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朱元璋時代的江湖很寂寞？

讓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哪一個朝代最適合拿來作為武俠小說的時代背景？有位網友說：“個人認為，最適合寫武俠小說的歷史時期，應該是各種矛盾激化最為激烈的年代。皇帝、忠臣、奸臣、宦官、錦衣衛、東廠、西廠、倭寇、百姓、民間組織、幫派，每一個元素之間都存在矛盾，都可以當做寫作的材料。”顯然，他說的這個時期就是明朝。

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金庸十五部武俠小說，除了架空歷史背景的《連城訣》、《俠客行》、《笑傲江湖》、《白馬嘯西風》我們這裏略過不談，《越女劍》的故事發生在春秋末年，《天龍八部》發生在北宋後期，《射雕英雄傳》發生在南宋寧宗朝，《神雕俠侶》發生在理宗朝，《倚天屠龍記》從南宋末年寫到元朝末年，嘎然止於朱元璋建立大明前夕；《鹿鼎記》、《鴛鴦刀》、《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飛狐外傳》的故事背景均為清朝，明確以明代為背景的，只有一部《碧血劍》，但那也是明王朝快滅亡的時候了。

金庸為什麽不寫明朝前期、特別是朱元璋時代的江湖與武林？這或許跟金庸個人的好惡有關，但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會發現朱元璋時代的江湖——如果那時尚有江湖的話——是多麽的寂寞，波瀾不興，根本不適合江湖俠客與綠林好漢生存。

我們常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實未必。江湖的形成，需要很多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流動性。江湖永遠是流動不居的，所以江湖中人才將他們的生活方式叫做“走江湖”、“闖蕩江湖”。熱愛冒險的遊俠、出沒不定的盜賊、繁華的市井、過往的商旅、押送貨物的保鏢、暫時歇腳的客棧、遊戲人間的浪子、漂泊的劍客、遊方僧人、遊手好閑的城市閑漢，等等，構成了永遠也平靜不下來的江湖。沒有流動的江湖客，便不會有江湖。

朱元璋畫像

但江湖社會的這一特征，是朱元璋無法容忍的，他建立明王朝之後，馬上就鎮壓社會的流動性，以舉國之力建設靜止、安寧、井然的社會秩序。朱元璋相信，

“上古好閑無功，造禍害民者少。為何？蓋九州之田皆系於官，法井以給民。民既驗丁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閑食者少。”（朱元璋《大誥續編序》）

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要恢復這個他想象中的“上古”秩序。

為此，朱元璋全盤接過元朝的“諸色戶計”衣缽，將全國戶口按照職業分工，劃為民戶、軍戶、匠戶等籍，民戶務農，並向國家納農業稅、服徭役；軍戶的義務是服兵役；匠戶則必須為宮廷、官府及官營手工業服勞役。各色戶籍世襲職業，農民的子弟世代務農，工匠的子孫世代做工，軍戶的子孫世代從軍，“不得妄行變亂，違者治罪”。

朱元璋又要求，士農工商“四民務在各守本業”，農民必須老老實實呆在農田上，不可脫離原籍地與農業生產，想棄耕從商？那是必須禁止的，只許“賈於農隙之時”；而且，“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他們平日裏，每一天的活動範圍，都應該控制在一裏之內，“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就算碰上饑荒，逃荒外出，地方政府也有責任將他們遣送回原籍；從事醫蔔之人，也“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朱元璋《大誥》、《諭戶部敕》）。

居民如果確實有出遠門的必要，比如外出經商，必須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當時叫做“路引”、“文引”。法律是這麽規定的：“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裏者即驗文引。”（《大明會典》）凡離鄉百裏，就需要向申請通行證，經官府批準之後方許啟程；獲準外出的商民，在按規定的日程回到原籍之後，還要到發引機關註銷，“驗引發落”。

發引機關對路引的審批必須嚴格把關，

“凡不應給路引之人而給引；若冒名告給引，及以所給引轉與他人者，並杖八十”；“其不立文案，空押路引，私填與人者，杖一百，徒三年”。

如果居民不帶“路引”、擅自出遠門呢？後果很嚴重，被官方發現、抓獲的話，輕則打板子，重則充軍、處死。法律還要求，

“凡軍民無文引，……有藏匿寺觀者，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大明會典》）

洪武六年六月，常州府有一名居民，因為“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急”，來不及申辦“路引”，結果途中被“呂城巡檢司盤獲”，“送法司論罪”。朱元璋得報，說：“此人情可矜，勿罪釋之。”（《明太祖實錄》）感謝皇上開恩。

還是洪武年間，朝廷“燕脂河，大起工役”，這個工程，累死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挨到工程完工，有一個工人卻絕望地發現，他的“路引”不小心弄丟了，“分該死，莫為謀”。只好等死。幸虧督工百戶可憐他，跟他說：“主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替他求情，朱元璋說：“既失去，罷。”（祝允明《前聞記》）再次感謝朱皇帝開恩。但是，如果皇帝未開恩，恐怕那名工人就要被處死了。

直到明朝後期，路引制度還一直保留，只是官府對路引的盤查與檢驗，不似朱元璋時代那般苛嚴而已。一旦遇上官府嚴查的時候，沒有攜帶“路引”的流動人口，還是要倒大黴。成化末年，由於“京師多盜”，當時的兵部尚書派官兵“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流動人口，

“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送系兵司馬。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陸容《菽園雜記》）。

沒有“路引”的流動人口，都被當成強盜抓起來。

按朱元璋的要求，除了外出之人必須攜帶“路引”，鄰裏也需要掌握出遠門者的日程，他們何日離家，出外幹什麽活，按計劃何日歸來，都要心中有數，如果發現有人日久未歸，要向官府報告。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的一則榜文這麽規定：

“今後裏甲、鄰人、老人所管人戶，務要見丁著業，互相覺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幹何事務。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鄰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體遷發充軍。”（《南京刑部誌》）

農村中，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之人，成了朱元璋嚴厲打擊的對象。他親訂《大誥》，告知天下萬民：

“此誥一出，所在有司、鄰人、裏甲，有不務生理者，告誡訓誨，作急各著生理。除官役占有名外，余有不生理者，裏甲鄰人著限遊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間，仍前不務生理，四鄰裏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來，以除當所當方之民患。”

如果鄰裏對遊食之人坐視不理呢？朱元璋說：

“裏甲坐視，鄰裏親戚不拿，其逸夫者，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裏，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民處死，裏甲四鄰，化外之遷。”（朱元璋《大誥》）

好可怕！

城市中的遊手也受到朱元璋的殘酷鎮壓。他在南京修建了一座“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鳥者、遊手遊食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又下令：“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作賣買的，發邊遠充軍。”（周漫士《金陵瑣事》；顧起元《客座贅語》）蹴圓，即踢球。軍人學踢球，竟然要斫掉雙腳。

經過朱元璋苦心孤詣的努力，社會的流動性被成功地限制在最低程度，明初果然是一派寧靜、死氣沈沈，“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亦無遊民”。明末歷史學家談遷回憶說，“聞國初嚴馭，夜無群飲，村無宵行，凡飲會口語細故，輒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誠使人凜凜，言之至今心悸也。”（《博平縣誌》；談遷《國榷》）

如此井然有序的中世紀社會，還有哪一個人敢出去“闖蕩江湖”？此時就算還有一個“江湖”存在，也該是多麽的寂寥、平靜！

直到明代中後期，隨著“諸色戶計”制度的松懈，“洪武型體制”的逐漸解體，海外白銀的流入，商品經濟的興起，“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社會才恢復了兩宋時期的開放性、流動性及近代化色彩，江湖才重新活了過來。

本文選自拙書《原來妳是這樣的大俠——一部嚴肅的金庸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