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待亡國之君的態度，為什麽會從善待變為斬草除根

中國的歷史悠久而漫長，產生了眾多大大小小的王朝。載與史書中的王朝更替，在今人看來，無非是書面上的一些文字。但今天的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種更替當時也許意味著天翻地覆，意味著戰爭、鮮血與火。

在王朝更替過程中，受到所謂天命轉移最直接沖擊的，莫過於末代王朝的皇族與他們的亡國之君。一提起前朝的亡國之君和宗室們，很多人腦海中不約而同的浮現起了一個詞，那就是新生王朝對他們的斬草除根。

但殊不知，在中國的歷史上，對待前朝的亡國之君，並不總是所謂斬草除根，對亡國之君們的態度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從從善待到斬草除根的漫長過程。

禹貢九州圖_圖

我國政治史上，有一個淵源久遠的禮制傳統，即二王三恪禮，有時也稱二賓三恪或三恪二王後，也可以單稱三恪、二王。此禮屬於賓禮之一，具體操作是由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對前朝宗室後裔進行冊封，授予王侯的名號，並且給予封國，負責對前朝宗廟的祭祀。二王三恪制度的實行，對於歷朝統治者有著諸多的好處。

首先，在王朝更替的過程中，掌握著大量資源的莫過於當時的皇族宗室們，他們的利益和生存與自己祖宗所開創的王朝共存亡，因此，他們往往是一個王朝最頑固的守護群體。如果新生的更替勢力想要取代這個王朝，逼迫的過緊，往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通過二王三恪制度，給他們一個保障和退路，往往可以減少更替過程中的阻力與傷亡，減少新王朝建立的壓力。

其次，通過對前朝後裔的善待，可以籠絡遺老遺少，拉攏人心，利於統治秩序的恢復與重新建立。最後，彰顯新王朝的正統地位。通過裂土封爵，將前朝具有號召力的亡國之君與宗室子弟置於新王朝的監控之下，有利於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二王三恪制度實行的還是很不錯的。

桀（？―西元前1600年），似姓，史稱夏桀_圖

商湯滅夏，將作為亡國之君的夏桀流放在了南巢，而夏桀的周圍保留著原來的近侍之臣，基本上維持了奴隸制社會時的貴族生活。周武王伐紂滅商，作為亡國之君的商紂王舉火自焚。但如果按照二王三恪，紂王的下場很有可能是和夏桀一樣的，這一點可以通過武王在紂王自焚後的嘆息與分封紂王二子為諸侯，允許他們裂土封爵可以看出。就算是到了後世所謂的暴秦統一六國時，秦始皇也沒有對六國原貴族進行屠殺，只不過對他們進行了遷徒與監視。

二王三恪制度施行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漢獻帝與曹魏，曹魏與司馬氏兩次政權交接的過程中。漢獻帝自即位後，漢家的天下便搖搖欲墜，等到曹丕顯露出野心準備取而代之時，漢獻帝劉協為了保全自己，配合曹丕完成了一場禪讓的大戲，曹丕封這位漢家的亡國之君為山陽公，食邑萬戶。同時，山陽公位在諸侯王之上，享受著極其高的禮遇，如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封地裏還可以奉漢朝的正朔，出行儀仗照如天子。這使得曹魏建立的過程中避免了大規模的流血，漢帝獲得了全身而退；同時還表明了曹魏政權的正統性，一舉多得，正好驗證了上文所提到的二王三恪制度的好處。

劉協（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即漢獻帝

等到四十五年後，曹魏國內的巨族司馬家按照曹丕的劇本重新翻拍了一遍這出戲，曹魏政權禪讓給了司馬家。而曹魏的亡國之君曹奐被封為陳留王，奉魏祀，在其封國內可以奉魏正朔，儀仗照舊依天子。需要註意的是，此時漢朝的山陽國依然存在，也就是說，曹魏都滅亡了，而二王三恪禮下的山陽國依然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二王三恪下陳留王曹奐和他的陳留王國可以說是待遇最好的。晉惠帝太安元年（302年），陳留王曹奐在陳留封國得到善終，享年五十八歲，晉朝還專門給他上謚號為元皇帝，後人稱之為“魏元帝”。國滅時還活著的亡國之君上帝謚，這在後世是萬萬不可想像的。而陳留王的封國在之後歷經東晉和劉宋。由此可以看出，在東晉以前的中國古代政治史上，二王三恪下的諸多亡國之君們所享受的待遇和後世的殺戮是完全不同的。

劉裕 （南朝劉宋開國皇帝）_圖

由二王三恪下的善待到對前朝亡國之君大開殺戒的轉變是何時開始的呢？

對亡國之君大開殺戒，開始於南朝宋武帝劉裕。劉裕代東晉而立，開創了劉宋，東晉的末代君主司馬德文為了全身而退，十分配合的完成了禪讓的儀式，同時，不等所謂的“三讓禮”開始，就直接從皇宮搬了出去。劉裕雖然一開始按照規矩封了司馬德文一個爵位，但最後還是派兵把司馬德文殺害，並對司馬氏痛下殺手，開了後世屠殺前朝末代君主與宗室的先河。

為何歷史的進程到了劉宋這裏，就不再按照二王三恪厚待前朝君主呢？究其原因，產生這種現象的核心，在於擁有皇權的家族和個人開始了轉變。先秦以前，一直到東晉世族時代，政治實際上是一種“貴族政治”，參與者都是有傳承的世家大族，政治的一個核心是“禮”，禮維護了最強大的家族，也是最高統治者的統治。同時，也讓所有政治的參與者有要有風度，不能只顧著利益。禮要求皇權的爭奪者們在血腥的競爭中要吃相好看，要有風度與禮節。

陳霸先（503年—559年），字興國，南北朝時期陳朝開國皇帝

但到了東晉的末期，社會的巨大動蕩讓世族、貴族們的輝煌開始逐漸成為過往。社會的動蕩，使皇權的爭奪者由貴族轉向平民、乃至兵痞流氓階層，統治藝術的內在核心“禮”在這一時期受到了極大地破壞。從此，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所產生的新王朝，很少有能按照二王三恪厚待亡國之君。

如劉裕的重孫劉準，升明三年（479年），被迫禪位於蕭道成。而就是這年五月，便被蕭道成殺於丹陽宮，終年十三歲。

蕭道成的後代蕭寶融被蕭衍逼迫進行禪位，但等到蕭衍即位以後，就立馬派人殺害，終年十五歲。

蕭衍的後代蕭方智禪位給陳霸先，陳霸先稱帝後，派兵殺蕭方智，蕭方智繞床而跑，邊跑邊哭，士兵轉了好幾圈，才把他一刀砍死，終年十六歲。

等到後來，周靜帝宇文闡禪位給丞相楊堅，開皇元年，便被楊堅派人害死，終年九歲。

最為淒慘的，莫過於宋徽宗與宋欽宗父子二人。在靖康之變中遭受著無比的屈辱，又被流放到苦寒之地悲慘的死去。

因此，中國歷代王朝按照二王三恪對前朝末代君主由善待到變為斬草除根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之所以產生這種轉變，還是在於皇權的爭奪階層的轉變。二王三恪禮產生於貴族政治時代，有利於維護新生政權的統治，當其生存的土壤發生轉變，皇權爭奪過程的殘酷性增加，便自然而然的決定了斬草除根存在的必然性，也宣告了此後絕大多數亡國之君們的悲慘命運。

文：李光彩

參考文獻：《二十四史》