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修長城嗎：清前期的北疆局勢與長城建設

相比明朝，清朝疆域拓展甚廣，北方草原地帶、西域、吐蕃故地以及臺灣等地皆隸於清朝版圖。清朝邊疆的拓展，奠定了如今中國疆域的基礎。到乾隆朝時，清朝實現了大一統，明代時“九邊邊鎮時時邊警”的局面已一去不復返。也因此，大家在討論清朝邊疆政策時，多認為清朝是不修長城的，因為長城是農耕政權對遊牧政權的防禦建築。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從諸多史料中找到清朝維修長城的依據。清朝不大修長城，一個原因便是明朝已大修了長城，而長城並非立刻崩塌，清朝也確實不用大規模修長城。但是，清朝對長城的維修是有的，甚至在某些時段還新修了長城。

中國古代對長城有不同的稱謂，例如邊墻、塞垣等等，明代主要稱長城為邊墻。長城的稱謂很早就有了，而明朝君臣很忌諱說自己修長城，原因便是秦始皇大興土木、民怨沸騰，這也是秦朝滅亡的原因之一。至於孟薑女哭長城這一故事，明清時在民間流傳甚廣。

到清代，清朝皇帝更加忌諱說自己修長城，一方面，清朝皇帝會強調明朝修長城，那是耗費民力的無用之舉，是明朝君臣“視野短促”的體現；另一方面，清朝皇帝會宣揚自己不修長城、以藩部為屏藩，治邊之功不僅超越明朝，就算同漢唐相比也不遜色。例如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巡幸塞外時提到：“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也。”康熙帝這段話顯然是沒問題的，漠北蒙古歸附清朝，也正是體現了康熙帝的“德”，但“德”不是對所有藩部都起作用。

有學者認為，“清朝對邊疆地區控制的程度如何，歸根結底取決於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力量。”離開強大的國力和軍力，僅僅靠德來實現統一是有困難的。以恩為主、恩威並施，才是清朝邊疆治理的主要特點，即“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一方面對於主動歸附的邊外部落，通過封賞、聯姻、年班等方式，確立其對清朝的臣屬關係。如順治帝所言：“我國家世世為天子，爾等亦世世為王，享富貴於無窮，垂芳名於不朽，豈不休乎。”另一方面，清朝通過組織八旗、蒙古、綠營聯軍，對同清朝為敵的邊外部落予以堅決打擊，維護清廷的絕對威信。如乾隆帝所言：“夫天朝之於外番，恭順則撫恤之，鴟張則討滅之。”

長城繪畫

青海蒙古威脅和甘肅邊墻建設

在清朝統一藩部之前，清朝統治者發現僅靠德是無法實現統一的，甚至無法讓藩部不再侵擾直省地區。如果清朝皇帝沒有下定決心對藩部侵擾直省的行為痛加懲創，那麽只能採取保守的守勢策略了。

在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臣服清朝之前，青海蒙古實際上對清朝甘肅地區並不友好。在順治朝，清朝西北第一大邊患，不是明代的瓦剌和清朝的漠西蒙古，而是位於青海地區的蒙古諸部。清初，甘肅地區不間斷的面臨青海蒙古的侵擾，彼時的甘肅地區甚至不如明末時甘肅地區穩定。例如順治十三年，清朝下諭厄魯特部落巴圖魯臺吉、土謝圖巴圖魯戴青等人，提到：“乃數年來，爾等頻犯內地，劫奪馬牛，拒敵官兵，率領番夷，威脅搶掠督撫按屢經奏報，即行遣官曉諭，爾終不悛。”又如三藩之亂和王輔臣之亂時，青海蒙古“邊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進剿河東，乃拆毀關隘，襲執官吏，與官兵會戰，永固城副將陳達戰歿……”可見甘肅地區成為清朝邊患的頻發地。也因此，清朝不得不繼續使用和維修明長城，以防禦青海蒙古。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蠭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宼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邊墻，以限內外。”這段長城在甘肅西南方向，而明代甘肅長城主要在東北方向。

到了雍正年間，青海地區發生了羅蔔藏丹津之亂。羅蔔藏丹津是固始汗的後裔，一直都想學習他的祖父固始汗，當青海蒙古和西藏的聯合首領。奈何彼時青海蒙古已歸屬清朝，且清朝也不想讓他當青海蒙古的唯一首領，所以，羅蔔藏丹津便橫下心決定跟清朝翻臉，“羅蔔藏丹津誘眾犯邊”，攻打清甘肅的西寧等地。但是，羅蔔藏丹津並沒有足夠的威望來號召青海蒙古諸部落，最後，他被清朝打敗逃到了漠西蒙古。

清朝此戰雖然獲勝，但是對青海蒙古攻打甘肅沿邊的舉動十分明白，即如果不修建防禦設施，難保下次再出現戰時亂，甘肅地區不會再受沖擊。於是，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請於西寧之北川邊外上下白塔之處，自巴爾托海至扁都口一帶地方創修邊墻、築建城堡”。此後，雍正帝批準年羹堯的建議。“創修”二字，說明彼時清朝不僅維修邊墻，也根據時局新修邊墻。修建長城（邊墻）不僅可以隔絕藩部和直省地區，在戰時還可以起到軍事防禦作用。

陜甘三邊長城維修

在青海蒙古威脅甘肅地區的同時，漠西蒙古也在蠢蠢欲動。乘著清朝忙於平定三藩之亂之際，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統一了漠西蒙古內部並征服了周邊哈密等地。一時間，噶爾丹統治下的漠西蒙古，有了明代瓦剌的氣勢。此時，由於哈密距甘肅已不太遠，且被噶爾丹擊敗的漠西蒙古部眾開始動遷到甘肅沿邊地區，如現在的阿拉善地區，清朝不得不去接濟這些困頓的蒙古部落。一時間，甘肅地區不僅要面對青海蒙古的侵擾，還得預防阿拉善地區蒙古部落生變，以及漠西蒙古軍隊從哈密東侵。康熙帝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當時，雖然噶爾丹表面上跟清朝維持著和平關係，但是康熙帝和甘肅的官員知道，不斷強大的漠西蒙古可能成為清朝的威脅。康熙十六年，甘肅提督張勇上疏提到：“臣等竊思噶爾丹乃北厄魯特之酋長，兵馬眾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宜嚴飭守汛官兵防護。”《秦邊紀略》一書中，把噶爾丹類比為西漢匈奴冒頓單於這類梟雄，提到噶爾丹逐步統一了西域諸部落，“控弦之士數十萬，錯雜塞下之夷，率皆頓首稱臣，望風從命，嗚呼可懼也已！夫遠有冒頓之禍，近有門庭之寇，茍任捍禦者狃於無事，不免棘門、灞上之不戒，則西陲之憂曷有已哉。”康熙帝並不是沒意識到漠西蒙古的強大，但是必須先全力平定三藩之亂。康熙二十年，在清軍的四面圍攻下，雲南昆明最終被攻克，三藩之亂基本結束。康熙帝才開始騰出手來關註清朝的北部邊疆。

彼時，統一漠西蒙古之後的噶爾丹也開始把目光轉向東方。兩個強大的政治實體，各自忙完了內部的事情，開始更加關註彼此的舉動。噶爾丹不想只做漠西蒙古的首領，康熙二十七年，他乘著漠北蒙古的內亂，領兵東侵，佔領漠北蒙古，造成了漠北蒙古的混亂。清朝派去同俄國談判分界事宜的使臣無法經過漠北蒙古去俄國，最後不得不把談判地點改在了尼布楚。噶爾丹的東侵，不僅造成漠北蒙古被噶爾丹佔領，也造成清朝在同俄國談判時處於下風，於是清朝在簽訂《尼布楚條約》時不得不再對俄國略作讓步了。《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不僅清朝得以騰出手對付噶爾丹，也使得俄國不敢貿然支持噶爾丹，不然談判得到的果實前功盡棄。

康熙二十九年，噶爾丹還是侵入了漠南蒙古，達到漠南蒙古的烏蘭布統，距離北京只有四五百裏，對清朝來說已經是肘腋之患了。彼時，康熙帝也下定了決心，領兵親征。後來，噶爾丹的駝陣為清朝大炮所破，噶爾丹在烏蘭布統被擊敗，狼狽逃走，但此後幾年依然是清朝北部邊疆的一大隱患，對漠北蒙古和甘肅地區依然造成威脅。因此，康熙三十三年，清廷決定大規模維修陜甘地區的邊墻。當年，川陜總督佛倫奉命巡查陜西三邊邊墻，之後向康熙帝匯報了邊墻的現狀和修建計劃：“臣奉旨查閱三邊，查陜西自肅鎮嘉峪關北邊，以至寧夏賀蘭山起處，俱系土築邊墻；自賀蘭山之勝金關起，至賀蘭山盡之平羅營，原無邊墻，以山為界……三邊墻垣，歷年久遠，坍壞已多，若不亟為修理，必致倒廢。但三邊遙遠，不能克期修理，勒限完工，請於明年漸次修補……從之。”彼時，清朝維修陜西三邊邊墻，正是為了預防噶爾丹的侵襲。康熙三十六年，噶爾丹病死，戰爭告一段落。

雍正帝不得不維修長城

雍正帝繼位之後，為實現其父夙願，解決清朝的西北邊患，決定分北路和西路兩路大軍西征漠西蒙古。此時的漠西蒙古，內部十分團結，軍力也十分強盛。雍正九年四月，傅爾丹率領的清朝北路軍精銳，在和通淖爾中漠西蒙古之計，陷入漠西蒙古軍的重重包圍。此後，傅爾丹雖率領小部分清軍拼死血戰、沖出重圍，回到科布多，但損失慘重，“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

雍正帝在發布征討漠西蒙古的諭旨時，可謂是成竹在胸，甚至有滅此朝食的氣魄和自信。在得知清朝北路軍滿蒙鐵騎精銳慘敗而歸時，內心是十分沮喪的。因為西路軍遠在萬裏之遙，且以綠營兵為主，難以依靠，而京師和北方駐防八旗精銳亦在此戰中元氣大傷，康熙時在擊敗噶爾丹時曾建功的山西右衛八旗，在和通淖爾之戰時，“右衛駐防官兵陣亡566名，廝役陣亡526名，合計千人以上，”相比此前的雄赳赳氣昂昂，此時的雍正帝有點下不了臺，甚至有點心慌。

為預防漠西蒙古南下進攻漠西蒙古和中原地區，雍正九年十月，雍正帝命加強古北口、宣化、大同等地的防禦，並提到：“至於邊墻，年久倒塌而地當緊要者，亦應酌量修築，以肅邊境。著禦史舒喜，天津總兵官補熙前往，會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揚親往踏勘。”聯系彼時的時局可知，雍正帝命修邊墻，顯然是為了應對漠西蒙古的威脅。《清史稿》也評價：“雍正九年，令直隸疆臣修治邊墻，其古北、宣化、大同三處，鹹募兵增防。自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要隘，亦酌增弁兵。”“增防”一詞體現了彼時清廷對準噶爾在戰略上處於守勢，修邊墻的目的也是為了防禦。甚至，清朝還在長城沿線設立墩兵來瞭望和防禦漠西蒙古。例如乾隆十二年，山西巡撫上奏提到：“晉省墩兵從前因邊方緊要，每墩設兵一二名，今各墩在腹裏，自應因地制宜，酌量徹留，除樓子營所管石城等墩臺一十六座，俱設在邊墻或與邊垣附近……”可見，清朝不僅僅利用了邊墻這一建築用以防禦，還參照明代設立了墩兵，以起警戒作用。

總之，一方面我們應當肯定清朝在邊疆統一上取得的巨大成績，同時也要看到，清朝的統一戰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一旦面臨藩部地區的威脅，清朝便不得不學習明朝君臣維修邊墻以作防禦，而清朝皇帝對於自己修邊墻以保衛中原的行為始終是忌諱說出口的，更不願意大肆宣揚。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