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的歷史：陳橋兵變新探

作為趙宋代周的一次改朝換代的大事件，陳橋兵變歷來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同時又因為它極富戲劇性的情節而被歷代治史者反復琢磨、玩味。清朝詩人查慎行就作詩感慨道：“梁宋遺墟指汴京，紛紛禪代事何輕。……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遂罷兵。”[1](卷20《汴梁雜詩》，P565)近人對此更是多有論列[2-3]。鄧廣銘先生就在查慎行之論上進一步指出，將查慎行之詩後兩句順序顛倒過來更可見得陳橋兵變的真相：“正是因為後來的罷兵，才使得此前的黃袍加身案日益撲朔迷離而真象不明不白的。……事實上宋太祖卻能於黃袍加身後，使趙氏一家的統治延續了數百年之久，於是多少善於圓謊的史學家們對此事均多方加以粉飾，希圖蒙蔽後代的讀史者。”[4]在趙宋史家的諸般雕琢粉飾之下，流傳的史料大多向趙匡胤傾斜，以致後世治史者也往往循此路徑，以為趙氏在兵變之前就已承天順命、早得將士民心，兵變時又部署精準，立宋代周自是水到渠成之事。故而趙匡胤走向皇位的歷史，幾乎成為一部趙氏的“成功史”。然而正如鄧廣銘先生所言，歷史從來都是由成功者所書寫的，若我們一貫由著宋人“奉天承運”的書寫路徑來考究事件原委，就會被宋人牽著鼻子走。反之，若我們能夠懷抱一份警惕，從另外的角度，尤其是從“失敗者”的角度來觀察，考析史料中流露出的蛛絲馬跡，也許可以從中發現一派全新的圖景。

一

所謂陳橋兵變中的“失敗者”，即兵變之前趙匡胤的政敵。大多數的學者在研究陳橋兵變時，往往都對趙匡胤在兵變之前掌控軍隊和朝政的力度估之過高，事實恐非如此。王夫之就曾慨言道：“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為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間，況能以惠澤下流系丘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勛；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即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玄、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5](卷1，P1)王夫之之論，正確與否暫且不論，但足以啟發我們重新審視趙匡胤兵變之前的勢力。

首先，五代時期武將掌握朝廷政權的情形仍然繼續存在於後周政局中，而當時朝中最高的軍政決策者不是趙匡胤，而是韓通。韓通，並州太原(今山西)人，在後周的立國和發展中居功厥偉，被周祖“委以心腹”[6](卷446《韓通傳》，P13 968)，官至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是後周軍事體系中的最高統帥，權力至大，威信頗高。當時“周鄭王幼弱，通與上(趙匡胤)同掌宿衛，軍政多決於通”[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戊申，P6，可見韓通的地位要遠在趙匡胤之上。然而，韓、趙二人的關係卻極為不睦。韓通之子韓橐駝就覺察到趙匡胤的野心，並奉勸韓通早為之預備[8](卷1，P2)，甚至在兵變前要殺掉趙匡胤[9]，可見二者之間早已是形同水火。這樣一個位高權重的對手的存在，對趙匡胤無疑是最大的威脅。

其次，從趙匡胤兵變之後回軍的路上遭到的抵抗來看，其成功並非如詩家想像的“黃袍一著便罷兵”那般順利，而是頗為曲折。趙匡胤兵變回師，首驅陳橋門，吃了第一次閉門羹：“陳橋驛在陳橋、封邱二門之間。藝祖擁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不納，遂如封邱。”[10](卷6)到皇城的宣祐門外時，更為驚險，《夢梁錄》卷十四《忠節祠》載：“初，宋太祖受禪，駕自宣祐門入，守關者施弓箭相向，弗納，移步趨他門而入。”《隨隱漫錄》的記載可以與之形成互證：“太祖自陳橋擁兵入，長入祗候班陸、喬二卒長率眾拒於南門，乃自北門入，陸、喬義不臣，自縊死”，為國捐軀。從陳橋、宣祐二門的諸般抵抗來看，趙匡胤對禁軍的掌控程度亦值得懷疑。

再次，在朝廷同僚中，趙匡胤樹敵頗多。如鄭起：“顯德末為殿中侍禦史，見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範質，極言其事。質不聽。嘗遇上於路，橫絕前導而過。”[7](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亥，P111)又如楊徽之者，周世宗時即屢次上言提醒提防趙匡胤，後者即位後甚至將欲殺之，賴太宗說情才得以保活[8](卷2，P31)。另外，宰相範質聽聞兵變消息之後，“爪入(王)溥手，幾出血”，由此憤恨之態中也可以明顯看出對兵變極為抵觸[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P3)，即使在趙氏兵變成功之後，在羅彥環按劍脅逼之下，還“頗誚讓太祖，且不肯拜”[8](卷1，P3)。由此可見，兵變之前的趙匡胤雖然在朝政的掌控上有了相當大的優勢，但是遠遠沒有達到遊刃有余的程度，他的野心也激起了朝廷內外眾多人士的反感。所以，開封城內擁戴後周、抵觸趙氏的政治力量絕對不容小覷。

在宋人的正史“書寫”中，充斥的是勝利者的“奉天承運”，這些不和諧的反對之聲卻被有意無意地過濾掉了，只留下只鱗片羽在筆記小說中僻處於歷史的黑暗一隅，甚至逐漸由政治上的“失敗者”變為歷史中的“失蹤者”，消褪於人們的視野之中，明清至近代對這一群體的長期忽視即是證明。然而，這些失敗者的努力卻並不因這種忽視而消逝，通過對史料的艱苦考索，仍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當時政局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二

由於宋代史家在進行歷史書寫時的偏向，造成了關於這些“失敗者”歷史資料的缺乏，他們在當時的直接影響，已很難為後人所認識。史料的缺失，使我們不得不轉換視角，從“勝利者”趙匡胤所受沖擊的角度，加以側面觀察。其中，最突出的則是趙氏回師途中的行軍路線。

趙匡胤由陳橋驛揮師回朝，欲到達朝廷逼宮禪位，必須穿越開封城的三重城墻：外城、內城和皇城。陳橋驛在開封城北，入城之路以陳橋門最為便捷，故趙匡胤回師後直驅陳橋門。陳橋門是開封外城的北四門之一，趙氏在此遭遇到的第一次阻抗已如上述，不得已西行至封邱門，“抱關者望風啟錀”[10](卷6)，才得以入城。

接下來，趙匡胤領兵進入內城，走的是仁和門，史籍中有頗多記載：“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P3)，“乃肅部伍自仁和門入，諸校翼從。”[11](卷1)這是進城最為順利的一次。之所以如此順利，原因無非有二：一是仁和門守卒像封邱門那樣“望風啟錀”，二是在仁和門處早已有人接應。從封邱、仁和兩門守卒日後的境遇來看，第一種可能性可以排除：封邱門守卒在兵變成功後隨即被以不忠不義之名斬殺[10](卷6)，而仁和守卒則未見任何懲罰。如果兩者都是望風請降的話，趙匡胤沒有必要加以區別對待。如果是有人接應，接應者又是誰呢？兵變前夜，趙普等主謀者就已派軍使郭延赟告知城內的留守心腹、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審琦，要他們預為準備[12](卷1《受禪》P4)。從《太宗實錄》可知，石守信馬上部署兵士控制了皇城左掖門，而王審琦則極有可能前去仁和門接應。關於王審琦在兵變中的作為，不見存於史著，卻在兵變之後驟升為殿前都指揮使，如若在兵變之時沒有突出的作為，很難想像會有此快速晉升。另外，在兵變之前，趙匡胤的母親“杜太後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13](卷1《定力院搜索不得》，P83)，而定力院就位於仁和門側，趙匡胤不會不在附近安置親信保護自己的家人。當時的開封城內，能夠得到趙匡胤信任且有實力實行保護的，舍“布衣之交”[6](卷250《王審琦傳》，P8 816)王審琦無他。所以，趙匡胤率兵由仁和門入內城，是一場早有預謀的行動。

穿越仁和門後，大軍直驅皇城，由早已有人接應的左掖門進入：“時(石)守信宿衛內廷，聞變，登左掖門嚴兵設備，閉關以守……及(楚)昭輔至，守信啟關納之。”①

單獨考察趙氏入城經過的三座城門並無大意義，但是當我們把這三座城門的空間地理位置納入視野，就頗為耐人尋味了。

封邱門，又稱新封邱門，屬於開封外城北四門之一，位於東數第二門[6](卷85《地理誌·京城》，P2 102)；仁和門之名源自後晉，內城東二門之一，居南，居北者為望春門(又名和政，後改舊曹門)[5](方域一之一，P7 319)；左掖門位居皇城南門乾元門之東[14](卷1《大內》，P34)。如此看來，趙氏入宮，乃是由外城東面陳橋門轉向西面封邱門入城，又置近在咫尺的內城之北三門而不入，反而繞至東邊城墻，又撇下距離較近的望春門，再次舍近求遠，由內城東南的仁和門進入，足足繞走了半個開封城。在千鈞一發的兵變時刻，分秒的耽擱都可能帶來局勢的翻轉，趙匡胤為什麼會有這般奇怪的舉動呢？其間蘊含的正是親、反趙氏之間的力量對比。仁和、左掖門之外的其他守城者，不一定都是趙匡胤的反對者，但是他們顯然不是趙氏的心腹。陳橋門的抵抗已經給他敲響了警鐘，為了兵變的順利進行，他必須步步為營，避免激起這些敵人或潛在敵人的抵觸和抗擊。入城路線的迂回曲折，暗含著反對者力量在陳橋兵變中的體現。

三

趙氏反對者中最為後人聚訟紛紜的，當屬韓通。與趙匡胤“姓字且不聞於人間”不同，韓通在後周開國前後就跟隨太祖郭威南征北戰，功名赫赫，至陳橋兵變前已充任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由於都指揮使李重進長期駐外，實際上已是朝廷中最高的軍事統帥。兵變之時，韓通由內廷奔出，為趙軍先鋒王彥昇所殺，成為兵變中最為重要的一次流血事件。所以，韓通之死成為陳橋兵變中的一大焦點。而史書中對此事的記載，卻撲朔迷離，大致有下列三種說法：

第一，逃家被殺說。這是通行的、影響最大的一種說法，最早且權威的說法見於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於路，躍馬逐之，及於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並其妻子。”成書雖略早的《隆平集》對此僅寥寥一語：“彥昇先入，殺韓通。”所以，《涑水紀聞》的記載成為以後塑造歷史記憶的重要史源。又因為司馬光大政治家、大史學家的身份，使得這一說法得到廣泛的傳播，《東都事略》卷二九、《宋史》卷二百五十《王彥昇傳》及卷四百四十六《韓通傳》等均同此說。

第二，謀禦不成說。這一說法的最早記載是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韓通自內庭惶遽奔歸，將率眾備禦”，後遇見王彥昇被殺。《太平治跡統類》卷一、《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所載與之略同，《宋史》卷一《太祖本紀》也支持這一說法。

第三，抵抗至死說。呂中在《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二上雲：“上之入京也，韓通率眾備禦。”[15](卷2，P72)其他幾種史料記載則更為詳備：王鞏《聞見近錄》雲：“明日，陳橋欣戴，入禦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王楙在《野老記聞》中載：“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披甲誓師，出抗而死。”[16](P224)蘇轍《龍川別誌》卷上雲：(大軍)“入城，韓通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17](卷上，P71)於此可知，韓通是經過一番激戰之後犧牲的。

以上三種說法中，韓通之抵抗從無到有、從微弱到激烈，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究竟誰是誰非呢？從各書的寫作背景與特點來看，持逃家被殺說的三本史書中，《隆平集》是北宋官修《五朝國史》的草稿本；《涑水記聞》的寫作是司馬光為了編寫一部宋朝的當代史——《資治通鑒後紀》而作的資料匯編；《東都事略》則是南宋人撰寫的北宋史，所以三書都強烈地帶有書寫現代國史的意味。在這樣的寫作背景之下，美化本朝之開國史就成為它們共同的寫作傾向，所以韓通不和諧的抵抗行動就在其筆下被悄悄抹去了。

後兩種說法尤其是抵抗至死說，有力地挑戰了第一種說法，但也必須謹慎地加以解讀。《聞見近錄》等書的描寫固然驚心動魄，但這些描寫更加近於戲劇化了的情節，四庫館臣因此將其列入小說家類。其所記固有誇張，但又不能因此抵消它們的價值，四庫館臣評價《聞見近錄》時亦言：“所記朝廷大事為多，一切賢奸進退，典故沿革，多為史傳所未詳，實非盡小說家言也。”[18](卷140，P1 193)況且，主張抵抗說的王鞏、蘇轍、呂中、王楙等人也都是宋人，沒有緣由要編造故事來為本朝開國史抹黑。其他的一些記載也可以佐證“抵抗說”：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後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紿雲：‘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登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13](卷1《定力院搜索不得》，P83)王明清《揮麈後錄》則直言其中之“有司”正是韓通②；而“大搜索”一語，亦可見行動規模之大。而持“抵抗說”者也同樣遮蔽了另外一段史實，即他們為了突出韓通的抵抗，大多略去了兵敗歸家的段落。

綜上所述，韓通在兵變過程中的行動可以大致推知如下：聽聞兵變消息之後，韓通立即率領少數親信奔出內廷，準備組織抵抗，在通過左掖門的時候，路遇正在“嚴兵守備”的趙匡胤“義社兄弟”石守信等人伏弩阻擊，展開激戰，沖出重圍後，馬上派兵前去定力院搜捕趙匡胤家人，之後迎面碰上剛入城的兵變前鋒王彥昇，於是就發生了被追趕到家中、一門多死的慘劇。

韓通之死，往往被認為是王彥昇的獨斷專殺，可是若從五代宋初的政治走向整體來觀察，韓通之死絕非如此簡單。從種種跡象上看，韓通之死似乎是早有預謀。據陳保衡撰《故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節鄆濟等州觀察處置寺使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仍加食邑五伯戸食實封五百戸贈中書令韓公墓誌》記載，遇害者為韓通夫婦及其長子、二子、三子，而幼子(三歲)及四個女兒則未被殺害。王育濟先生就指出，從這種殺男不殺女、殺長不殺幼的行徑來看，更像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清除個別政敵的陰謀[19]。

從後來李筠、李重進相繼被滅的史實來看，韓通之死正是趙匡胤肅清後周時期異己軍事力量的開端。趙匡胤可以在政治上留存後周宰相範質這樣並不一心的前朝舊臣，以便安定政局及彰顯自己的“仁人”之心，是因為五代時期文臣地位的低下，不足以對皇權形成威脅；同時，卻絕對不會在五代武臣掌權的狀況下，容忍韓通這樣的軍事對手繼續存在。韓通不僅會在兵變時構成前進的最大阻礙，即使成功兵變、已獲大勝之後，也始終都是趙匡胤的股肱之憂。後來趙匡胤駕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遽命去之”[6](卷446《韓通傳》，P13 970)，就反映了他惟恐去韓而不速的真實心態。韓通若在，朝中的反對派就有了一個可以凝聚的核心，騎墻派也有了左右顧盼的資本，不僅後來的“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奪取武將軍權的計劃就只能是鏡花水月，就連自身的皇位是否穩固也甚為堪憂。加之開封城外還有李赟、李重進等軍事實力強大的反對派，趙匡胤必須盡力防止內外軍事勢力之間的可能聯合。從這個意義而言，韓通之死就成為一種必然。

韓通的遭際，可以視之為宋初一幹“失敗者”的縮影。由於歷史形勢的需要和輿論環境的塑造，這些“失敗者”的言行逐漸模糊不清，甚至淡出歷史的視界。

四

葛兆光先生曾以思想史為例，指出歷史的書寫往往是根據“後果”去追“前因”的，以至於我們遺失了思想史中被“減去”的另一面，歷史被越篩越少了[20]。政治史的研究也是這樣，在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之中，往往也是“倒著寫歷史”，努力為成功者尋找成功的理由，而“失敗者”的蹤跡卻漸漸減少，最終成為歷史中的缺席者。然而，離開了這一環，我們就難以觀察到歷史的全景。在陳橋兵變中，韓通等一幹抗擊者的事跡長期隱而不彰，甚至在新舊《五代史》中都不給他們留下只鱗片羽。也許恰恰是這些被遮蔽起來的歷史，可以彌補歷史中所缺失的那一環，還我們以歷史的全景。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