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VS晉商：誰才是古代第一大商幫？

徽商與晉商、潮商，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商幫”。在中國漫長的商業歷史上，三大商幫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幫中最為耀眼。

而其中，徽商與晉商之間，兩相比較，則更能給人啟示。

例如：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徽商則完全相反，由於敬重儒學，提倡“學而優則仕”，所以從政的較多；再例如：晉商多尊奉鄉人關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學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此外，徽商通常是以家族為組織紐帶，他們有一句話叫“用親不用鄉”，晉商則以地域關系為紐帶，他們是用鄉不用親，等等。

那麽，創造商業奇跡不相上下的兩大商幫，但其大相庭徑之處，到底能帶給人什麽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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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徽商的鹽業興衰大比拼

據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忠對《中外管理》介紹，徽商與晉商都是明清時代中國最為重要的商幫。晉商先起，但它的衰落比徽商晚。晉商的發跡，與明代的開中制度有關。

在明初，蒙元殘余勢力雖然已退往漠北，但仍對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脅。為了加強防範，明朝政府先後建立了九邊，在北方邊地駐兵屯墾。當時，為了解決糧食補給問題，實施“開中法”，讓商人輸糧支邊，作為回報，對商人授予鹽引（食鹽運銷許可憑證）作為獎勵，讓他們前往淮、浙各地鹽場支取引鹽。因此，有不少晉、陜商人因此而起家，晉商由此而興。

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間，運司納銀制度確立，商人只需在揚州等地交納銀兩，便可獲得鹽引。在此背景下，北方邊地屯墾受到劇烈沖擊，與揚州等地更為近便的“徽州鹽商”嶄露頭角。

到了明代萬歷年間推行綱鹽制度，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此後，徽州鹽商的實力開始逐漸超過了山西商人。明末改變開中制，晉商則被迫退出鹽業。

及至清代，揚州等地的鹽商中，徽商占了絕對的優勢。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此時受到嚴重打擊。而到了清末，廢除鹽商壟斷特權後，徽商在鹽業的優勢也土崩瓦解。

在鼎盛期的比較上，徽商雖然崛起較晚，但鼎盛期的出現卻早於晉商，徽商在明朝中後期便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續到清朝。晉商起步與明初，但到了清朝中期開始繁盛，步入鼎盛時期。

從地域上看，在明代，晉商與徽商的活動範圍都較大。晉商重點經營的區域，在中國北部和西部地區。不過在北方的北京、山東臨清、河南開封等地，也聚集了大批徽商，這與其時的南北貿易格局密切相關。當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遊地區。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對於各地城鎮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俗諺，叫“無徽不成鎮”。根據胡適先生的解釋，這句俗諺的意思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進去了，就會開設店鋪、發展商業，於是就將村落變成了市鎮。清代以後，“無徽不成鎮”主要指的是長江中下遊一帶，特別是長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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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重義拜關公，徽商敬儒拜朱熹

晉商多尊奉鄉人關公，可以說只要有晉商票號或者商鋪的地方，都會有關公供臺，關公是忠義的化身，也代表了晉商所秉持的為商理念，用“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而在徽州民間信仰中，關公雖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不過，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地位顯然更為重要。

朱熹理學對徽州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明清兩代，不少地方的徽州會館也叫“紫陽書院”、“徽國文公祠”。所謂紫陽，是朱熹的一個別號。朱熹雖然生於閩北，但其祖籍卻在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徽商在徽州會館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國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號，顯然是以此凸顯“賈而好儒”的“儒商”特色。

此種“賈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說是一種文化追求，對於徽商群體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賈”與“儒”密切結合，讓徽商有了區別於其他商幫的獨特氣質。從當時人的記錄來看，一些商人“賈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潛移默化下，自覺地以儒家倫理、道德規範指導自己的商業行為。明代中葉以後，徽商迅速發展為稱雄商界的一支勁旅，與此一重要特色顯然不無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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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學而優則商”，徽商“學而優則仕”

對待教育的態度讓晉商和徽商走上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家中子弟天資聰慧者不是去考取功名，而往往是在年幼時就開始學習經商之道，他們把讀書看做副業，甚至把走上考科舉道路的人認作資質較差、不適合經商的子弟。

徽商則完全相反，在他們看來，經商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謀生手段，讀書作官，“學而優則仕”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不忘讀書。

由於崇文重教，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徽商，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他們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振興文教”。徽商商戶家中的子弟，自幼便進學堂學習四書五經，將科舉考試作為頭等大事。

王振忠教授對《中外管理》分析道：徽商“賈而好儒”、“雖為賈者，鹹近士風”。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務工經商之前，在家鄉都受過最基礎的啟蒙教育。另外，明清時代徽州是個科舉極盛的區域，不少人名落孫山，只能轉而去經商。在這種情況下，徽商群體中便出現了不少高素質的文人。商幫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的“四民秩序”（士農工商）觀。不過，也應當看到，“以賈代耕”的徽商，他們大膽肯定商業行為的正當性，目的是為商人群體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會地位。在不少人的內心深處，“儒為名高，賈為厚利”，徽商雖然重利，但亦重視“儒”名，故而服賈（經商）與業儒（以儒學為業）並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為如此，徽州既是全國著名的商賈之鄉，又以文風興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譽為“程朱闕裏”、“東南鄒魯”。

徽商非常重視子弟教育，在徽商家族中出過大批進士、狀元。據何炳棣先生的統計，從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519名進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鄉及第的），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180年間，江蘇省產生了一甲進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進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個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顯然與徽商重視子弟教育有著重要的關系，這一點與北方的晉商有著顯著的不同。

文化上的先進決定了徽商在先決條件上的優勢。一方面愛讀書既促使徽州成為文風昌盛之地，另一方面又對商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因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審時度勢、運籌決算、進退取舍乃至整個經營活動中勝人一籌。

徽州商人在業賈致富後，總是想方設法讓子孫攻讀詩書，成就儒業。為此，他們踴躍捐資，在桑梓故裏興修官學、書院，廣建義塾、文會，為鄉裏、宗族內的貧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讀書環境。有的家族明確規定，對族中聰穎好學但卻無力從師的子弟，必須給予資助。對參加科舉應試的學子，給予來往路費、筆劄膏火、慶吊酬酢等方面的資助。這些規定，被詳細地列入族規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戶之村，不廢誦讀”，文風相當興盛。自明代中葉以來，大批徽州人外出務工經商，他們既將經商利潤匯回本土，又帶回了各種思想、觀念與文化，這使得皖南一域，呈現出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同生共榮的奇特景觀。徽商不僅在商業史上曾有過如日中天般的輝煌，而且，他們在文化上的建樹亦燦若繁星，這對於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至於晉商，雖然也不排除一些人對儒學頗為重視，但‘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這在當時，也成為朝野各界的共識。正因為如此，晉商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要遠遜於徽州商幫。”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忠這樣總結到。

封建社會，皇權高於一切，和官府關系的好壞至關重要。徽商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徽州人讓子弟讀書走科舉之路固然有文化傳統，但更現實的還是子弟當官後作為徽商的後盾。因為徽商有文化，在與官府交往，同顯貴應酬中，便能言語相通，應對自如。歙縣江姓鄉紳江春更領導兩淮鹽業近50年，自乾隆中葉後，兩淮鹽業幾為徽商所壟斷。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由於晉商無人能在朝廷擔任要職，自然無法“左右”朝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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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用親不用鄉”，晉商“用鄉不用親”

徽商極為重視教育的背後，有出於維系家族傳承的需要。對於徽商來說，從商可以有錢，但用錢買的官並沒有地位，只有通過科舉考試金榜題名而入仕，才有社會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維系家族傳統的傳承。在這一點上，徽商和晉商比起來就更多了一些官商色彩。

徽商通常是以家族為組織紐帶，他們有一句話叫“用親不用鄉”，徽商選用人員大多來源於同族。一方面註重考核個人的品質，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家族的利益。徽商用親是出於維系家族的需要。

晉商則以地域關系為紐帶，他們是用鄉不用親。晉商選人主要以同鄉為主，不過條件通常很苛刻，在選拔人才方面顯得更“純粹”。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晉商非常重家鄉，不論他們走多遠，在哪裏做生意，他們的家都安在山西，最後都要回到山西。徽州受中原移民的影響，家鄉觀念相對淡薄，徽商把生意做到哪裏就在哪裏紮根發芽，這也是徽商用親不用鄉的歷史原因。

當然，晉商和徽商的文化上差別，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重點是摒棄其文化上的糟粕，學習其文化上的精華，比如：晉商和徽商都“重誠信、講道義”，雖然成功之道很簡單，而恰恰是因為這些樸素的經商之道，才成就了它們縱橫華夏數百年的商業奇跡，這點對於那些想做“基業長青”的企業來說，尤其值得深思。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