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嗎

明代的海外開拓事業為中國歷史放異彩，膾炙人口的“三保太監下西洋”的事跡，中外均有若幹專門著述，因其不僅是中國史上史無先例的大事，也是人類航海史上的創舉。無論是造船技藝、航海技術、航行裏程，還是參加人數，鄭和下西洋均為以後百余年間的西方航海家所望塵莫及。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歷來有多種說法，其中比較流行的一種是為了尋找建文帝。歷史的真相是這樣嗎？台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先生在自己的大作《中華史綱》中提出了另一種推測。

鄭和七次下西洋

鄭和系雲南人，原姓馬，世奉回教，祖父、父親都曾到麥加朝聖，故略知海外情況。 鄭和於成祖尚為燕王時即為其宦者，因靖難之變有功而升遷為太監。 他於成祖三年首次“通使西洋”，至宣宗五年為止（1405—1430），二十五年間，共出使七次，今留有《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 寶船廠即今南京下關之船廠，龍江關即下關，該圖繪有前六次航線（第七次出使時明成祖已崩）。 據學者考證，鄭和西航最遠到達非洲的東北岸及波斯灣，此外足跡所至包括今印度東西岸、斯裏蘭卡、印尼主要島嶼、馬來半島等地。 有很多地方，他到過不止一次。 第一次出使時，鄭和有“將卒兩萬七千八百余人”，將卒分別乘在六十二艘約一百四十米長、六十米寬的艨艟巨艦上（據估計約一千噸）。 艦隊所到之地，服則賞賜之，“不服則以武懾之”。 他曾三次獻俘於朝，也帶回諸國使臣入朝。 據說他所歷三十余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 耗費不貲是鄭和以後後繼無人航海的主要原因。

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

明成祖遣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明史》稱“成祖疑惠帝（建文）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是清人迂腐之見。

此處簡述一下有關建文帝的史實。

朱元璋於七十一歲高齡病逝，由他年已二十二的皇太孫繼位，即建文帝（1399—1402在位），史稱其“天資仁厚”。人人都希望恐怖時期快點過去，不料建文帝即位僅年余，即有“靖難之變”。按明太祖為了鞏固朱家天下而盡封二十四子為藩王，藩王各擁兵三千到一萬九千不等，一切儀仗僅“下天子一等”，地方長官自然俯伏聽命。尤其封在邊境的藩王，更是手握重兵，邊將亦歸其“節制”。其中封於燕京（原元之大都）的四子燕王朱棣，因居要沖，地位特殊，太祖臨崩前一個月，尚命都督楊文、武定侯郭英，“俱聽燕王節制”。據說太子朱標病死後（1392），太祖即有立燕王為太子之意，後仍立朱標之次子、年十六之朱允炆為皇太孫。

朱允炆在藩第時即對他的老師黃子澄談到藩王擁重兵、驕縱不法之事。即帝位後，他立刻實行削藩的計劃。他最顧忌的是燕王，所以決定先對燕王的同母弟，封在開封的周王下手。建文帝即位之初即遣將李景隆領兵，道經開封，“猝圍王宮”，執周王，將之廢為庶人，錮之於南京。廢周王是建文帝剪除燕王羽翼的第一步，他連接再廢四個位居要沖的藩王。燕王朱棣深知自己是最後被廢的目標，於是早作準備。建文元年（1399）夏，朱棣以“清君側”為口號反。此後連續戰爭三年，1402年，燕兵入南京，宮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終”，後得其屍於火中。民間因懷念建文帝的“仁厚”，盛傳他化裝為僧人，自地道中逃出。

建文帝已於城破之日焚死，已有定論。即令明成祖疑而求之，亦必在國內蹤跡之；建文帝如在海外，一鄙夫耳，何用“耗廢不貲”以緝之。建文帝位居大統，有謀臣猛將銳卒而不能守，成祖英挺蓋世，大位已若磐石，何至於六次遣人到海外尋一“疑”或未死之鄙夫，事之不近情理有逾此者乎？孟森嘆修《明史》之清代史家挾有成見，成見之外，亦見其陋不可及。

另有一批人認為明成祖通使西洋的原因在於為宮廷尋求珍寶。按史籍從無成祖奢侈貪佞之記載，且稱他“恭行節儉”。他在軍中之日多，常“蔬食”，有方士進“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餌之。”一位終日以絕漠遠征為職旨的君主，不可能嗜好奇珍異寶。鄭和從海外帶回來一些“無名寶物”是事實，“無名”是罕見之意，因稀奇之故，乃曰“寶物”耳！成祖不是追求這類什物而屢次大規模遣使，至為明顯。成祖遣鄭和下西洋，負有極重大的政治與軍事的使命。

明太祖朱元璋的伐日計劃

明太祖光復中華後，蒙古的聲威仍然照耀四裔，所以他要遣使到四處，昭告海外各國元已覆亡，新政府願與各國“相安於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太祖二年（1369），明廷寄與占城國王璽書，告以“朕主中國，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希望各國“安於生業，王亦永保祿位”。但亦有不遵太祖詔諭者，如太祖十三年（1380）爪哇“誘（明）使者而殺害之”，占城亦曾詐奪真臘貢明的貢品，類似事件不斷發生，明太祖除了遣使譴責，希其勿“幹怒中國”，否則“悔將無及而已”之外，實際上並無辦法。此為明成祖通使西洋的首要動機。

其次是日本，太祖留給子孫的《皇明祖訓》中說日本“明朝（貢）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圖謀不軌”。太祖對與中國有往來的三十六國中，唯獨“怒日本特甚”。蒙古兩征日本失敗，太祖對此“圖謀不軌”的鄰國實深具戒心。他在位時已蓄意興建海軍，不然成祖即位不過三年，如何能立即建立如此強大的艦隊？航海人員必須有專業的航海知識，包括天文地理知識在內，兩三年內如何能訓練完成？建造大型海船的工廠，豈能一蹴而及？胡惟庸案發生於太祖十三年，到鄭和首次出使已二十五年，大致胡案發生之後，太祖即有伐日之動機，即開始準備發展海軍，成祖只是轉變了使用的方向。

從伐日到對付帖木兒帝國

靖難之變持續四年余，明廷同室操戈的消息立即受到蒙古人的重視，以印度為基地的帖木兒聞訊，認為此時是攻明的良機，於是整軍經武，糾合大軍數十萬，準備伐明。帖木兒適於此際病死（1405），成祖對這件事的警覺性很高。他一生以蒙古為大敵，經常駐蹕燕京，遠征到貝加爾湖的主因在此。帖木兒聲勢浩大，遠非分崩離析的北元可比，他必須未雨綢繆，了解帖木兒帝國後方的情況，最好是能在其後方尋求到與國，斷其左臂，所以遣鄭和下西洋，這與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的鵠的是同工異曲。張騫也帶回一些“無名”之物，但那並不是他的主要任務。

成祖將其父親所擘畫的海軍用於通西洋的主要原因已如上述，次要的原因是日本的氣焰已不似明太祖時代那樣囂張。按明初方國珍、張士誠之余黨，“往往糾島（倭）人入寇山東濱海縣州”，太祖遣使責令停止，“不則修兵自固”，日本懷良親王不奉命，“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州沿海郡”。以後日本“來貢”，並無“表”，只是貿易而已，並未稱臣。太祖十四年（1381），懷良致書太祖，書辭倨傲，自稱“小邦亦有禦敵之圖”。太祖雖“慍甚”，但鑒於蒙古之敗，“不加兵也”，只是一面在東南沿海嚴加戒備，一面蓄備海軍而已。成祖即位，日本將軍足利義滿（《明史》稱源道義）為求通商順利，受封為“日本國王”，並受明封其富士山為“壽安鎮國之山”。日本既已馴服，故明朝統治者把目標轉向防蒙古。

【摘自：《中華史綱》 李定一/著 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