後，在唐朝290年的歷史中（618-907年），黃河共決溢24次，平均每12年1次，頻率大大提高，這更加使得大運河在安史之亂以後，時時出現支流淤塞、阻礙航運的局面。

盡管倚賴著大運河，大唐還在小心翼翼的生存，但是來自流民起事的烽火，卻即將成為摧毀大運河的導火索。

安史之亂爆發100多年後，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私鹽販子王仙芝在濮陽（今山東菏澤市鄄城縣）起兵；隨後在875年，另外壹位私鹽販子黃巢也在山東菏澤壹帶起兵響應，王仙芝死後，黃巢帶領軍隊從山東打到了廣州，又從廣州打到了長安，這種縱貫大唐帝國東西南北的大破壞，也使得大唐帝國的藩鎮割據更加劇烈，在藩鎮割據的影響下，大運河名存實亡，已經無法向唐朝中央和關中地區供應來自江淮地區的財賦。

失去了生命線的哺育，大唐帝國岌岌可危。

盡管在唐軍的合圍下，黃巢最終於中和四年（884年）被殺，但唐末的這次流民起事，卻使得唐朝遭受了極大打擊，黃巢之亂平定後，江淮地區也陷入了大動蕩，例如壹度成為唐朝第壹經濟都市的揚州，在黃巢之亂後又陷入了長達五年的軍閥混戰，以致揚州“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大運河遭遇淤塞，運河沿線城市尤其是江淮流域的動蕩，更加使得大唐王朝失去了經濟支柱，唐朝中央最終淪為了軍閥和政治強人的傀儡，在這種情況下，到了天復四年（904年），軍閥朱溫最終強迫唐昭宗，遷都到了更靠近黃河水運的洛陽，三年後，公元907年，朱溫又強迫唐哀帝“禪位”，隨後朱溫即皇帝位，滅大唐，改國號為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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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4年朱溫強拆長安城，下令遷都洛陽，也是中國城市變遷史上的轉折性事件。

在此後，長安徹底沒落，再也沒有成為此後中華帝國統壹王朝的首都，而這種變遷的根本，原因壹方面是中國經濟中心的不斷東移南遷，另壹方面則是因為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生態日益惡化、不利水運、交通不便，種種因素的匯合，最終成就了大運河上另外壹個明星城市：開封的崛起。

朱溫廢唐自立後，升汴州為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建為東都，而以洛陽為西都。朱溫建立的後梁，其真正的政治中心是開封，在五代十國中，除了後唐定都洛陽外，後梁、後晉、後漢、後周都以開封為政治中心，這種選擇，最主要是因為開封臨近黃河和大運河，從唐朝開始，就已經是大運河線上的重要城市。

北宋代替後周立國後，沿襲五代十國的歷史遺產，仍然以開封為首都。由於開封除了北臨黃河外，其他三面都是平原無險可守，為了拱衛京都，北宋於是在開封周邊布置重兵守衛，龐大的軍隊與政府開支，使得開封的漕運至關重要。

在此情況下，北宋在開封原有的大運河汴渠之外，又疏通開鑿了廣濟河（即五丈河）、金水河、惠民河，這四條河渠，也被統稱為“通漕四渠”。

在“通漕四渠”中，汴渠也就是汴河水道連接的太湖平原地區至關重要，對此北宋時人評價說，正是因為汴渠連接的江淮地區的供應，北宋才得以立國：

“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立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

同樣得益於運河的哺育，北宋取得了比唐朝更加繁盛的經濟成就，開封則崛起成為當時世界的第壹大都市，但1127年靖康之變金兵攻破開封、滅亡北宋後，為了阻擋金兵鐵騎，1128年，南宋軍隊在今河南滑縣西南扒開黃河大堤“以水當兵”，造成了黃河下遊的第四次大改道。

南宋軍隊扒開黃河大堤後，黃河形成了新舊兩條河道，並在從黃河到淮河之間到處擺蕩，由於這個位置剛好處於南宋與金國的對峙前線，因此宋金雙方都無意堵塞決口，以致黃河在整個南宋時期，壹直在北方呈現到處泛濫擺蕩局面。

於是，在整個南宋時期，從原來開封到北方的大運河沿線都受到了黃河泛濫的極大影響，這種格局，壹直延續到1279年南宋滅亡。

南宋滅亡元朝建立以後，為了打通政治中心大都（北京）與經濟中心江南地區的聯系，元朝通過疏浚隋唐大運河舊道，以及開鑿新道，建立起了壹條全長1700多公裏，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大都（北京），途經今天的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的大運河，這就是京杭大運河。

盡管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但受到自唐末北宋以來，黃河多次自然和人為泛濫的影響，京杭大運河經常受到泥沙淤塞、漕運經常受阻，加上沿線水源不足不勝重載，因此元朝時期，從江南通往大都（北京）的漕運，大多需要通過海運運輸，到了元朝末年，大運河的會通河等河段竟然廢棄不用，到了明朝初年，從山東東平連接北京通州的會通河河段，甚至已經淤塞斷阻了三分之壹。

明朝建立初期定都南京，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遷都北京，在遷都前，朱棣命人重新疏浚打通了會通河，鑒於黃河泥沙進入運河的危害，為了避開從徐州到淮陰300多公裏壹段的黃河之險，此後從明朝中葉到清代康熙中期的100多年間，明清兩代帝國不斷開挖新河，最終使得京杭大運河全線基本改為人工河道，全線也延長至1900多公裏。

大運河，再次進入了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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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京杭大運河的貫通，沿線的城市也再次興盛發展起來。

在京杭大運河的帶動下，沿線的城市從山東德州、臨清、聊城，到江蘇北部的徐州、淮安到揚州，再到長江以南的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浙江境內的嘉興、湖州、杭州，無數城市和重鎮因為大運河而興，這也掀開了中國歷史上壹場浩浩蕩蕩的城市運動。

當時，山東臨清因為臨近會通河，成為了北方重鎮；濟寧每年更是有四百萬艘漕運船舶經過；此外，大運河沿線的南陽鎮、清江浦（淮陰）、王家營等地也從小鎮崛起；到了明朝萬歷年間，大運河沿線又設立了八個征稅的榷關：這就是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這些地方，都因為大運河的緣故，或是從小鎮崛起成為城市，或是獲得了更加持久的繁華。

這種因運河而興的城市格局，也影響到了直至今日的中國城市分布。

而揚州，作為京杭大運河上的明珠和南北交通樞紐，更是璀璨奪目。

盡管曾經歷兩宋之際以及明末清初等戰亂，但坐擁漕運、鹽運和水運之利的揚州，仍然在戰亂之後繼續強勢崛起，從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北方人口不斷南下，持續補充著揚州的血脈，到了清代康熙時期，揚州更是成為當時人口超過50萬的世界十大城市之壹。

元朝時，漕運的糧食等物資大多通過海運，但由於清代初期實行嚴格的禁海令，這就使得京杭大運河成為了整個帝國物資從南到北運輸的最主要通道，因此，位處京杭大運河要沖的揚州，也再次成為了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最為發達的經濟都市，當時人記載說，

“國家歲挽漕糧四百萬石，以淮、揚運道為咽喉。”

作為京杭大運河的要沖，揚州作為兩淮地區的鹽業壟斷集散地，以及南糧北運的漕運中心，也因此成為了“四方豪商大賈，鱗集麋至。僑寄戶居者，不下數十萬”的超級都市。

到了清代，揚州被指定為兩淮地區鹽業營運中心，當時，揚州地區的鹽運年吞吐量達到了六億斤，康熙年間，當時國庫年收入不過2000萬兩白銀，而揚州鹽商的年利潤就能達到1000多萬兩白銀。到了乾隆年間，兩淮鹽商已經發展成了壹個擁有億萬資產的商業資本壟斷集團。

揚州的繁盛，使得康熙六下江南，有五次經過或停駐揚州；而乾隆六下江南，更是次次巡幸揚州遊玩，乾隆皇帝更是稱贊揚州“廣陵風物久繁華”。當時，揚州僅徽商商幫的總資本，就達到了五千萬兩銀子之巨，而康雍乾時期，乾隆時代號稱巔峰，國庫最高存銀不過也就7000萬兩，這使得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說：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乾隆的感慨，針對的正是拜大運河所賜的揚州商人的富可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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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的大運河，在哺育唐詩宋詞的同時，也哺育了中國的小說和戲曲。

在這種運河的盛世中，曹雪芹的爺爺曹寅（1658-1712）也被康熙皇帝指派為江寧織造，這個職務雖然品級不高，僅為正五品，但其壹方面負責為宮廷采購綢緞布匹，壹方面則是皇帝在江南地區的密探耳目。由於承擔著特殊任務，因此擔任江寧織造的臣子壹般都是滿清皇帝近臣，在江南壹帶的地位也僅次於兩江總督，是不折不扣的要職。

倚賴皇家的恩賜，曹雪芹也跟隨著祖父和父親，在揚州壹帶度過了奢華的早期生活，這也成為了他後來寫作小說《紅樓夢》的家族背景，而《紅樓夢》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壹部大運河締造的財富史和家族史。

不僅僅是小說，當時揚州作為與北京並立的南北兩大戲曲中心，也成為南方戲曲藝人的匯集之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為了給乾隆皇帝祝壽，當時安徽安慶的徽班劇團北上京城祝壽，在北京受到了熱烈歡迎，此後，安徽的的四喜、三和、春臺、和春等徽戲班社也紛紛從大運河北上京城，並與先期進京的漢調（楚調）戲班同臺獻藝。

在徽漢合流的戲曲交融下，並在吸收了昆腔和梆子、吹腔、羅羅腔等其他戲曲精華的基礎上，到了1840年，京劇最終在北京、天津壹帶孕育成型，而京劇的誕生，本質上正是大運河南北交通的產物。

但時代的巨變正在醞釀，大運河沿線的人們和城市卻壹無所知。

1840年，第壹次鴉片戰爭爆發，此後，清廷被迫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作為通商口岸，作為海洋時代的產物，沿海口岸城市的誕生，也意味著大運河等內河城市衰落的開始。

在海洋時代的沖擊之外，清朝的內亂也加劇了大運河的衰落。

1850年，太平天國之亂爆發，此後，太平軍轉戰南北，先後攻占南京，又多次在揚州等大運河沿線城市，與清軍展開激烈爭奪，以致揚州爆發了長達11年之久的戰亂，城市繁華毀於壹旦，其他運河沿線城市也受到了戰爭的嚴重摧殘和破壞。

與此同時，黃河的泛濫，則再次成為了大運河的生死點。

黃河在進入清代以後，平均每三年就發生壹次決口，在康熙初年更是幾乎年年決口，到了1855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改道，奪大清河由山東利津入渤海，並在東平縣境腰斬會通河，致使京杭大運河航運被攔腰截斷。

運河斷裂，此後壹直到1864年太平軍被平定前，清廷根本無法進行疏浚，運河被廢，等於掐斷了揚州等大運河沿線城市的血脈，受此影響，揚州、山東臨清、江蘇淮安等城市，也因為這場太平軍之亂以及大運河的斷裂，迅速陷入了商業斷裂、人口銳減、百業雕零的隕落深淵。

大運河斷線了，但帝國的生命線卻不能斷。

為了繼續向北京輸送江南地區的財賦支撐戰爭和帝國運轉，為了，清廷不得不做出了廢河運、行海運的決定，對此，（同治）《續纂揚州府誌》詳細記載道：“道梗阻，江浙全漕改由海運，其時江北各邑漕米統歸上海，兌交海船運赴天津。”

當時，由於太平軍席卷了整個華中和東南地區，因此包括揚州商人在內的兩淮、兩湖地區和江浙、安徽、江西等地富商紛紛雲集上海，致使周邊大量人口和商業資本改而雲集上海，隨著京杭大運河漕運斷裂，擁有海運便利和洋人保護的上海因此壹躍而起。

至此，在太平天國戰爭的催化作用下，整個中國南北的商業網絡格局，由以運河為主轉為以海運為主，而依托海運的上海，則成為了中國轉口貿易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從此，依托大運河興盛千年的揚州，最終被上海取而代之。

隨著海洋時代的到來，大運河的衰落不可避免，而鐵路的興起，更是成為了插在大運河心臟上的壹把尖刀。

1876年，中國第壹條鐵路：吳淞鐵路上海至江灣段正式通車運營，盡管這條鐵路僅僅存在了壹年就被清廷下令贖回並拆毀，但這卻吹響了中國鐵路時代的號角，在洋務運動的推進下，此後晚清進入了鐵路擴張時代，以盧漢鐵路（京漢鐵路）、京張鐵路等為代表，晚清開始大規模的鐵路建設運動，到了1909年，清朝境內鐵路通車裏程已經接近9000公裏，並且每年給清廷帶來了高達2000多萬兩白銀的財政收入。

鐵路通達迅速、營收豐厚，並且沒有大運河需要經常疏浚的煩惱，貨運量也更加龐大，在種種優勢的加持下，於是，鐵路在內陸也逐漸取代了大運河的交通地位，於是，在海運和鐵路的雙重夾擊下，大運河，這條從春秋戰國時代就開始部分興起，在隋唐時期進入鼎盛成型階段，在元明清達到高潮的中國運輸命脈，最終在時代的變化沖擊下，逐漸隕落，退出了中國交通轉型的歷史舞臺。

而回到晚唐，詩人羅鄴就在哀婉隋亡唐興之際，隱喻地寫下了《汴河》壹詩：

“至今嗚咽東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時。”

壹千年後回望，大運河，不也是同樣的命運，流水落花春去也，換了人間。

來源：最愛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