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記中讀懂魯迅

圖：香港民眾在「五四運動」期間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香港海員工會等在一九二二年一月策動大罷工，歷時約兩個月

一九二六年七月，魯迅在北京《世界日報副刊》發表了《馬上日記》和《馬上日記之二》，又在《語絲》上發表文章題目就極具魯迅範兒的《馬上支日記》。在寫於同年的《馬上日記》之前有一則「豫序」，其中說道：「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

魯迅是怎麼記日記的

「正宗嫡派」雲雲，顯然是揶揄之詞，「寫給自己看的」，「信札往來，銀錢收付」則如實反映了魯迅日記的面貌。在近代的文化人中，魯迅算得上記日記的模範生之一。即便是生大病，或者外出旅行，他也不會忘記日記。有的時候，出門在外無法帶日記本，他就先用別的紙寫下內容，有條件時再根據臨時記錄補記。因此，魯迅的日記書面整潔，用王錫榮的話說「可直接出版」。

魯迅留存的日記一共有二十四年（從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六年，總共二十五年，其中一九二二年丟失），內容十分豐富，「可以說是一部魯迅學百科全書」。但是，與胡適把書信也貼到日記之中不同，魯迅的日記十分簡略，每條一般不超過一百字，最長的也不超過一百五十字，最短的只有日期、天氣和「無事」二字而已。不過，魯迅記得全是「乾貨」，比如參加各種重要的社會活動，包括「左聯」的活動、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的活動，都有記載；參加中國濟難會、會見李立三等政治色彩濃郁的活動，則以隱語、暗指等方式加以記錄。另外，魯迅的經濟帳目包括收入和借款，在日記中記錄得十分清晰。購書更是每筆都記，連價格都清清楚楚，每年日記後還附一份當年所購書籍清單。「這份清單上有書名、冊數、價格（或某人贈送）、購買（或贈送）日期。同一天有多種書的，只在第一種寫日期。在每個月最後一種書的最下端，有一個數字，雖未明確標註，實際上是當月買書總價。在每年書帳末尾，都有一個統計，主要是兩項數據：一是全年買書用款總數，二是每月平均數」。此外，魯迅對自己看病的記錄也很全。可見，魯迅日記確實是寫給自己看的，具有很強的私密性。

魯迅日記裏的「情緒」

正因為如此，要讀懂魯迅日記的內在含義，就需要先進行一番統計分析的工作。《日記的魯迅》正是這樣做的。在書中，王錫榮提出了一些總體性論斷。比如：「總體上說，魯迅日記的內容和風格是有階段性傾向的，一段時間內，所記的內容有所側重。早年剛到北京時對風景、社會百態都有較多記載，對飲酒也有較完整的記載，情緒抒發也較多，文字總體上較感性，顧忌較少。後期記載社會狀況較少，更注重具體事務記載，更加理性，對事基本不發議論，顯然有所顧忌。對人則極少數偶有議論」。

王錫榮還對魯迅日記中經常出現的「無事」作了分析，他發現這一記載出現的頻率呈明顯的起伏。第一個高峰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第二個高峰則是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二年。一九二○年記「無事」的有一百一十七次，而一九三一年為四十六次，這就形成了兩次峰頂。結合魯迅的人生經歷，他表示，第一次峰頂正是魯迅供職的教育部欠薪，家庭經濟狀況日益窘迫之時，當時魯迅不得不到各大學兼課以補貼家用，而他極力想維繫的大家庭的矛盾也開始顯露。第二次峰頂則是「左聯」五烈士被害，左翼新文化運動走向低谷之時。了解了這些背景，就會發現，不論對魯迅還是魯迅研究者而言，「無事」有時候都不是「空白」，恰恰相反，魯迅倍感無聊、心情低落的「無事」之時，恰是其人生重大轉折前的短暫平靜。

當魯迅日記中看似瑣碎的隻言片語聚攏在一起，我們可以讀出他內心情感的波瀾。實際上，人的情緒、心理因為轉瞬即逝，很多時候並不會轉化為外在的言論或行動，因此，較之行為、思想、觀念，情緒和心理的研究更加複雜。而《日記的魯迅》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通過讀這本書，我們會發現，個別時候魯迅的情緒流露十分直白。比如，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蔡元培辭職，七月九日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就將蔡力倡的美育刪除，魯迅在日記中寫道「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顯見十分鬱悶，直接爆了粗口，而從另一個側面也表露出魯迅對美育之重視。更多的時候，魯迅潛藏在日記中的情緒則需要仔細品味。比如，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

熟悉魯迅生平的都知道，此乃魯迅和周作人關係的轉折。這場變故的細節至今尚未能完全還原，結合魯迅惜字如金的日記習慣來看，「此可記也」四字足已說明這場變故對他心理影響之大。又如，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屬攜行李發紹興」，其實，在這一行人中也有被稱為「母親的禮物」的朱安，魯迅卻沒有提及她的名字，只以「眷屬」二字一筆帶過，可見他對朱安之態度。魯迅在日記中又多次提到朱安的弟弟朱可銘，王錫榮統計總共為二十三次。朱安的兩個侄兒，魯迅一直與他們保持着聯繫，朱家有時送來醬鴨、魚乾、糟雞、冬筍等，也被他記在日記之中。這些細節，也被王錫榮慧眼拈出，它們或許並不能改變我們對魯迅的總體看法，也無法改寫魯迅研究的宏觀判斷，但是，給我們提供了觀察魯迅、理解魯迅的另一個維度，讓我們得以接近一個更加立體的魯迅。

魯迅的「房貸」及其他

《日記的魯迅》是一本努力還原魯迅的書。全書幾乎全不是什麼「大事」，比如：「魯迅稱誰為『師』和『先生』」、「魯迅捐款」、「兩個月理一次髮」、「魯迅日記中的飲酒」，這些事在魯迅的傳記中一般很少寫到，即便在年譜中也不會詳細記錄。王錫榮則以魯迅日記為依據，對魯迅的這些生活細節作了考據和辨析。

比如，關於魯迅的收入和版稅糾紛等，近年來論者較多，在有的學者筆下，魯迅過着很「豪」的生活，但本書「借債生活」一節為我們勾勒了魯迅經濟生活的另一面。從一九一九年下半年開始，魯迅借債的記載在日記中頻繁出現。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魯迅託好友齊壽山借了五百元，利息一分三厘，三個月還清。此時正是魯迅購買八道灣房產時期，顯然，這是一筆「房貸」。從此開始，魯迅日記中經常有借貸的記錄，從一九二○年七月開始到年底，半年時間，魯迅就借了十八次，總計六百五十元。借貸的對象主要是齊壽山、許壽裳等朋友，也有當時的金融機構。因為借債多，魯迅往往一拿到薪水，就先要還錢。這種窘困的境地一直到他離開北京南下才得以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還提出了一些「疑團」並作了分析。比如，魯迅寫了那麼多文章，卻沒有在日記中記下篇名，很多時候只是記錄「作雜文一篇」「稿一篇」。而有些記下了篇名的文章，卻沒有留下文本。比如，一九一二年七月魯迅到暑期學校作《美術略論》的講座，卻沒有留下講稿。一九一四年六月三日的日記中說寫了一篇《異域文譚》，託許壽裳轉寄給了《庸言》報館，但在《庸言》上無法查到此稿。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記載，魯迅和陳望道一起到江灣實驗中學講演一小時，題目是《老而不死論》，演講內容現在卻已無法查考。此事陳望道在《關於魯迅先生的片斷回憶》中有記述，可惜「關於演講的題目和內容，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我只記得，當時魯迅先生的演講極有聲勢，他幽默而潑辣地指斥當時的黑暗勢力，每當講到得意處，他就仰天大笑，聽講的人都跟着大笑，那滿屋的大笑聲直震盪了黑暗勢力的神經，給復旦和實驗中學的廣大師生以有力的聲援和激勵。」

書中還對一些流行已久的「謠言」作了辯誣。比如，一些研究者對魯迅日記上關於「濯足」的記載眾說紛紜，甚至認為是某種「性暗示」。這雖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確實流傳多年，對魯迅形象造成了曲解。本書對魯迅二十四年日記中相關記載作了統計，發現共記載「濯足」約八十次，然後根據魯迅的婚姻情況等作了分析，指出「可以排除魯迅濯足與性生活的關聯。理由是：一、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單身期間也有記載；二、在許廣平孕期單身北上探親，與許廣平分別期間也有記載；三、在許廣平臨產期也有記載，而在受孕期反而沒有記載；四、在上午也有記載」，濯足「就是洗腳而已」，並提出可能是指比較徹底的清洗，故特意在日記中記下。

《魯迅日記》自一九五一年影印面世以來，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本書的後記「醉心於魯迅日記研究的人們—魯迅日記研究簡史」對此作了學術史的回顧和梳理，起到了索引和延伸閱讀的作用。應該說，每個人心目中的魯迅都不一樣，而魯迅日記的讀法也有許多種，《日記的魯迅》只是其中之一，但無疑是極有價值的一種，讀完全書之後，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從字裏行間站立起來，而這樣的魯迅，不但更加日常、親切，也更容易為今人讀懂。

【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